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曾經是天敵,新的審查制度的目的卻是要消除這種對立。藝術依然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干預,但這種干預不再只是迫使藝術家們沉默,而是確保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也是藝術家們的根本利益所在。歷史上第一次,藝術家和審查員有了共同的目標,他們一道培植藝術的花園,正如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羅·巴蘭察克所言,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嚴格的道德區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學者景凱旋為《天鵝絨監獄》所寫的導讀。
高牆內的作家自白
景凱旋
卡夫卡晚年曾寫過一個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主人公把自己關在籠子裡,向世人表演絕食。飢餓既是他的謀生手段,更是他的藝術追求。然而,儘管他想要達到飢餓的極致,卻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幾年後,那些喜歡看熱鬧的觀眾就把他淡忘了,紛紛湧向其他表演場所。飢餓藝術家最後在孤獨中死去,臨終前他對看管人說,他只能忍飢挨餓,沒有其他辦法。據說,這是卡夫卡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個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對這篇小說的清樣時,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淚。
這篇小說含有豐富的隱喻,可以從多種角度解讀。比如,偉大的藝術是一種犧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藝術家要想衣食無憂,甚至享盡榮華富貴,就應當改行做別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藝術家是獨立而匱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獨和窮困的處境。作家無法預見到,藝術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國家養起來,他與社會不再是對立的關係,既不必忍受飢餓,也不需要表現飢餓,哪怕才氣平庸,也會擁有眾多讀者,成為一名被掌聲和鮮花包圍的藝術家。這種美妙情景不是夢想,它曾在蘇聯、東歐國家實現,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1986年寫成的政論隨筆《天鵝絨監獄》中,就詳盡地分析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體制。
△《大聲說!》,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報競賽獲勝者之一
在這種文化體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飢餓藝術家,因為文化掌管者和創作者已經是合作的關係。既然飢餓藝術家必須把自己關在籠子裡,為什麼他不可以把自己關進監獄裡而不致忍飢挨餓?這就是哈拉茲蒂想要闡明的理由,儘管籠子代表的是藝術的自律,監獄高牆代表的是體制的限制。明眼的讀者當然不會認為哈拉茲蒂是在為體制辯護,實際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獨立性的作家。他出生於1945年,父母都是猶太人,儘管他自小生活在紅色家庭,但他卻是一個天生的異見者。20世紀70年代初,當哈拉茲蒂還是一個大學生時,就因為思想自由而被大學開除,去工廠勞動了一年,這段經歷使他寫出《一個工人國家的工人》一書,並以薩米亞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為此,他遭到逮捕和審判,被禁止發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為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哈拉茲蒂也因此被視作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代表。80年代,他成為匈牙利第一份薩米亞特刊物《講述者》的編輯兼撰稿人。可以說,他的一生都是在與審查制度的衝突中度過的。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哈拉茲蒂在《天鵝絨監獄》中想要闡明的是,「國家藝術家」是怎樣煉成的?他採用一種反諷的調子,從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闡釋他所說的「審查的美學」。審查制度源於權力對自由言論的控制。早在17世紀,彌爾頓就在他的名文《論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賦予人自由意志來對善惡做出選擇,如果人民選擇善,卻被阻止知道惡,這樣的選擇是沒有意義的,根據良心進行自由討論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審查制度是徒勞無益的,因為真理必然會戰勝謬誤。但在哈拉茲蒂筆下的御用作家看來,彌爾頓的言論大謬不然,審查制度完全可以帶來文化繁榮。與通常人們談論審查制度不同,此書沒有對審查制度展開控訴,而是極力為審查制度尋找理由。用作者的話說:「這本書描述了審查的美學,以及藝術家和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書中研究了國家用於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討了藝術家與他們所處社會的執法者之間的合謀共犯關係。」
