重慶的冬天，比較陰冷，或者說，是把陰冷演繹到極致的冷。比如說我太太頭一回來重慶，記得戶外有12度，然後沒過兩天，她竟然生了凍瘡。北京則比較乾冷，小風兒殺氣騰騰，但是，重要的事情只說一遍，「羽絨服里莫要穿毛衣」，否則，一進屋你就像搬過磚一樣汗流夾背。波士頓還要不一樣一些，如果大冬天顯示有12度，還沒小風兒，然後又出大太陽的話，陽光直射半小時，能把你丫烤死。
家裡93歲老爺子的身體，新冠陽過之後感覺是一年不如一年了。2022年之前，一天能走一萬步，每天上街逛兩回，各種湊熱鬧，打望美女，樂在其中。陽了之後，每天走得了兩百米，趕緊停下來大喘氣，八抬大轎——我推的輪椅，馬上接駕。
這個冬天，左腳莫名腫痛，一個星期去了三回醫院，仍然查不出個所以然，似乎什麼都是好的，似乎好了一些，比如，不怎麼痛了，但是，仍然腫著。臘月二十九，我們老家的領導關心民眾疾苦，已經把老中醫帶來了家裡，看了一個多小時，開了藥，羅列了一些注意事項。
本來希望他的左腳可以和重慶的天氣一樣，在正月里好起來，現在看來，樂觀了一點，老祖宗講的「病去如抽絲」，不算瞎說。
大年初一的下午，太陽出來了，推著他去江邊逛了一大圈。一個固定打卡的地點，又讓他失望了，鎮上唯一的報刊亭，年初一不開門。老頭每天都要買報紙看，閱讀量巨大。亭子裡的老闆大老遠一看到老老邱同志，像打了雞血一樣衝出來：
「客戶你好，《環球時報》、《報刊文摘》、《新周報》，一共7塊錢。」
這個《新周報》，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個什麼報紙。
總之，大年初一這一天，精神食糧沒有買到，左腳仍然腫著。逛街逛到一半，革命的老同志已經在輪椅上睡著了。
我們小鎮上，有一條黃溪河，涓涓細流，在此地匯入長江。童年的時候，黃溪河不是細流，是一條小河，夏天河水會漲起來，淹沒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石頭，父親和母親會輪流攙扶我們過河去小學上課。
那個時候，母親是我的右腳，父親是我的左腳。現在，右腳已經永遠離開我了，左腳腫痛著。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老頭在輪椅上醒過來，說：
「他媽滴，還是美國人在搞鬼，又是貿易戰，又是病毒，又搞垮我們的股市，還把我的左腿搞成恁個樣子。」
如此這般，「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講述了一千遍的故事又講了一千零一遍：抗美援越的時候，美國人就用了氣象武器，搞得天天下雨，泥濘不堪，我們支援的物資，根本送不上去。我和我的老兄弟小徐第一次聽這個故事的時候，都表示沒有聽過，老頭並不在乎我們有沒有聽過，說，你們懂個屁。
如果按照時下有理不「槓」非君子，三觀不對盤立即拉黑的思路，我和我家90後這父子關係遲早得陷入僵局。
不過，大年初一這一天，天兒暖洋洋的，而且為了他的左腳，已經搞到我的左膝蓋又脹又疼，但是一切以歡樂祥和為主基調，我提出我倆一起演唱一首他最熱愛的《紅梅贊》。
「來，我先起個頭：
紅梅花兒開，
朵朵放光彩……唱！」
「紅梅花兒開，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萬朵，
香飄雲天外。
喚醒百花齊開放，
高歌歡慶新春來，新春來！」
老頭說：「不唱了，腳脹！」
我沒忍住頂了一句嘴，「要我說，你的這個左腳，肯定跟美國人沒得關係，只能叫『人窮怪屋基，瓦漏怪桷子稀』。」這是重慶言子兒，土話，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大約是說，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老是把自己不幸的原因歸結到其他因素上。
這下捅了馬蜂窩，90後在輪椅上大聲批評：「你們這些小崽兒，不讀書不看報，天天刷手機，遲早吃大虧。」
我再也不敢吭一聲，想想，我們不僅讀書看報，而且還辦過報，只是比較難搞，越搞越難，快要辦出神經病來了，只能作罷。
故鄉的長江邊放了很多免費的桌球桌，讓老百姓鍛練身體，老頭這兩年看到那些活蹦亂跳的中老年老頭老太，滿腔悲憤，羨慕不已。
他觀看了一刻鐘總結說：「中美關係，小球推動大球，桌球也是有過大貢獻的呦！」
如此這般，我又必須得承認，我家90後的三觀，似乎又並不偏頗。
