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北京的各個大學，都在外地尋找地方準備搬遷，按當時的情況，可能是因為戰備的原因。中國和蘇聯鬧僵，老要反對人家的修正主義，邊境上又有摩擦，害怕真的打起來，北京各方面都做著備戰的準備。各個大學和主要的科研單位都計劃著首先外遷，我們1969年去幹校是人員疏散的先行一步。1972年，中蘇間的緊張局勢有了緩解，所有各單位的「五七幹校」的人，大部分都撤回北京，北京備戰的氣氛也放鬆了許多。
我們回到北京只是無事的呆著，沒有教學，沒有科研，在幹校練就了做木工的手藝，沒事打柜子做沙發，再有就是「攢」電視機。後來我們和張家口探礦機械廠聯繫，承擔了一個研究和設計鑽機試驗台的裝置，總算找了一些事干。到了1975年，院長高元貴與湖北省委交涉了很長時間，敲定了學校搬遷到武漢市，新的校址算是落實了下來。原定學校的大隊人馬6、7月份就要遷到武漢，因為河南大水災，京漢路中斷，直到9月由副總理李先念督辦檢查，一個死命令，我們多數教職工像趕鴨子，轟到了武漢，夫妻都是地質學院的雙職工是舉家搬遷。新的學校剛剛開始基本建設，涌到了武漢的人被分散到三四個安置點。
我始終沒有弄明白，為什麼要把那麼多大學遷出北京。原本認為大學搬遷是為了戰備，現在似乎沒有那個必要了，但是更迫不及待地要把大學搬走。一個首都應該是政治文化的中心，為什麼就容不得幾所大學？海淀區是大學最集中的區域，各院校都在忙著搬家。清華搬四川綿陽，北大搬陝西漢中，中國科大搬安徽合肥，師大要遷到某省與該省師範學院合併，農大搬延安，礦業學院搬華鎣山，後改到江蘇徐州，石油學院搬山東東營，林學院搬到西雙版納，鋼鐵學院搬楚雄，水利電力學院搬邯鄲，機械學院搬咸陽，建工學院搬武漢……等等。不能再一一列舉。這種搬遷難道沒有慎重考慮，是隨意做出的嗎？
有幾句經典的話我記憶猶深：「農業院校辦在城裡，那不是見鬼嗎？」「工科學校就應該同工礦企業結合到一起。」當然這就是最高指示。那麼非農非工的院校呢，不是照樣也要外遷搬走嗎？其實，酔翁之意不在酒。我猜想北京有那麼多的大學，就會有思想活躍的青年人，就會有難以預料的出格的事情發生。這會使老人家坐臥不安，擔心風雲變化，擔心設計的理想目標不能實現。當然大學必須外遷，以絕後患。最高領導人的意願，那些聽命者能不遵旨照辦嗎？1975年迫不急待地催促大學外遷，只能是這個意思。
讓我們趕緊到武漢去，正值河南發大水，駐馬店地方兩個水庫的水壩衝垮，西平和遂平兩個縣被夷成平地，據說死亡人數達到二十多萬人。京廣鐵路中斷有一個多月，剛一恢復通車，鐵道部受中央指示，通車的第一趟列車派做專列，僅只拉了我們一個學校的人，包了全部的臥鋪和硬座席，直達武漢，沿途不上下任何其他別的旅客。如此大的水災，沒有一點的公開報導，但是天上的衛星是有眼睛的，人家外國會怎樣看待你中國政府。列車夜間路過災區，路基剛浸泡過水，列車行進極慢，靠著車窗透出去的燈光可以看到，路基兩邊全是水，遠處是一片漆黑，沒有一點燈光。
停靠在小站的時候，車站上有許多要想上車的災民，車門緊閉著不開，車下哭嚎著也沒有用。我們好心的同志對列車員央求，就開一下車門吧，他們都會是短途到前面下車，投奔親戚的。列車員為難：「我不是不想開門，門如果打開人都會湧上來，列車就別想前行了。」列車本來就是臨時停車，列車員也無權讓人上車。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可憐的災民無助的哀求。
我不明白為什麼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無視那樣大的災情，把一個大學的搬遷，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不設法去救助災民。究竟是救災重要呢，還是強制我們趕緊去武漢重要？難道真的有什麼重要的任務等著我們？