秘訣僅僅在於,從前的藝術創作都是個人性的,東歐則實現了藝術創作的國家化。達到這個目的手段主要有兩點:一是保障藝術家生活的作協和文聯組織,二是推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用哈拉茲蒂的話說,這是「一種新的審美文化」。國家取代市場,成為藝術的唯一僱主。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曾經讓藝術家們飽受屈辱和貧困,藝術國家化則是對藝術和藝術家的解放,它解決了藝術家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雙重問題,使他們成為有組織的專業人士,他們「期望著這樣的國家不會把他們扔給無情的市場。這預期也的確實現了」。政府把藝術家看成是自己人,對他們關懷備至,讓他們充分感受到社會的需要和尊重。國家承諾「保障藝術家在物質、工作、和個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強藝術和受眾之間的聯繫;引導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質刺激,推進執行藝術或政治目標」。飢餓藝術家們從此成為社會的主人,不再挨餓,不再孤獨,甚至還能享受其他階層所沒有的特權。
按照哈拉茲蒂的敘述,在匈牙利,國家通過作協和文聯向藝術家提供大量財政支持,以鼓勵其藝術創作。當局給藝術家提供住房,工資和養老金,還有收入補貼及其他各種臨時津貼,並且經常設立各種藝術獎和基金,其成員可以接受獎學金、長期免息貸款或財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會的療養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亞作家喬治·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曾與一位詩人坐在作家俱樂部里,緊張地等待入會申請被批准。他們渴望得到認可,這種認可不是來自讀者的欣賞,而是來自作協所發的會員證,這是成為一個國家藝術家的唯一標準。馬爾科夫本人最終也因發表一部小說進入特權階層,從工廠調到編輯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車,可以在特供商店購物,還可以經常出國旅遊,到作協的別墅度假,只要遞交一份寫作提綱,就可以獲得特殊的資金與補貼。
△喬治·馬爾科夫
藝術家們不用再擔心自己的作品沒有受眾,作為藝術家保護者的國家對藝術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並且會不計成本地予以推廣。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當局要求每個工人都必須參觀博物館,閱讀或起碼談論幾本書,或是看上一兩場電影。在保加利亞,公眾參加讀書活動同樣是一種政治義務,作協經常會組織作者與讀者見面。有一次,馬爾科夫受邀去外地會見參加暑假勞動的大學生,這些學生正在山區修築一條公路。當地政府預先就宣傳作家即將來訪,準備好了鮮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組織好的,事先會安排幾個讀者閱讀他的作品,準備幾句讚揚話。這不是真正的對話,而是各自背誦相同的獨白。聽眾一般很聰明,不會問一些敏感的問題,諸如生活的真實及文學的虛假之類。
由於藝術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藝術家與國家的利益已經高度一致。對於藝術家來說,教育人民總比服務市場的感覺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當然,藝術家們需要經常表態向人民學習,但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這是從前的飢餓藝術家所沒有的榮耀。聰明的藝術家是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優渥待遇的,哈拉茲蒂在書中講述了一個情節,20世紀70年代,匈牙利當局曾打算對文化產業進行改革,流行藝術由於缺乏「價值」或「教育意義」,不值得國家大力支持,因而當局想把它們推向市場,參與競爭和自負贏虧。這個措施竟然引起許多官方藝術家的強烈反對,市場化使他們受到侮辱,他們抗議藝術再度成為商品,批評這種物質主義和公共事務中的不負責任,擔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銷量。這使當局感到欣慰,藝術家們不會再反對官方的藝術標準和審查制度了。藝術家們曾經憤怒地指控資本主義的罪惡,原來是因為他們更喜歡安全,而不是自由,「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憤怒,多半來自於對縱容的憤恨」。
在傳統審查制度下,藝術家與審查員曾經是天敵,新的審查制度的目的卻是要消除這種對立。藝術依然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干預,但這種干預不再只是迫使藝術家們沉默,而是確保他們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也是藝術家們的根本利益所在。歷史上第一次,藝術家和審查員有了共同的目標,他們一道培植藝術的花園,正如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羅·巴蘭察克所言,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嚴格的道德區分。面對真實的生活,藝術家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出於利益考量,他們學會了自我約束,完全能夠做到自我審查,通過「創造性妥協」和「自我糾正」,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於審查制度似乎都顯得不再必要了。「就連孤獨這類負面情緒,也統統被國有化收編。」藝術家們已經被體制化,無力產生不自由的感覺。最終,他們證明了自己與普通人一樣,在高牆內呆久了,習慣了依靠高牆而生存。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這裡,我們才完全意識到哈拉茲蒂與他的敘述者的區別。這是一本表面上讚揚不自由的書,因而在閱讀此書的同時,還應當閱讀契斯、巴蘭察克、馬爾科夫和馬內阿等作家有關審查制度的文章,他們從批判的角度互補了哈拉茲蒂充滿反諷的讚揚。比如,哈拉茲蒂沒有提到藝術家在當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這一點由馬爾科夫寫到了,在藝術國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亞的作家們不斷被告之,是「我們使你成為作家的」。事實上在所有東歐國家,藝術家們都不得不忍受這種屈辱。這還不夠,為了體現國家具有言論自由,當局更希望作者能夠自我審查。那些持有異議並拒絕自我審查的藝術家都是註定要滅亡的,他們會被貶低為一個政治抗議者,其作品則被看成是為了表達政治上的不滿,而不是真正的藝術。如果藝術家要想發表作品,只能選擇屈從官方;如果他堅持自己的觀點,只能選擇放棄出版。但無論結果怎樣,他都是一個失敗者。
