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最鮮明的特徵是補前朝之坑、挖自身新坑的螺旋循環。每一次改朝換代，都伴隨著對前朝滅亡教訓的深刻總結與制度糾偏；然而，這些補救措施在時間長河中成為下一輪危機的根源。漢初補秦代暴政坑。然諸侯坐大釀成七國之亂，後轉向中央集權、鹽鐵專營，又挖出外戚宦官干政與土地兼併的新坑，東漢遂亡...

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從張愛玲、張大千、杜月笙、胡適之、錢穆、李政道、梅貽琦……他們的職業身份、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他們離開的理由也各有側重，但他們的選擇背後，都折射出一種超越常人的「嗅覺」。這種嗅覺，是一種對「不對勁」之處的本能警惕，是對某種可能降臨的壓抑、不自由、不真實、不確定性空氣的提前捕捉。今日回望，他們的「嗅覺」是否正確？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味道」，後來成為了無數人真切經歷的窒息感與痛苦。

在民國知識份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49年6月，錢穆自廣州赴港，臨行前拜會陳寅恪，陳寅恪勸留錢穆，錢穆云：「君博古通今，可有觀渡江文告？」陳寅恪不語。錢穆赴港後創立新亞書院，1963年，新亞書院與其他三校合併，命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最後一班飛機，中央研究院學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學人精英，一來捨不得，二來不相信離開了中國，可以繼續他們的文化和科學事業。三來最重要的是，他們更相信毛澤東會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飛機座位空蕩蕩，傅斯年和胡適看見了，悲哀至極。

錢穆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林安梧教授答"有關余英時現象"的反思記者問：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今(2021)年8月1日於美國普林斯頓寓所仙逝了。8月5日消息批露後，這一段時間引發了很多有關余英時先生的各種...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向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沖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衝上去就打了這個畜生兩個耳光。這下可闖下了滔天大禍，在紅衛兵大喊著「蒙鬍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沖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

大師們批駁共黨完全出於高超的鑑別力。陳寅恪讀完原文《資本論》馬上就知道馬主義是什麼貨色。毛澤東、習近平忙著奪權保權，資本論也說不出一二三。

1949年，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5月，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而錢穆卻從毛澤東的那篇《共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看出了端倪，決意離開大陸，轉赴香港。

傅斯年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為什麼選擇留在大陸呢？我們或許能從吳宓的日記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說，自己「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認為「父母之邦，不可棄也」。那時，吳宓不知道中共將給他的故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無法預料自己將為留下的決定，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到1974年「批林批孔」時，飽經政治迫害的吳宓堅持不肯批孔子。他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