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東北蜜源基本結束,到九月份天氣便會開始轉冷,劉技師決定蜂群就在王子墳(我們采蕎麥花的場地,位於遼寧省建平縣小塘公社大塘大隊)越小冬,到十月中下旬再把蜂拉回我省采山桂花。然後,或在我省就近越冬,或再往南拉到福建、兩廣或雲南去越冬繁殖。
正在此時,我收到孫××[1]的來信告知:我省已下文件,將我省下放農村的近三十名「反動學生」全部安排工作,但既不平反,也不發畢業證,也不按大學畢業生的待遇,而是作為「普工」(即普通工人)安排到相關廠礦單位去工作,每月工資三十五元。
蜂友們知道消息紛紛前來祝賀,他們都說:小易這下終於跳出了龍(農)門,丟掉了鋤頭把,吃上了國家糧。這些在當時的農村都是農民們夢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得的「好事」。我說:我還沒有決定去不去呢!你們別為我高興得太早,他們說:這樣的好事自己掉到你頭上來,你還猶豫什麼?你儍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帳篷里靜下心來仔細一想:通過養蜂跑遍全國以全面了解中國大陸社會的真實狀況、存在的弊端,分析這些弊端產生的根源,尋找出克服這些弊端的辦法;利用養蜂抵達雲南邊境、兩廣、福建沿海以尋找越境或偷渡出境的機會,來實現自己辦報紙喚醒民眾的理想,這些事情經過好幾年的努力謀劃,現在剛剛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就讓它中斷實在太可借。此外吃國家糧、有穩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甚至建立家庭,這些與我的理想、與我為之獻身的事業比起來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更何況還是去當一名每月35元的普工,而且由於既沒有平反,又沒有發畢業證,那麼我到了工作單位上,頭上還頂著一個「反動學生」的帽子,單位上一搞運動,弄不好我就會作為「階級敵人」的代表搞到台上去批鬥一翻,成為單位上的「職業運動員」,我儍呀!放著每年交五百塊錢就可以買到的天不管地不管;既不開會又不搞政治學習;既不去批鬥別人、也無須擔心被別人批鬥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過,卻為了那區區三十五塊錢去當「職業運動員」;去開那些永運開不完的會;去學那些永遠也學不完的充滿假大空話的報紙文件;去一天到晚提心弔膽防止別人對自己的檢舉揭發,並被要求對別人進行檢舉揭發。
我心想一千幾百年前的陶淵明尚且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寧願辭官歸隱田園,難道現在我還要為連五斗米都不值的區區35元錢去折腰嗎?所以我決定拒絕中共當局的「招安」。而我省除我一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反動學生」,全都接受了中共當局的「招安」,都去不同的單位當了35元一個月的普工。
當我向劉技師他們表明我不想參加工作,想繼續養蜂時,他們一個個睜大眼睛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他們說:你剛才說什麼?你不去參加工作?要繼續養蜂?你瘋了吧?廖×中[2]他們的下場你沒有看見嗎?
我知道他們無法理解我,有些原因又不便跟他們明說。我只好對他們說:我已習慣養蜂這種天不管地不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到單位上去受限制,這當然說服不了他們。後來他們說:先不管你去不去參加工作,你先回去看看再決定總可以吧!現在蜂場裡又沒有什麼事,你等在這裡也沒有必要,遲早反正是要回家鄉的,你先回去,在家鄉等我們,到時候我們幫你把你的蜂群和養蜂用具一起運回家鄉就是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就決定先回去看看。
我把行裝整理好後,用一個小鐵桶帶上二十斤荊條蜜(是準備送給我弟弟的)就到最近的沙海車站去乘火車。原想買一張到我縣的通票,可是車站的售票員說:現在最遠只能買到北京,因河南七月份發大水把京廣鐵路沖毀了,至今尚未修復通車。我想那就先到了北京再想辦法吧!我買了一張到北京的慢車票經凌源、平泉、承德、鷹手營子、密雲到達北京。
到北京後,到車站一問,京廣線尚未通車,何時能通車要等通知。我只好在北京住下來,但是北京滯留了許多等待南下的旅客,所有的賓館、旅社、招待所都掛出了客滿的牌子,不要說我沒有錢去住旅社,就是有錢也住不到。於是晚上還是只好按那次到北京上訪的老辦法,買一張兩三角錢的短途車票混進候車室,就在候車室找一處空地,墊上報紙就在上面睡一晚,等於花兩三角錢住一晚候車室「旅館」,倒也合算。車站也知道滯留旅客無處住宿的情況,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像68年我們到北京上訪時那樣,到半夜組織民兵來驅趕在候車室過夜的旅客。
到第七天傳來消息,京廣線已開始通車,第八天開始對外售票。第七天早早吃完晚飯,就帶著報紙和行李睡到售票窗口外去排隊買票,第八天上午我終於買到一張到省城的快車票,這是47次北京到廣州的快車票,也是京廣線修復後從北京開出的第一趟旅客快車。
