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習近平上台後，尤其是2020年以後，中國兩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會期由兩周縮短到一周，兩會的象徵性更大於實質作用。雖然兩會向來被譏諷為「橡皮圖章」，兩會代表向來以提不專業的意見、只知道舉手而臭名昭著，但跟以往相比，現在他們更甘心以演員的身份自居。今年的兩會，更是取消了總理記者招待會。兩會已經徹底淪為了「傀儡兩會」。
我對中國兩會的觀點受到人類學家格爾茲的著作《尼加拉》的影響。和政治學家的國家理論相比，格爾茲提出了人類學的國家理論版本。通過對峇里島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格爾茲提出了「劇場國家」理論，這種國家並非沒有權力、暴力，但絢麗的儀式構成了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峇里人把政治權力通過展演儀式的方式，把國家塑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劇場。格爾茲的觀點的重要性在於，他描述了一個現代國家出現之前的前現代國家形態。讀過這本《尼加拉》，你會驚訝發現，中國就是一個當代尼加拉——一個靠周期性地舉行政治儀式來獲取名義合法性的前現代國家。
作為儀式的兩會和古代北京祭祀典禮對比——殊途同歸的儀式性
北京自1153年海陵王遷都至今已有870年建都史，作為歷朝歷代的權力中心，這座城市處處充滿了政治符號。城市中央的人民大會堂是中國每年兩會的舉辦地，而人民大會堂東南3公里處的天壇，是北京明清時舉行國家儀式的「九壇八廟」中最重要的祭壇。天壇和人民大會堂這一古一今的兩組建築，是了解今日中國政治制度的兩把鑰匙。你會發現，形似「議會」功能的人民大會堂，跟天壇承擔的社會功能差不多。
通過兩會代表委員的構成與北京古代壇廟的對比，可以看出一些相似之處。
坐落在城市四個方向的是天地日月四壇，冬至日在天壇的祭天儀式更被列為明清兩代國家最重要的三個節日之一，皇權受到天地日月、五嶽四瀆的默許和庇佑，蘊含了君權神授的合法性隱喻；先農壇和先蠶壇坐落在南城和北海公園內，分別祭祀農神和蠶神，代表的是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占社會構成九成以上的農民和從事家庭紡織的婦女，體現了古代中國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在今天人民大會堂北側、天安門西側的社稷壇的祭祀對象則是社稷神，它以五色土的形式向國家遼闊的國土致敬。
再看看中共操縱下產生的兩會代表。以2023年兩會代表委員的人員構成為例（2024年也差不多，就不更新數據了），去年人大代表共有2977名，分屬35個代表團，其中2696人分屬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這次政協委員共有2172名，分屬34個界別，包括10個黨派的544人、8個人民團體的314人，此外還包括文藝界、學術界、行業界、宗教界、少數民族界等界別。並且，在本屆人大代表的篩選上，還特別強調了少數民族代表、婦女代表、基層代表的占比。兩會代表委員的這樣一個分類體系雖然沒有窮盡細枝末節，但也在社會分層上以階層的方式，以象徵性的方法大體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民。
通過對比，顯見中國兩會代表的構成與北京古代壇廟設置的關聯之處——來自不同省份的人大代表取代了社稷壇的功能，成為了五色土背後隱喻的四方之民；代表手中的選票取代了對天地日月的祭祀，成為了政府合法性形式上的來源；工業的興起，也讓近代中國發生重大的變革，社會開始出現廣泛的分工，農民和織女開始不再作為社會的主體階層，不同身份、民族、性別、職業的代表委員，則取代了先農壇和先蠶壇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儀式
近代以來，民權和科學興起，皇權和神權旁落，對人的重視取代了對天地萬物的自然崇拜。有著啟蒙運動作用的新文化運動，將民主和科學傳入中國，從此人本主義取代了神秘主義，共和時代議會的社會功能取代了帝制時代祭祀的社會功能——以皇權為核心的祭祀儀式落下帷幕，以人民權利為核心的議會登上舞台。
1914年冬至，袁世凱成了中國最後一個到天壇祭天，並試圖通過祭祀儀式塑造合法性的政治人物。此後，無論是北洋政府的議會，還是國民黨政府的國民大會，或是中共的兩會制度，都通過以人為主體的議會選舉來塑造政權合法性，那種藉助祭祀來宣示統治者「天命」的做法被中國文明徹底拋棄。
共產黨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其來源也是代議制，但是其議政功能基本喪失，卻取代古代的祭祀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儀式。今天，藉助「充分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意願」的兩會代表，中共打著如意算盤，期待兩會成為構築當代中國政權合法性、人民認同的舞台。但歸根結底，兩會和祭天所傳遞出的實質，都是一樣的儀式象徵性功能，而非當代民主國家的立法機關所具有的立法、監督一類的政治功能。神仙不見了，但中共藉助這種虛偽的兩會代表的代表性，或者說是象徵性，塑造了另一種類似祭祀的政治儀式。兩會本應有的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積極角色，則完全闕如。
