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矣哉,謬矣哉!」
各位好,今天眼睛還是疼的厲害,不更正稿了,看了昨晚國足0比7「小負」日本的那場球,覺得9塊8白花了,想寫個球評,賺個本。
說寫球評其實也沒什麼好寫的,我看從技術分析到體制反思,這一天寫的人已經蠻多的了。我就想起一個段子,是關於李鴻章看足球的。
說1896年的時候,李鴻章因為打輸了甲午戰爭要負責,更兼看出了點庚子國難的苗頭,自請到西洋各國「考察」避禍。走到英國這個現代足球發源地的時候,英國人就請老爺子看球賽。
李鴻章看了半天球,卻沒看懂。就問旁邊的英國人,說:這二十多條漢子圍著一個球滿頭大汗的追來追去,忙活什麼呢?
英國人糾正說,這些人可不是漢子,是紳士、是貴族,我們這足球是貴族的運動,費厄潑賴(Fairplay)懂不懂?
但李鴻章一聽就更不解了,說既然這二十多口子是貴族、老爺,那老爺們為什麼不找自己的僕人下場去踢,非要自己忙活?
這個段子裡,李鴻章的表現因為太不符合現代人認知,貽笑大方,被一些人懷疑是假的。但是結合後來李鴻章訪俄時維特公爵對他的回憶,你會發現李鴻章還真就這麼個人——搞了半輩子洋務,一心卻想的總是中體西用,現代社會的精神內核是啥?老爺子心中一點沒有。
問題不在於李鴻章見識短淺,而是夏蟲不可語於冰,那會兒子咱大清可能確實就沒有足球這樣的集體體育項目——真的是沒有,也不能有。
足球是個大型多人集體項目,整二十多人在球場上追逐嬉鬧,旁邊興許還圍著幾百口子加油助威。這個動靜放在哪個國家也不算小,在中世紀,一個弄不好就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想當年英國足球剛出現的時候,國王曾經下了好幾次「禁球令」,試圖把這項「傷風敗俗」的運動掐滅在萌芽中。只不過英國國王權力一直非常受限,很多話說了也不算,所以足球才這麼在權力的夾縫中生長了出來。
但是鏡頭回到同時代的我大清,氣象那就大不一樣了。整個呂思勉所謂「中華第三帝國時代」的明清,朝廷一直都在嚴防民間私自結社活動,到了八旗統治的大清,禁令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順治年間的《大清律》就規定,民間有敢私自結社、拜把兄弟的,「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到了康熙年間,又進一步細化規定,「如十人以上,歃血盟誓、焚表結拜……此等人殊為可惡,著即正法。」
劉關張這事兒,放在大清,最少也是挨頓板子,流放三年。
換而言之,假如你穿越會大清康熙年間,想要為祖國提前發展一下足球事業,不至於幾百年後被列強揍得那麼慘。不好意思,你有很大概率要掉腦袋。因為你組織個球隊踢球,總得先有個俱樂部吧,俱樂部總得湊至少十一個人吧(還不算教練和替補)?
那不好意思,十一個人剛好夠康熙爺劃得紅線了,砍你沒商量。
什麼?你說你聚十一個人就是踢個球,不干別的?大膽刁民!誰知道你們整日在田間地頭以踢球為名打熬身體、聚眾爭毆,是不是要干別的?
再說大清地方官員對這等事是寧嚴勿縱的,反正你的命也不值錢,可殺可不殺之間,先砍了再說吧。
別以為這是誇張,你看看孔飛力寫的《叫魂》,一場民間的怪力亂神怎麼被明察秋毫的乾隆皇帝懷疑為聚眾造反,最後砍了一幫愚夫愚婦了事就知道了。
所以整個有清一代,別說是蹴鞠、馬球,曾經流行過的集體運動都大部分消亡了。中國參與人數最多的集體運動大約是打麻將了,還是四個人分四家,東南西北互相拆台。
又何止是沒有集體體育運動,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打麻將式的原子化狀態,而這,可能恰恰是皇上最願意看到的。
當然,娛樂運動可以被禁止,但生產活動還必須要進行。所以當時中國存在的十人以上、大家心往一塊使、力往一塊出的活動,除了朝廷的木蘭圍獵、營兵操練。也就是有錢的老爺雇幾個夥計幫傭,要麼下地幹活、要麼河上拉縴。
了解了這個背景,你就很容易理解,當李鴻章看到英國人踢足球的時候,為什麼本能會想到這二十幾條精壯漢子是傭工、僕人,他們在幹活了。
因為同時代大清的老爺們真的不能這樣集體運動——你想想,在大清挑二十幾個老爺(在官本位的當時,也就只能是官員)到場上分成兩幫,圍著一個球追逐奔跑、分營對抗是個什麼感覺麼?
反正皇上看了一定覺得,你們鬧這麼大陣仗想幹什麼?這分明是前明黨爭之禍復現於世啊!殺。
對集體活動的方式,當時的清朝人和西洋人理解也是有區別。踢過足球的人都知道,一個球員在偌大的綠茵場上,處於一種即與其他隊友聯合,又彼此獨立的「獨立聯合體」狀態。
你是前鋒、中腰或者後衛,雖然有自己負責的區塊,但什麼時候要前插助攻、什麼時候退後防守,跟隊友怎麼配合,彼此責任怎麼區分。這個事兒你要自己有一個拿捏的度。雖然場上有隊長,場外有教練,但隊員也沒有步話機,需要自己去進行判斷,並為行為結果負責。這種即獨立、又聯合的狀態,與歐洲人當時的生活狀態是同律同頻的。但大清人卻沒辦法理解,因為清朝別說是平民百姓,就是官員,上朝的時候也有專管風紀的御史在旁邊監視著,列隊上朝、三叩九拜必須一絲不苟,有個交頭接耳、大聲喧譁都能給你告老師(告皇上)去,堂堂朝廷命官,自由度連如今排隊做廣播體操的小學生可能都不如。你跟他們談什麼「獨立聯合」。
首先,他們沒這個生活體驗啊!