我說：「我的老同事採訪過中美桌球外交的見證者，其中有一個細節，說是那個最重要的美國球員叫科恩的，是個嬉皮士，他在北京訪問的時候，突然向周恩來總理提了一個預案外的問題，他問周總理，如何看待美國的嬉皮士運動？周總理回答說，年輕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能會作出各種各樣的選擇，但最終他們都會選擇真理。」
大年初一的這一天，我講的這個小故事，說明我讀書看報，讓老頭琢磨了好久，表示很有意思。
回家的時候，我們住的這幢樓，進大門前有個小坡，外加一扇隨時自動關上的大門，推輪椅的人會非常不便，大門裡面，有兩桌打麻將的退休老太太，每天輸贏10塊錢左右，樂此不疲。
我推著老父親一到門口，總會有一個80歲左右的老太站起來，幫我們拉著門，幾個月如一日，我們說了一百多遍謝謝。
有一回我實在沒忍住：
「這個雷鋒老太是咋回事？又不是咱家傭人？」
老頭說：「哦，那是以前我們副縣長的太太呢。她年輕的時候，就是還沒嫁給副縣長的時候，有點經濟上的事，我就是負責偵辦的人，事情不大，都沒什麼錢，東西也退回了，我就找她談了一次，給上頭也匯報、擔保了，我讓她不要有負擔，好好工作。」
我說：「你擔保有個屁用。」
老頭說：「啷個沒得用，人家後來好多年都是先進，嫁的先生也很有出息，還當了副縣長，兩個娃兒都是大學生。有些事情，重一點，毀別人一輩子，輕一點，救別人一生。」
我說：「現在流行的話，槍口抬高一厘米，你聽得懂不？」
老頭說：「聽不懂，抬高一厘米鳥不是飛俅了。」
老太太有一天在樓下碰到我，說老頭的左腳腫痛哦，我說去看了一回，好像問題不大。老太很震驚，「還問題不大，你要高度重視，你們老頭是從來不說痛的人，他都說痛，肯定嘿痛！」
「以前反右的時候，你老爸的同事差點被打成右派，上面喊你老爸檢舉他，你們老頭說，這個人沒得問題，上面說，你不檢舉他，你就有問題。你們老頭說，『他沒有問題，我也沒有問題，其他無可奉告。』你老爸後來吃了不少苦頭哦，不過還好，最後兩個人都沒打成右派。」
如此這般，我們老頭的三觀是個什麼底色，「無可奉告」。
我在新年的時候幫他整理他讀的報紙，實在太多了，也找不到收舊報紙的人，只能堆在客廳的角落裡。有一天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連續有幾天的報紙，都折在同一個內容上：自由前進黨候選人哈維爾·米萊當選阿根廷總統、阿根廷股市狂飈、全國大罷工考驗米萊新政……
某一天輪椅出行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問題：
「你看得懂一個叫米萊的人？」
他雲裡霧裡：「啥子？」
我說：「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的新總統，他在達沃斯喊了一句口號：『自由萬歲，媽的。』」
老頭又想了很久，突然有點小興奮：「這個人值得研究哦。」
我說：「研究個屁，他是美國人的走狗哦。」
這回輪到老頭沒勁了：「那倒是，貨幣都用美元了。」
正是這個莫名奇妙的話題，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成為了我倆在逛街的時候偶爾可以聊聊天，互動一下的動力，事實上我發現，他根本就是前讀後忘記，但是似乎有什麼神秘力量讓他非常關心這個「瘋子」的一舉一動，事實上，還推動了我大量閱讀有關米萊的幾乎所有內容。
有一天經過銀行門口，我說：「米萊有一句競選口號，『我要炸掉中央銀行，這不是一個隱喻，這是字面意思。『要得不，瘋狂不？」
老頭說：「字面意思是個啷個意思？」
我說：「就是真的炸掉，或者，高度準確地說，叫摧毀。」
老頭說：「因為阿根廷通貨膨脹噻，民不聊生，錢不值錢，國民黨反動派倒台的時候，我們買他媽一斤米要幾捆錢。」
有一天刷短視頻，看到一個金教授，在台上講，南美洲總是提供教訓，非常高興米萊再次提供一個教訓。我把短視頻給老頭看，他看了一萬年，耳朵也聽不見，饒有興趣地貼在右耳邊聽了半天。
我說：「一分鐘的短視頻，你硬是看到我把三國演義都讀完了。」
老頭把手機還給我說：
「投機分子。」
我說：「你這個老公安思想不對頭哦。」
老頭說：「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啷個剛開始就下結論是教訓。」
老頭說：「投機分子的特點就是你把他帶到派出所，褲襠裡面來一腳，他該說的不該說的、真的假的全部說了。」
