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一言難盡的年代。寫了《文革的記憶碎片》後，我感到還有話說，並未倒盡胸中塊壘，於是又有下面的文字。
那是個什麼年代呢？我認為它是個沒有法制、沒有人權的年代。這點，恐怕讀者朋友與我有共識。
我不從大的方面說，那些在全國引起動盪又波及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人人自危的沉甸甸的話題，已有足夠多的篇目言及，這裡只想講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
在公社五七中學讀書期間，我跟在部隊的大哥時有通信，那時車馬慢，我的信寄到蘭州東方紅廣場空軍部隊的統一信箱（只是代號）差不多得半月，大哥回信到我手裡也同樣，一個月一來一去最多兩封。故，每次寫信給大哥，等他的回信，總要望穿秋水。
那時，我跟大哥通信，多半談我的學習生活和家事，他給我回信，除問問家裡的情況外，大多是勉勵我學習須努力，生活要節儉等。我還把他信中對我深寄希望的幾句話抄到日記本里：
心懷要大些，要求自己嚴格些；
小事糊塗些，大事清楚些；
政治上向前看，生活上向後看；
工作上和強的比，生活上和差的比；
話說得好聽，做得也要漂亮。
……
這樣的通信一直到他復員。
初中畢業後，上中師之前，我給大哥去了一信，告訴他我被公社教辦推薦上中專了，雖然我很想上高中，但教辦熟悉我的學習情況並熟悉家裡經濟狀況的領導建議我上中專，說二哥已在上高中，為減輕家裡負擔，我最好讀師範。信中主要問大哥，對於這個決定，他意如何，如有高見，我還來得及改變主意，把名額讓給別人。
因我已暫離學校，信得寄到生產隊。可是左等右等，眼看就要開學，直到縣師範的入學通知書送到手上，也不見大哥的回信。
我不相信大哥不給我回音，以往大哥對我的要求總是有求必應，大到軍毯、軍鞋，禦寒的衛衣褲，小到肥皂，他都給我寄過，哪怕因路途遙遠，郵寄費遠高過物品價格本身。
我想說，在生活方面，大哥尚且如此關心我，難道在人生重大決策問題上，他會對妹妹置之不理嗎？便以為信在傳遞過程中遇到了波折，無論如何也不會朝別的方面想。
直到臨去學校頭幾天，不記得去幹什麼，走在何姓人家門前的田塍小路上，遇見從大隊部值班回來的大隊民兵連長何×兵，他見我，還隔著老遠就大聲說：
「前幾天你大哥給你回信了，他信中沒有講什麼！」
那神情，那口氣，自然、平常得就像跟我說「天就快下雨了，趕緊回家去！」
可我明明聽出他話里的未竟之意，先是在心裡大吃一驚，而後想：原來如此！
所幸那封信沒談及別的，更未談任何敏感的問題。再，全靠入學通知書是在公社教辦工作、曾當過我的小學語文教師的韋志昌老師親自送到我手裡，否則，後果可想而知。
然，想想也罷，儘管有意見，儘管知道何×兵無權私拆人家信件，也是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向他當面指出，更沒往「違法」「犯罪」等方面想，自然也無「投訴」「維權」的意識。
那個時候（1972年）找哪個部門投訴，誰又會支持你呢？！
我只能趕緊去信告訴大哥等我到了新的學校再給我寫信，不要把信寄回生產隊的家。
現在又想，假如事情發生在今天，我一定會奮起維權，那毫無法律意識和觀念的傢伙，利用職權之便或幫人帶信之機私拆現役軍人信件，豈不罪加一等，不判個兩年徒刑才怪！
2024年07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