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我印象最深的新聞，不是高考作文，也不是各地為了防止作弊推出的新手段，而是有好心人幫助一位河南商丘的考生吃了午飯。這位考生為省錢而捨不得吃午飯的困境引發了網民的關注。
據後續媒體報導，這位考生是一個孤兒。他是靠著親戚的接濟和政府各項補助才讀完高中，高考這天，他在附近一家自發為考生提供免費午餐的飯館吃了午飯。在休息的時候，有網友發現他的情況，又幫他買了一份盒飯。
在被愛心人士感動之餘，我也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等待這位貧窮考生的將是更晦暗、模糊的未來，他努力學習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寒門再難出貴子」的感嘆已經縈繞很多年，「高考」已經很難創造人生奇蹟了。
黑袍、藍袍，最終都是黃袍？
【圖略】2007年4月8日，在北京工作的農民工們正在排隊準備上班(AP Photo/Elizabeth Dalziel, File)
2024年高考報名人數是1353萬，再次創下歷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413萬是復讀生，這意味著有三分之一的人對去年的考試成績不滿，想考上更好的學校，競爭更加慘烈了。
張雪峰是現階段排名第一的人生導師。高考前，他填報志願的指導課程，最多賣到接近2萬元一人。「填正確的志願，相當於多考幾分」是很多父母的想法，但是這樣的認識，只是內心慌亂的表現。在AI興起的背景下，家長更加迷茫。
就業導向，在如何填報志願的討論中徹底占據統治地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焦慮的終結，而是相反，因為大學畢業就業越來越難。智聯招聘公布的數據，2024年普通本科院校碩博畢業的offer獲得率只有33.2%，三年前疫情嚴重的時候，本科就業困難，政府推行碩士擴招政策，現在到了「結帳」的時候了。
「大學高中化」，不只是管理風格的變化，也是「學制」上的尷尬，因為大部分本科生都會準備考研，大學教育也就變成新的應試教育。
2002年我讀碩士的時候，學校文學院40%的碩士錄取的都是山東考生，我記得當時一位院長深表憂慮，甚至想限制來自山東的生源，在他看來，本科生太熱衷考研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意味著「應試教育的延長」。但是，大規模考研，現在不再是「山東特產」，而是普及到全國。
10年前，「全宿舍保研」的新聞經常見諸報端，如今人們已經不感興趣，因為碩士畢業不再成為值得誇耀的事，相反，它可能意味著境遇更慘。前述的報告顯示，普通本科院校碩士畢業生的「offer「獲得率比本科生還低。網上有人舉著橫幅，「考不上我們在工地等你，考上了四年後在工地等你」，或者「黑袍、藍袍、黃袍」（對應的學士服，碩士服和美團騎士服）的段子，是一種調侃，但是它們流行起來，確實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轉折：以就業為導向的高等教育遭遇了最直接的打擊。
【圖略】抖音上流行的「我在工地等你」的視頻截圖（網絡圖片）
「考公上岸」：新的階級躍升
【圖略】1997年，上海公園裡舉辦的徵才會（REUTERS）
「獨木橋」是「高考時代」的關鍵詞，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是過了橋大概率就是一片坦途。在新考試時代，「上岸」是第一關鍵詞。「獨木橋」之後，你可能還在水深火熱之中。
很多人稱考研成功為「上岸」，但是真正配得上這個詞的是「考公「。在絕大部分父母和學生看來，考取公務員才是當下唯一有決定性的考試。就在高考前，一位武漢大學碩士畢業生，因為無法適應偏遠地方的生活，而放棄進入甘肅小城嘉峪關體制內工作的機會，引起輿論譁然——絕大部分人都譴責她。
一方面，人們被她的言辭所激怒，她把進入體制內工作稱為「賣身」「當奴隸」，這對那些立志當公務員的人來說是一種靈魂拷問；而另一方面，嚮往體制內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人們必須排除她發出的「雜音」。
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最意味深長的轉折。20年前，中國剛剛加入WTO不久，社會上有無數的機會，很多體制內工作的人選擇「下海」，因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個人能夠成就自我，獲得大量財富。而最近幾年，即便是在浙江、廣東和福建，考公務員也成了年輕人的第一選擇。
前些年人們在爭論高考是不是階層躍升的手段，共識當然「不是」，因為高考不再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實際上，真正的「階層躍升」是考公務員。在中國，按照最嚴格的關於階級的定義，「公務員」也是真正的新階級，它意味著加入統治集團，即便你是這個集團內部的底層，仍然擁有高於其他人的特權。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建議我們不要入黨。「即使你選擇入黨，也不要幹壞事」。碩士畢業的時候，學校突擊發展黨員，但是應者寥寥。