△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
這種體制內不會產生真正優秀的作品,真正的讀者也不會對此長期保持沉默。馬爾科夫回憶道,當他那一次與學生座談時,談到每個人都應當對社會負有責任。一個學生馬上問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權相協調?外面停著昂貴的西方小汽車,這看上去難道不矛盾嗎?」所有人都在等著他回答。馬爾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學生的質疑是對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當於他們父母一年半的工資。學生們紛紛發言,批評當代作品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他們不明白作家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如果說這是在反映生活,那麼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謊。最後,馬爾科夫問學生們到底喜歡什麼樣的作家,他們異口同聲提到從前那些著名的名字。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窮困潦倒,但從不出賣自己的才能,他們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時代。
那些堅持藝術自律的藝術家終究會發現,國家藝術家與藝術獨立是水火不容的。許多東歐藝術家都有與馬爾科夫一樣的感受,他們並非都忘記了藝術的真諦和自己民族的文學傳統,在創作了大量毫無價值的作品後,留給他們的只是無盡的懺悔。馬內阿最終選擇移居國外,當羅馬尼亞發生巨變後,一位作家朋友寫信給他,不無悲哀地說:「我們過去四十年裡寫的那些文學作品,有多少能留傳於世?它們利用了歷史事實,有時甚至對歷史事實視而不見,這樣的文學不就是一些應景的只有短暫價值的東西嗎?這些文學作品將成為歷史的一些插曲,未來的人們會覺得毫無意義,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們根本無法理解。」
本文作者米克洛什·哈拉茲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後隨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當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權運動者、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匈牙利民主派異議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講述者》的編輯和突出貢獻者。20世紀70年代匈牙利民主與自由出版運動發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導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OSCE)媒體自由監督機構。另有著作《工人國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譯多種語言,在歐美影響深遠。
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譯者:戴濰娜
出版: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氣的標誌性人物
言說東歐藝術自由與禁忌
對國家社會主義之下的藝術家而言
做一個創造者意味著什麼?
本書是一部探討東歐「被囚禁的藝術」、泄露統治者內心秘密的地下文學,由一個天生愛唱反調的人以一種「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寫。它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地剖析了被「審閱」的文學和匈牙利藝術家、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極富洞見地描述了「鐐銬下的美學」、藝術家與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共生關係。
事實就是這樣: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說的言論,無形的條條框框,永久流產的不被接受的思想,這一切並沒有讓我們的作品在審美意義上貧瘠乏味。藝術大廈就從這些國家設置的柵欄里拔地而起。我們巧妙地在藝術宅邸里改組家具。我們學習在規訓中生活,那是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一部分,不久我們將變得渴望它,因為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創作。
我寧願不把這種文化刻畫為一種審查制度,這麼做會掩蓋其新穎性:正確的理解是,我們的……審查制度形成了一種意在根除審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這本書成為這一深刻文化變革的記錄者。我們的新文明,不僅與真正的藝術自由相背離,與被認定為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傳統審查制度亦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