我忍不住笑起來，破例給他買了麥當勞冰淇淋。
老頭吃著冰淇淋跟我說：「你說的這個人叫啥子，我又搞忘了。」
「米萊！唉，跟你講話太累了，麻俅煩。」
「還有你說的那個經濟學家，叫啥子克？」
「哈耶克，算了，你吃冰淇淋，要化了。」
「哈耶克，米萊，人就是要學習，不學習要落後。」
老頭的甜食整完了想起來一個話題，說：「你曉得不，米萊這個瘋娃兒，以前是踢足球的，後來發現足球救不了國，去學經濟學，當總統，救國，我覺得了不起，年輕人要有報國救國的志向。」
我說：「那萬一他反而害了國呢？可能性不會低於百分之五十。」
老頭說：「對頭！同意你說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主席講的這個滄桑，就是不斷改革、不斷發展、不斷前進，這是必然規律。」
我說：「厲害了我的老頭！雖然不知道你說的是啥子。」
有一天晚上，有一個企業老總的電話，講了很大膽的思路，和現在熱衷的企業出海有關，我琢磨了半天說：「不急不急，三思而後行。」
老頭推開門進來，說：
「我覺得這個叫米萊的人還有一個特點，有點像重慶崽兒，做事情果斷，不拖泥帶水，你覺得呢？阿根廷這個地方，報紙上說的，叫做國難當頭。國難當頭的時候，容不得三思而後行。」
我說：「重要的事情說兩點，第一，不要半夜三更偷聽我打電話；第二，朋友要做大事，我先冷靜分析，不拱火，沒得錯。」
老頭說：「那是那是，我的聽力不好，沒有偷聽，是你講話聲音大。」
我在新年的晚上亂翻書，錢穆注《論語》，在「三思而行」下面，注曰：「事有貴於剛決，多思轉多私。」
黃溪河流入長江的地方，總是有很多人釣魚，我還經過一家魚具店，生意不錯，叫「忘不釣」，無語。
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我和朋友湯總去姐姐工作的絹紡廠玩，她的一個老頭同事嫌我們太吵，把我們帶到旁邊的魚塘釣魚，釣了一個下午，一條魚都沒釣上來，湯總沒耐心了，撲通跳進水裡，東遊西竄，冒出頭來說：
「日你媽裡面根本就沒有魚。」
要釣魚首先要確認水裡有魚，據說是芒格說的，反正魯迅肯定沒說過。我想哈維爾·米萊叫囂「國家是魔鬼發明的，上帝的制度是自由市場」，是不是他發現水下已經沒有魚了。
關於哈維爾·米萊的話題，在黃溪河邊，漸漸告一段落，天氣越來越暖和，老頭的左腳，慢慢有了轉機。甚至，在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我還預約了阿根廷的作者，為我們帶來「自由萬歲」的米萊後續的內容。
在我家90後那顆「什麼都是美國人幹的」的心裡，似乎，還埋著「真理萬歲」、「報國萬歲」的三觀。
我們還未到互相拉黑的程度。
臘月二十九的下午，去重慶巴南區的中醫院幫父親拿好中藥，想起明天就過年了，應該去南山看看母親。
天下著小雨，叫了輛滴滴專車，山路彎彎，開了一半，師傅說：「你定位在西南門，你要去的這個南山龍園小區，還有別的門不？」
我突然有點小尷尬：「師傅，我要去的這個地方，不是小區，是一片墓園，你要是不想去的話，我可以換一輛車。」
師傅說：「哦，這樣啊，下雨，天冷，沒事的，你去好也叫不到車，我在那邊等你。」
我在南山龍園的半山腰上呆了半個小時，把這一年所有的事都和母親講了一遍。雨越下越大，墓碑前放的白色小花，心事重重地散開來，像這一年無數個哀傷的碎片。
重新把花紮好，壓在一塊石頭下面，我說：「媽，我回去了。」
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說：「爸，我去看過我媽了。」
老頭說：「哦。山上還好不？」
我說：「山上有啥好不好。山上的人只希望山下的人好。」
他說：「那倒是，你看我這個左腳，南山也爬不上去，心有不甘啊！」
記得前年底母親在ICU里去世的時候，我還在國外，我的老同事去家裡告訴了他，幾個同事作好了所有準備，甚至連救護車都安排了，老頭聽了看著窗外，沉默了好久，回頭說：
「我曉得了，辛苦你們了。」
這是疫情三年他遭到的第二次沉重打擊。
2020年初，我的60歲的哥哥心梗去世。老頭有一周都沒怎麼說話，有一天突然問我一個問題，他說：
「文化人，問你一個問題，老公死了的女人和老婆死了的男人，都有一個特定的稱呼，但是娃兒死了的人卻沒有，是不是？」
我說：「沒有。」
邱兵，重慶巴南人，李植芳老師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