「考公」當然是高考的延伸，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在內在精神上，「考公」是對高考的「滅殺」。中國在1905年廢止了科舉考試，不再把考試和從政當官聯繫起來。此後不管是在國民黨還是在共產黨時期，高等教育都有某種獨立價值，對知識的興趣背後有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社會」不斷發育的過程。
但是，「考公」的興起，實際上意味著一個新科舉的到來。這個考試要求資質（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學歷），也講究身份（黨員優先），而且考試成功就意味著進入特權階層，這是中國獨特的「身份政治」。「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收縮的進程。
1990年代中國高考進行了一次改革，國家不再「包分配」，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1996年國家開始「自由擇業」試點，到1998年徹底取消大學畢業包分配工作，也是在這一年，大學開始大規模擴招。我還記得1997年讀大學時，周圍鄰居投來異樣的眼神，「國家不包分配讀大學幹嘛？」
那時候讀大學有一點忐忑，但是也有更多期待，很快人們就會發現，「自主擇業」背後是真正的自由。不再有人為你安排人生，你必須對自己負責，這就造成一個流動的社會。此後的二十多年，「自由」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
「考公」取代高考成為最重要的考試，某種意義上相當於回到1990年代高考改革之前。當下的「考編」，就相當於1980年代的高考，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有什麼興趣，你的未來都會「交給國家」，聽從分配。這是一種「逆流」：更多依附和「安全」，也更少自由。
現在那些選擇考公務員的年輕人明白這一點。前段時間看到一篇報導，講幾個報考西北偏遠地區編制的河南年輕人，他們心中想的是，「期待退休後的自由生活」——他們依然知道自由是美好的，只不過選擇了放棄。但是，他們不明白的是，「體制化」不僅意味著有保障，也意味著放棄人生的自主性。那個不去嘉峪關的武漢大學碩士的感嘆是正確的，但是她的聲音非常微弱，註定被淹沒。
文科無用論和價值迷失
【圖略】2024年6月7日星期五，北京，學生們在上午高考結束後離開考場。(AP Photo/Ng Han Guan)
「考公」繼承了高考，也「抽空」了高考。過去很多年，每年高考季，媒體都在討論高考的意義，今年不再有人討論，也很少有媒體組織作家寫高考作文，甚至很少有人討論高考作文——在這個意義上，「高考」可以被確診為「死亡」。
過去我是高考的「擁護派」。我老家是一個高考大縣，從6月開始到7月，你在縣城閒逛，每天都會聽到人們在談論高考。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從縣城到村里，看到三個升學宴現場。我打聽了一下，有一場考生只是考了普通的「二本」院校，家人也歡天喜地為考生慶祝。
這當然也是異化，因為太多人都在辦升學宴。但是，考上大學要慶祝，這裡也有真正動人的東西。對鄉村子弟來說，即便不相信考試和讀書能夠改變命運，也對「離開故鄉」「去往遠方」有著期待。見到那些年輕人，我總會勉勵他們，絕不會告訴他們「讀了大學也沒用」。
不是在比喻意義上，而是在事實上，我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從落後的中部鄉村，到了大城市。我那些農家子弟同學，其中有人當了律師、記者，也有人成了大學教授。
我們都是「文科生」，在1990年代的高中，我們很少關心就業，因為對未來的世界一無所知，無法「展開想像的翅膀」。我們嚮往的是「成為一個人物」，或者「改變中國」，至少也要改變家鄉。衡水中學有位同學曾發下誓言「我是來自鄉下的豬，要去拱城市的白菜」，作為他的「前輩」，我們沒有這麼粗鄙的想法。
儘管高考「應試教育的殘忍」是一個事實，但是我一直認為90年代以來的高考有美好的一面：數量龐大的年輕人，對知識和更大的世界有一種渴望。高考之後的大學教育，也一度給人美好的回憶：第一次旅行，第一次戀愛，第一次公共演講……我們得以學會成為一個「現代人」。
這種「非功利的」、有時候有點浪漫的部分，是高考中迷人的部分。讀大學本身就是美好的，這是90年代末高考生的普遍認知。人們相信讀書和考試都通往更大的世界，迷信名校，推崇留學，因為海外有更厲害的名校。
時代的轉折是全方位的。如今「海外留學」對年輕人不再是讓人驕傲的履歷，最近我甚至聽說有新聞機構招聘實習生，會直接排除有海外留學經歷的——這是新的「國家安全感「，但是又何嘗不是一種「世界和想像力的萎縮」，這距離真正的「讀書無用論」並不遙遠。
未來原本不清晰，但也因此而充滿可能性。如今未來卻變得似乎清晰了：送外賣（不讀大學也可以）或者考公務員，變成了兩極，但是人們的迷茫卻並未減少。
拜高考志願填報網紅張雪峰所賜，家長們普遍相信讀文科無用。這其實是「高考之死」的一個證據：人們想把每一點「用功」都兌換成明確的收益，恰恰說明對未來不再有真正的期待。高考中「浪漫」的部分徹底消失，高考也就徹底失去了魅力，只剩下殘酷的「拼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