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過年過後，我剛從大連返回單位上班，同寢室的房師傅就要給我介紹對象。他說：是他的堂妹，師範學校剛畢業。知根知底，問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剛工作，想過幾年再考慮。時間不長，他又問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給你介紹對象？我吃驚於他的消息靈通。「是的。但我還是那句話，過幾年再考慮。」「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別錯過良機。我這個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個日子，你倆見上一面。行就處，不行拉倒，省得我總為她牽掛。」就這樣，他硬性安排我在一個周一的早晨，與乘早班火車回郊區學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車站候車廳見了面。
這樣我就算處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將我在學校寫的一本詩集給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買的一本很漂亮的硬殼筆電上，然後又把我的詩集還給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嫻熟的漂亮字跡令我感佩，那從字跡中散發出的人品的賢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戀。不久她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並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慮與她的交往。那時我在這方面沒受過什麼挫折和打擊，對此不以為然。
這年五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開始了。我很為她的家庭出身擔心，一再叮囑她要處處謹慎。她告訴我，由於出身政治賤民，從1957年14歲起她就懂得了世間炎涼，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讓我放心，沒事。我每個周六晚到車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車站。每次走時，她家那條小黃狗都會跟著，一直送到車站，然後讓我摸摸它的頭，轉身跑回家。
說起這條小狗，還有一段故事。那時我倆認識不久。一次我們遛馬路，突然竄出一條小黃狗向她身上撲。我嚇了一跳，趕忙去驅趕，可它還是搖著尾巴向上撲。她蹲下抱起它說：「這是我家的小狗黃黃，可厲害呢。」「它怎麼跑到這裡了？」「不知道呀。」說完將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腳，那條小狗就跑向我們身後的兩位老夫人身邊。後來她告訴我，兩位老人是她的母親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驗收我。再後來我到她家時，黃黃見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搖頭晃腦，特別親熱。她的母親驚異地說：「俗話說『狗不咬新姑爺』，你們看真是這樣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說經過多次反覆考慮，決定與我分手，今後作為好朋友相處。我很吃驚。最近在一起的時候，她總顯得那樣無精打采，悶悶不樂，還說有老師要給她介紹對象。強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揮筆復函。信寫完後，剛要去郵局，突然覺得這事得與介紹人說一聲，不然他還以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經與房師傅交談，方知單位文革小組已勒令她的父親「限在本周內滾回農村原籍」。十幾天前，看到市里散發的《關於驅逐黑五類分子問題的革命串聯大會決議》，她就有了預感，覺得我倆的愛情沒有未來。為了不影響我，她痛下決心，才提出與我分手。
第二天，我請代休假趕往她家。沿途看到滿載抄家物品的卡車呼嘯而過，時不時有成群的黑五類被紅衛兵從小巷裡打罵驅趕出來，押解遣送。紅色恐怖已從傳單標語上走進現實。
一進大院，我就看到她們全家正在向一輛馬車上搬家具。馬車旁站著她的父親，正與一位滿臉兇相的瘦高個，右臂上戴著「赤衛隊」臂章的人交涉。「老郭，這捆書是老爺子留下的藥書，你們要它幹嘛。」「我看是你家藏的變天帳，必須帶回檢查。」一位身著草綠色軍裝，扎著皮腰帶的學生模樣的紅衛兵走上來說：「郭組長，又搜出幾封信件，怎麼處理？」「全部帶走。」這時只見她從屋裡跑出來喊道：「那是我個人的信件，你們不能動。」那個紅衛兵立即從腰上抽出皮腰帶，舉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趕忙上前勸阻，並將她拽到一邊說：「咱不要了，我以後再多多給你寫。」她一看是我，以驚異的目光看著我說：「你怎麼來了？」「我不應該來嗎？」她攏了一下頭髮，露出額頭上滲出的晶瑩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經把它撕了。現在什麼也別說了，抓緊搬家。」
等我將最後一件物品（一個收音機），放到車上她父親手中時，她母親把我拉到一邊說：「小汪，情況就這樣，你也都看到了。你倆的事，大嬸只有一個要求，我家的成分問題不能連累你，希望你儘早給她一個話，不要猶豫，行嗎？」我拉著她那顫抖的雙手說：「大嬸，你放心去吧。弟弟我們會照顧好的。有時間我倆會去看望您老。」在搬家過程中，黃黃被對面屋的劉大娘關在她屋裡，一直狂叫不止。否則它會向生人撲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過它一腳，罵它「真他媽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她家這個一百多戶的長海大院，先後被攆走四戶人家，其中一個姓胡的寡婦最慘。她因強調曾任國民黨軍隊連長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貧民，因而拒絕被遣送，與紅衛兵吵鬧起來，最後被剃了陰陽頭，當晚上吊自盡。三天後，兩個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兒剛上初二。還有一戶姓李的，70多歲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趕回原籍。但原籍已無任何親人，經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兒子那裡。我們是最後一家被遣送的，時間是1966年9月16日。