這次河南發大水,是因為7月份河南中南部接連下了好幾天特大暴雨,信陽以北的駐馬店、漯河、長葛一帶歷年都乾旱少雨,所以缺少排水設施,一遇到這種前所未遇的特大連續暴雨,積水無處排泄,又加上板橋水庫等大、中型水庫連續潰壩,造成這一帶水位猛漲,潰壩引發的洪水來勢兇猛,不僅沖毀了農田、村鎮、橋樑、城市,就連京廣線的鐵路和行駛在京廣線上的貨運、客運列車都一起被沖毀了。客車上的人員全部被淹死在車箱裡,平地水位一度超過兩米,淹死的民眾難以數計(後來據統計死亡達數十萬人之多)。
按照中共當局報喜不報憂的「光榮」傳統,如此慘烈的災情、範圍如此廣泛的災難、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如此巨大的災難居然幾乎沒有報導。以致當時的國人,特別是遠離河南的國人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場75年發生在河南的特大災難。
我們這趟47次列車是京廣線恢復通車後從此京開出的第一列南下客車,列車從北京開出後,經過河南災區時已經是下午,由於原來的路基軌道已被洪水沖毀,我們列車所行走的線路是由鐵道兵臨時搶修起來的一條線路。新築起來的鐵道線,路基還不很牢固,所以列車只能以那種進站時的慢速度在線路上行進。
水災雖然已過去了一個多月,但鐵路兩旁還到處是被沖毀的房屋、道路,看不到莊稼、看不到人煙,臨時線路兩旁到處是扭曲變形的鐵軌、枕木、在一個沖毀的小車站附近,還有一整列客車東歪西倒的地趟在距鐵路線一百多米遠的地方,還見到一座二三十米長的鋼架橋被衝到了離橋墩好幾十米遠的地方。在另一個小站附近還有一列貨車被洪水衝到了離鐵路線好幾十米遠的地方。遠處的低洼地帶還積有無法排出的積水。
據從災區上車的乘客說:災情發生後,上面派了好多部隊的官兵前來救災,主要是處理因災死亡的人員,由於正值酷暑,氣溫高,屍體迅速腐爛發臭,災區到處都瀰漫著一股濃烈的屍臭味,令許多救災的官兵嘔吐不止、吃不下飯。為防上發生瘟疫,官兵們把從田野上、房子裡、火車箱內收集來的屍體集中在一起,淋上汽油進行焚燒。我們的列車經過時,災民的屍體早已清理完畢,所以已聞不到腐屍發出的臭味。只是在災區我們所經過的車站,再也看不到一個以前客車一到站,就蜂擁而至的、向乘客兜售燒雞、燒餅、饅頭、瓜子、花生的村民了。
我們的列車以這種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走了好長時間才通過災區,大概列車經過了確山之後,才恢復了正常行駛速度。次日上午列車終於到達了省城。我到了我弟弟那裡,將那二十多斤荊條蜜拿給他,我與他商量被招工的事,他極力支持我的意見。
晚上我搭火車回到了我下放的生產隊,第二天隊上的人都來報喜說:小易,你終於熬出了頭,你們學校來人安排你到×化市輕工業局去報到,你還沒有回來,公社就已經幫你辦好了到×化市輕工業局的戶口遷移手續、報到證也放在公社,只等你去拿。
孫××已被安排到×陽市電機廠工作,他已經報到去了。雖然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接受中共當局的「招安」,但我又不想當面拂了社員們的好意,就說:等明天我到公社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再作決定。社員們走後我心想:公社幹部們因為我幫蘭×志申冤的事,是巴不得我早日離開蘭嶺,這樣就沒有人來找他們的「麻煩」了,所以在我招工這件事上才表現得那麼積極,我人還沒有回來就先幫我把戶口遷移證、到×化市輕工業局報到的手續都給我辦好了。我估計我要繼續留在蘭嶺恐怕有點困難。
第二天上午我來到公社,馬秘書一見我便說:小易啊,你什麼對候回來的?黨和政府關心重視你們大學生,已經安排你到×化市輕工業局的×化玻璃廠去工作,你要感謝黨和政府對你的關懷和重視,我們公社黨委對這件事也非常重視,你看,你還沒有回來,我們就已經幫你把戶口遷移手續和到單位報到的手續都辦好了。說著就從抽屜里把戶口遷移證和報到證都拿出來交給我。他正在期待我說出幾句:感謝黨、感謝政府和感謝公社領尋之類的話之時,我卻冷冷地對他說:我不去!他睜大眼睛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神態望著我說:你不去?為什麼?我說:我要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紮根在農村干一輩子革命,難道不行嗎?馬秘書說:這是黨和政府對你的關懷、重視,好多人想都想不到的機會,你還不去!反正你的戶口已經遷到了懷化輕工業局你不去也得去,要重新遷回蘭嶺,我們也不會同意。
我知道×塘公社將我「趕出」蘭嶺的決心已定,我要留在農村繼續養蜂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戶口遷到別的農村去設籍。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終於把我的戶口遷到鄰縣的一個公社落了戶。
我離開蘭嶺時,我留給蘭嶺村民的印象就是:小易這個人,人是個好人,就是有點「杏」(當地土話,就是「儍」的意思),因為我在這裡的所作所為有許多都是他們無法理解的。離開蘭嶺之前,我把從凌源帶回的一套睛綸衫、褲送給了蘭×件家,並對多年來他們一家對我和孫××的關照表示了真誠的感謝,他家知道我已將戶口遷移到相鄰縣的某公社,走前他家請我吃飯,算是給我踐行吧!