按照孔飛力在《叫魂》中的解讀,清朝官員們的循規蹈矩和遇到突發事件時的彼此推諉卸責,都是他們的正常反應。如果這項當時大清唯一合法的大型集體運動能搞的「生機勃勃、萬物竟發」,那清朝也不會走向後來的僵化與衰敗了。
而在民間,僱工給東家們幹活多半也是這麼一副樣子——「磨洋工」這詞兒你總聽說過吧?那就是古代版的「躺平」。
無論大清這幫傭人還是老爺,你覺得他們上了場能是個什麼精神狀態?真能比國足強麼?
李鴻章見了這麼多人為了個球如此玩命,他看不懂是正常的,看得懂反而不正常了。
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在英國,李鴻章看到的不僅是一種正在興起、日後成為全球第一體育項目的運動。更是一種陌生的文化、邏輯、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它在推著世界走向現代。
而在他與這個陌生的世界之間,隔著一道崇山峻岭的歷史的三峽。
但說來也很感慨,如今天中日足球市場化進程同時起步一樣,一百多年前中日現代化的進程也是同時起步的。大清搞了洋務運動,日本則發動了明治維新。只不過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在行動出發點上就是不一樣的,當時的日本不僅僅有在台上施政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也有民間的福澤諭吉、澀澤榮一。而後者恰恰是給日本這場革新「上緯度」的人,福澤諭吉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日本維新的目的是「脫亞入歐」,與列強同進退,把國家改造成一個現代國家。所以日本從國家憲法、議會制度、到法律章程、階層劃分,為了達成維新無一不可改。但同時代的大清卻是不一樣的,打郭嵩燾被逼死那會兒起,不許「以夷變夏」這個鐵則就跟棺材板一樣被釘牢在大清這口棺材上。饒是李鴻章這個「大清裱糊匠」再怎麼做小修小補,也沒辦法突破這個事先已經被定好了高限。而更要命的是,什麼是「以夷變夏」、什麼是「祖宗之法」?這個解釋權是不在李鴻章這些洋務派手裡。一旦你動了人家的蛋糕,任誰扣一頂「以夷變夏」帽子你都受不了。
更何況,整場洋務中最能幹的李鴻章也是那麼一個「照貓畫虎」卻從沒見過真老虎的人,真到了英國,看見別人踢足球,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幹嘛。就更無法可想了。
比較黑色幽默的是,甲午戰爭一場慘敗,最終引發了大清所有「有識之士」的憤怒,大家一起寫彈章、痛斥「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我堂堂大清被蕞爾小邦日本欺負成那樣,原因為何啊?都是李鴻章這個北洋水師總教練指揮不力,弄權賣國!下課!下課!
於是李鴻章就下野了,這才有了他跑到英國看足球的故事。
可是你細想想,這事兒挺荒謬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根本區別在於你與人家立意不同,利益不同決定了行動不對,行動不對決定了效果不彰。
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你把這個系統性問題最後歸結到李鴻章這一個人的頭上,搬出一套忠奸史觀,就說他賣國、漢奸,就結了。這能有用麼?
無非是老套的忠奸史觀下,無非是又一次不願反思的惰性與不敢反思的奴性一起發作了而已。
再問,北洋水師打日本聯合艦隊,輸得確實慘是慘了點,但北洋水師尤且能跟日本海軍爭雄與海上,以鐵甲艦對鐵甲艦,當面鑼對面鼓的比拼一般,技不如人輸了也就輸了。可是在那些看不見的地方呢?你大清的工商業發展的怎樣?幾家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開平礦務、漢陽鐵廠,可曾真能在管理制度、公司現代化上與日本同期的三菱、三井、住友們一較高下?再往這些表象背後的深層追問,清日兩國之間的法度、制度完善幾何?
真論與西方的差距,當時的北洋水師非但不是大清之恥,反而是大清之光。因為好歹北洋水師敢真上場和全盤西化的日本比上一比。
可是這些,垂垂老矣的李鴻章都是爭辯不得的,他出身的這片故土,太多陳年積弊已經沉積、糾結在一起,其上的人們又早已習慣了太多簡約化問題、避談難點、明哲保身的「方便法門」。所以他只能背上歷史終將給與他的罵名掛冠而去,到海外去躲一方清淨。
可真到了海外,他又會發現,那些他一輩子試圖模仿、剝一層皮來給他的老邁帝國裱糊的列強,在「船堅炮利」的外表下,其實有一層他看不懂的精神內核。而很可能,那個精神內核,才是西洋如此、大清如此的原因。
踏在英倫三島之上,不知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老友郭嵩燾在此地寫給他的那封長信,那信中有言:「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富強,又末中之一節也……」
看著場上那自由奔跑的二十多個「紳士」,想想郭嵩燾的那封長信,老邁的李鴻章也許感到了,這裡面,似是有點什麼更深的奧義。
只是看看自己老邁的身軀,想想老友悲涼的下場,李鴻章不想懂了,更不敢懂。
即便懂了,他能說什麼呢?他又能做什麼呢?
於是,他只是呷了一口僕人遞上的清茶,又往遞上的痰盂啐了一口濃痰,故作昏聵守舊而滿懷自信的嗤笑道:
「既是士紳,何不以傭僕代勞?謬矣哉,謬矣哉!」
那是百餘年前,
第一個看足球的中國人,
給這項運動留下的第一段評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