他們父母走後，我時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剛初三畢業，課不上了，又不讓參加紅衛兵，整日呆在家裡與黃黃為伴。這時黃黃的眼已瞎了一隻，是上次被那個姓郭的踢瞎的。它見了我更加親熱。聽弟弟講，他十歲那年冬天，家裡的炕爐子夜間反菸，將全家熏昏，是黃黃半夜發現，拼命撓門大叫，把對面屋的劉大娘驚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聽了這些，我將它抱起，貼在臉上。它用那軟軟的舌頭舔我的臉頰，好像是對我款款深情地說話。
她還是周六回來，幫弟弟料理一下家務。沒過多久，街道居委會來了一幫人，拿著一份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領袖譚力夫的講話《從對聯談起》，說根據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須走」。弟弟走後，房子被街道居委會一個造反派女頭頭占了。她上了一把鎖，聲稱要辦街道托兒所。當時黃黃已染病在身，被劉大娘留下，說以後再來取。就這樣她徹底沒有家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她不敢去鄉下探望父母，因為學校文革小組已找她談話，要她一定劃清階級界限，分清敵我。她也不敢外出，因為全國已颳起出身論的狂風，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車汽車，進商店醫院，都要報出身。
那時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見到我，見我後又總是說「下次不要來了，這走鋼絲繩的日子不能讓你也攤上」。有次我生氣地說：「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鋼絲繩，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懷中，用右手連連捶著我的前胸說：「你真傻，真傻！」這時的我，真的分不清是愛她還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據了我整個身心。
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由此全國各大、中、小學掀起大串聯運動。起初象她這樣出身的人是不許參與的，後來就沒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給她一份油印的《周總理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其中談到驅逐黑五類問題時有這樣一段指示：「你們不能把髒水都潑到農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遣返農村，已這樣做的要儘快糾正，把他們接回來。」見到這份文件後，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勵下，她與學校同樣出身的幾位老師決定一起以串連的名義去北京。那天他們趕到火車站時，車站已貼出「車已超員，停止進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將她們帶入我的宿舍，打開宿舍後窗，直接送進站台，並幫助她們一個個從車窗爬進車內。
北京清華園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頭。在那裡，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鉛印文本，即刻買一個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專用信封，將文件寄給鄉下的父母。母親接到後，連夜騎自行車趕往40多里外的城裡。天剛放亮，這封信就已交到父親的一位叫李長江的徒弟手裡。這個徒弟也是單位文革小組的成員，他高興地說：「這就好啦，一切交給我辦。」他立馬找到那位姓郭的組長。郭一見這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牛皮信封，頓時肅然。在我們那個北疆邊城，在人們的心目中，清華大學就是毛主席的傳聲筒，就是第二個中央文革小組。再抽出文件細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簽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農村那頭則沒這麼順利，那裡的文革頭頭不同意返回。無奈之下，她父親把新買下的房子送給他，才獲得簽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氣格外好。在她父親單位同事的幫助下，全家又回來了。但黃黃沒等到這一天。自弟弟也被攆走後，黃黃的身體就一直沒再好起來，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鎖的房門下，不吃不喝。壞了的那隻眼不斷淌出血水，最後終於離開了這個瘋狂的世界。
印度的種姓制度，日本的賤民制度，南非的種族制度，等等，在國際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當年肆虐中華大地的血統論與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統優秀論有何區別？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網。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