當代的代議制民主的特點是不同政見的表達，拍桌子瞪眼的爭論是議會上的常見景象，即便是文明的辯論，也免不了唇槍舌劍；而在中國，議會的政見交流功能完全不見，兩會的儀式象徵性占了主角，兩會成了中國表達社會團結、塑造政權合法性的儀式性舞台。不同政見的中國被隱藏在水面之下，兩會傳達出的聲音是一致的、「團結」的。觀察中國兩會，這種儀式象徵性不應被忽視。在近年中共倒行逆施的舉措下，儀式性已經成為中國兩會的唯一顯要特徵。
兩會的感官衝擊
這裡換個表達方式，用筆者觀看中共官方宣傳時的親身感受來對兩會做一番感性描述。2023年3月13日中國兩會閉幕後，3月18日晚，中國官媒央視新聞頻道放映了紀錄片《春天裡的盛會——2023年全國兩會時政紀錄片》，對這十天的兩會做了回顧，我在一家麵館的電視上收看了這個節目。忽然，我呆住了，對著電視目不轉睛——這部紀錄片與新聞頻道往日的專業化新聞大不相同，搭配著激昂的背景音樂，還有對著領袖一呼百應的畫面，看起來像是朝鮮式的電視片，讓我完全看呆了，在麵館這樣的世俗場所收看如此嚴肅和肉麻的電視片頗顯尷尬。這種對比反映了作為儀式的兩會的一些特徵——兩會是神聖的而非世俗的、被建構的而非自發的，甚至是有些前現代的。中國媒體將兩會塑造成了一場神聖的儀式性政治活動。是的，與其說兩會是所謂「政治制度」，不如說是一場戲、一個大劇場——另一場祭天儀式。
1911年辛亥革命顛覆了中國的皇權時代，當代的中國，仍能從古代中國找到影子。無古不成今，百年來中國有的變了，有的仍在延續。從天壇祭天到兩會制度，變的是對人的重視——真人取代了神仙，不變的是中國政治活動中藉助儀式、藉助象徵性塑造合法性的做法——對儀式象徵性的運用貫穿了古今。古代中國皇帝奉天承運，治理天下；今天的中國政府邀請「人民」從四面八方趕過來參加儀式，假裝著中共在「奉人民」的委任，治理「天下」。
傀儡兩會無法提供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毫無疑問，不論是祭天儀式，還是中國的兩會，或者是世界各國的議會制度，都是塑造政權合法性的程序性行為。但是，中共顯然知道，虛偽的兩會無法證明中共的統治是被人民默許的。正因為心虛，所以中共故意用人民大會堂的富麗堂皇、警戒隊伍的聲勢浩大等等儀式性手段凸顯兩會的隆重，以便從儀式感上對兩會的虛偽性進行彌補。而民主國家的議會往往看上去是簡陋的，大部分也是允許老百姓旁聽的，正因為民主國家的代表是公民投票選出來替選民議事的，所以那些儀式性的花架子都成為不必要。
1978年以前，中共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合法性來源，1978年後則以經濟增長基礎上的政府績效為合法性來源。今天，隨著經濟轉入低增長，政府績效沒了，黔驢技窮。歸根到底，塑造合法性的做法則轉移到了說教的強化上。正如王滬寧最近那段邏輯錯誤的說辭「只有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一樣，中共為了塑造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而圓謊的說辭，陷入了空洞的邏輯自證，終將變成空中樓閣。
考察近些年中共提出的政治理念，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這些理念大多以強制認同為核心和導向——認同理論、認同制度、認同道路、認同中央、認同領袖。中共在不斷創造著新詞，引導公眾的思維陷入他們的敘事中。二十大中共又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創新來實現人民認同的固化。本屆兩會又大力宣傳一個怪誕名詞「新質生產力」，用來掩飾中國的經濟敗局。政治學者吳國光的觀點值得提及——用「宏大敘事」忽悠百姓。
社會學家周雪光用「一統體制」描述中國的治理模式，提出中國政府用周期性的儀式性活動，如閱兵、軍人疊豆腐塊被子等，促使民眾產生順從權威的趨勢，鞏固中共自身的合法性。顯然，兩會已經淪為了這種儀式性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和古代皇帝在天壇等祭壇祭祀一樣，成為了中共鞏固自身權力的工具。同樣，這種周期性的「傀儡兩會」，以及不斷提出的塑造認同的虛偽概念，也是中國「一統體制」的一環。
結論：王朝式儀式作秀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敗筆
當今的中國，雖然社會在多個領域蘊藏著危機，但從人大的幾場投票結果來看，代表們對兩會的儀式作用心知肚明，作為儀式中的演員，演出也很賣力，完全達到了宏大作秀的效果。但顯然，這種靠儀式性表演表現出的認同，存在著巨大變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既沒有民意做基礎，又沒有政府績效做支持的情況下，這種徒費國帑的宏大表演也將難以維繫中共獨裁統治的合法性。
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是現代政治體制，中國要想發展，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擺脫這種虛偽的兩會，走向民主化。用祭天儀式忽悠百姓，並非沒人看不穿。中國式的政治體制不具有任何發展模式上的吸引力，沒有民主制就沒有一切。天壇和人民大會堂，這兩座相距不到三公里的建築昭示出的中國政治，百年來只是換湯不換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