飯後我帶著一種十分複雜的心情離開了蘭嶺。自從我和孫××1969年2月7日下放到蘭嶺五隊,到1975年12月20號前後離開蘭嶺,在這裡度過了差不多整整七年時光。在這裡,我認識到了中國大陸農村的貧困、愚昧、落後,以及善良與兇殘、逆來順受與奮起反抗並存的精神面貌。
為了能讓他們過上豐衣足食和享有做人的一切基本權利的生活,讓我深感自己肩頭責任的重大,和未來道路的艱辛與漫長。我帶著這種既留下了許多美好記憶,又讓我對這裡發生的許多事令我深惡痛絕的複雜心情,離開了蘭嶺這個既令人留戀,又令人憎惡的地方。
這年十月中旬,在蜂友的幫助之下,蜂場回到了家鄉,我們進山區采完山桂花之後,回到車站,於12月二十三號從家鄉裝車南下,於二十五日傍晚到達廣州南郊的石牌車站。卸車後,我把蜂放在石牌車站東邊一所小學的圍牆外邊,我弄到了一套簡易炊具,就開始自己做飯,大米、醃菜、油都是自己帶來的,只要買點蔬菜就行,為節省開支,我在帳篷傍用石塊壘了一個柴灶,到附近的山上撿了一些柴火炒菜做飯,就省下了買柴油的錢。
生活安排好後,我發現在石牌這個地方蜂群進糖進粉都很好,這不也是越冬繁殖的理想場地嗎?何必再花錢僱車拉到四會去呢?
石牌,我們放蜂的地方是屬廣州市郊的棠下大隊,是一個以種植蔬菜為主的大隊,那時菜地里種植的菜心(是一種與白菜苔相似的蔬菜)已經開花有粉有蜜,於是我決定就在棠下繁殖蜂群算了,這樣也可省一筆到四會的運費。
這裡的菜農們對我都很友好,其中有一位男青年叫阿奇與我關係很好,時常送一些他家自留地種的蔬菜給我,還有石牌車站的梁站長、扳道員潘診、貨運員盤北泉都對我都很好,特別是那位叫潘珍的扳道員,他是廣西武嗚人,在唐山鐵道學院鐵路運輸系畢業後,居然分配到石牌車站當了一名扳道工。他對當前的局勢、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許多方面都與我不謀而合,我們很談得來,他不值班的時候就會到蜂場裡來和我聊天。有次他對我說:易師傅,我真羨慕你呀!我說:你有工作、有工資、生活安定,我一年到頭浪跡天涯、四處漂泊、居無定所,我不羨慕你倒好,你還羨慕我。他說:易師傅,你一年交500元給生產隊,生產隊至少要分一百幾十塊錢的糧食、茶葉、菜油……等物資給你,你實際上只花了三百多塊錢就「買」到了那張養蜂的證明,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養蜂。你不開會,沒有政治學習、不批鬥人家、也不被別人批鬥、你沒有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勾心鬥角的煩惱。只要你在外面不犯法,你就是個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人。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曾寫下過那首膾炙人口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他寧願犧牲自己寶貴的愛情和生命去換取自由,可見自由的代價是何等的高昂,自由是何等的寶貴。而你每年僅需花費區區三百幾十元就買得了那寶貴的自由,真是太便宜了,怪不得你不去干那種35元一個月的普工,我真想和你一樣去養蜜蜂。我笑著說:那好呀!等我以後蜂群發展起來了,你就跟我來養蜂吧!你願意,只怕你的家人不願意。
[1]與我下放同一生產隊的我省某高校的「反動學生」
[2]與我們一同放蜂的廖×中蜂場,就在這年上半年由四十幾群蜂滿蜜足的蜂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便因時運不佳、處置不當和蜂群感染美洲幼蟲病而導致整個蜂場全軍覆滅,只落得一個人空手回到家鄉。
摘自一真濺雪回憶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