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2023年3月2日，上海怡培通培訓中心用塑料嬰兒模型對學員進行月嫂培訓。
一輛黑色的奔馳車停在酒店樓下。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每天固定坐這輛車，被送到到一個裝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針，做陰超，持續數日，直至醫生判斷她們的卵泡已經成熟，可以手術取卵。
看到新聞曝光號稱「中國北方最大的代孕實驗室」後，GIGI覺得，她當時去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實驗室。從她體內取走的卵子，應該也進入了代孕環節。
GIGI今年25歲。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從未對人提起的隱秘經歷。這個選擇，使她獲得了四萬五千元人民幣的酬勞，成為她在上海立足的「啟動資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如今正在尋找留學美國的機會。
但在新聞面前，她是「堅決抵制」和「代孕入刑」的無條件支持者。
近兩周過去，新聞所曝光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僅發布了一條簡短的通報：「針對網傳該市某生物公司開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8月26日，青島市衛建委發布通報：委員會組織多部門組成調查組，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上官正義微博)
中國女權主義者、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指出，地方衛健委所能依據的法規，僅是中國衛生部在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一條沒有匹配懲罰機制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這只是衛生部頒布的一個管理辦法，依法依規，最後可能也只是一個非法行醫的定性。」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而且衛生部頒布的管理辦法，也管不到醫院和醫務人員以外的地方。」
飄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權利、單薄的法律規定，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的喪失，在這個曾倡導計劃生育的國家裡，代孕正處於一個極為複雜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學生兼職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報警。但警察告訴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這條信息時，她即將畢業，想去上海。她需要買車票、租房子以及幾個月的生活費。GIGI說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也去世了，從小到大，她從沒有在經濟上獲得過來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時我覺得，這是我僅有的選擇。」
通過微信，仲介問了她身高、體重、愛好、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後，給了她一個價格：四萬五。「最重要的是學歷，我是本科學歷。」
三周之後，仲介通知她有買家了，需要在線面試。
買家只有聲音，GIGI需要開攝影頭。買家尤其關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試就失敗在這裡。對方聽說她爺爺和奶奶均在六十歲左右去世後，拒絕了。「仲介告訴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實話實說。」於是，第二次面試時，GIGI的回答變成了：全部家庭成員都健在。
她通過了。
仲介給她買了去上海的機票，帶她在上海的正規醫院做了體檢。在這裡，她唯一一次見到了買家。「30多歲的女性，挺白的，說話很溫柔，感覺很有文化。」對方很滿意，尤其讚賞GIGI1米70的身高。
體檢結果一切正常，這個巨大的鏈條正式啟動了。
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被安排住進了酒店。女孩們不避諱地討論起價格。她回憶，其中一個非常漂亮，5萬；另一個只有大專學歷，3萬。但她們「捐卵」的目的讓GIGI有些吃驚：一個是想去整容；另一個，只是想去三亞旅遊。
黑色奔馳車每天接送她們往返於酒店和「實驗室」，這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有護士，醫生，營養師，手術看起來專業而正規。從手術中甦醒後，GIGI感到小腹脹痛，之後幾天，她迅速消瘦，沒有食慾。所幸很快又恢復了。不幸的是，另一個女孩取卵後出現了嚴重的腹水現象，在酒店裡連續打點滴三天，才勉強康復。
「可能我碰到的這個仲介算是有良心的？他們要保證我們身體沒什麼問題，才讓我們離開。」GIGI向自由亞洲電台回憶，「後來還會在微信里問我身體怎麼樣了，也許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買家
GIGI後來還是刪掉了他的聯繫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應該是誰入刑」時，GIGI覺得，第一是買家——儘管她對那位買家印象不錯，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仲介排第二，因為他們賺到了錢。
但在美國GSHC代孕中心創始人申佳看來，許多「買家」也是受害者。這家創辦於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個月接待一百餘個諮詢家庭，來自中國的約占六成。
申佳說，與外國客戶相比，中國「買家」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群體：失獨家庭，或在中國放開生育政策後，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條件已經無法滿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當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體。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報導，2023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約為18.2%，另一個被廣泛傳播的數字是約涉及5000萬人。
但申佳說，不孕不育在中國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很多可以通過治療改善而無需代孕。反而是失獨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開後，希望再生育的人，由於自身年齡較大，不具備孕產的條件，成為了代孕的「剛需」群體。
至於因為害怕影響事業而選擇代孕的明星群體，申佳說：有，但非常少。
從本科到博士後，從北大清華到加州理工，申佳學的都是藥理學。直到有個中國朋友委託她在美國尋找代孕幫助，她轉了行。
聽到「代孕入刑」的說法後，申佳說，「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你怎麼能夠去批評別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類受中國生育政策影響的群體，無法估計數量。同樣無法預估的，還有同性戀群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為，至少將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討論的。「畢竟他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為什麼不能提供多一個選擇？」
但在上官正義——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來，這個口子一開，勢必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代孕一定會帶來倒賣出身證明，一定會帶來販賣嬰兒」。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斬釘截鐵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