然而，我們到了武漢卻是無事可干。總共安置了四個點，前三個點大家都是閒待，乾等著。第一個點是全面接管合併了的武漢地質學校，第二個點是整個借用了武漢教師進修學院，第三個點是擠占了華中農學院的一些校舍，農學院遵照「農校不能辦在城市裡」的指示搬到下面去了。第四個點是新校址，分配從事基建工作的人員，都到建設工地上崗。我們系留在了地校，整天的閒扯天、吹牛、打撲克、下棋、上街瞎逛，也真是無聊透頂。非要我們趕到武漢，難道為了就是為了這樣閒待著？就這樣，我們從1975年的9月份閒待到第二年的3月。10月份的時候，受湖北教委的指示，學校派人下到地區縣招生，由公社和生產大隊推薦，派去的人做文化考核，縣裡批准。推薦的考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部分城市下鄉知識青年，略好一點，學了一些高中課程，最差的只有小學低年級水平，答卷：1/2+1/2=2/4。這種學生還不能不要，一定是大隊或公社幹部的子女；你如果不收，別的好一些的考生，也別想收。另外遼寧交白卷的張鐵生的事例，也給了我們招生同志一個警鐘，文化考核只不過作為摸底，不能作為錄取標準。
3月份之後，我們一些人有事可幹了，去幫助這些新招來的學生，補習最基礎的數理化課程。只有個別輔導，手把手地教。就這樣還是有個別太差的，什麼也聽不明白。這就是毛澤東要求的改革的招生制度，這樣招來的學生畢業後能幹什麼？哪個用人單位能用？難怪「四人幫」倒台以後很多單位，對這些稱之為工農兵學員的大學生，一律回爐學習，重新考核再分配工作。這樣招來的學生，稀里糊塗地學習，沒有基本的基礎知識，沒有高素質的專業技能。培養這種學生的大學，的確在不在城市也無所謂，哪個小地方都可以辦學。大學裡不用什麼教授副教授，也不需要科學實驗，更不需要科學研究，只要傳授一些勞動技能就可以了。這純粹是毀掉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我們院長高元貴一個近七十歲的老人，堅決頂住，不在一個小縣城裡辦學，最後選定武漢。在那個文革的極「左」年代裡，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為地質學院的前途費盡精力，真是太難能可貴了。
遷校的熱浪僅僅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發生了一些逆轉。最先是北京化工學院和北京鋼鐵學院，藉口燕山石化總廠和首都鋼鐵公司發展的需要，按照謝富治向上面的請求，暫緩遷校，後來索性不遷了，搬出去的一些物資（主要是桌椅板凳床）也扔在外邊不要了。其實化工學院還沒有行動，但主要的教學樓已經移交給中國科技文獻館，嚴重影響了化工學院的恢復招生和教學，但是學生宿舍和職工宿舍卻沒有被侵占。
農口的三個學校卻受到了極大地摧殘。農大給弄到了陝北，人員在當地不少得了克山病。這是一種心肌受到損害的嚴重心臟病，與地質條件和土質有關。而且農大還死了許多引進的屬於珍貴品種的牲畜。林學院到了雲南，也因為水土不服，瘧疾肆虐，人員也病了很多，另外也沒有合適的地盤搞基建。農機學院到四川，擠占四川農學院。四川農學院本來地盤也不大，也要它向下搬，人走家屬不走，兩校人員摩擦不斷，農機學院又不得已遷回河北邢台，折騰得大傷元氣。這時候主持農口方面的副總理王震，毫不猶豫批准三校都全部回北京。王震的脾氣是不管不顧，那些把持著教育口的遲群謝靜宜們，不敢有任何阻攔。三校在外頭折騰兩三年又回來了。副總理萬里主持鐵道部，沒有讓北京鐵道學院走，倒讓唐山鐵道學院搬到四川峨眉。它真是躲禍得福，唐山鐵道學院原址在地震央遭受慘烈的破壞。後來萬里當了安徽省委書記，將中國科技大學留在合肥。科大在北京原來與中科院各研究所緊密聯繫，利用科學院的最先進的設備和科學院的著名科學家，辦學、開展學術活動。而在合肥脫離了這樣的條件。原本是可以和北大清華平起平坐的，現在下滑到二流地位。
高等學校因為外遷和停止教學，發生侵占校園，引發了許多的矛盾。一個驚動了周恩來總理的事件，就是人民大學校園之爭。中國人民大學沒有外遷，但是不知是誰人作主，把第二炮兵司令部遷到人大，在人大的大操場下秘密修建了一個地下指揮部。這個指揮部的修築費用，比人大幾個教學樓合起來的還要高。要讓二炮搬出去也確實是很困難的。問題提交到總理那裡，周恩來說，人民大學不能停辦也不能搬走，那是新中國成立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家辦的第一所新型大學，不能有變動。二炮不論再花多少錢，也得另找地方搬出去。這個事情由總理敲定，人民大學要回了被占的地盤。
石油學院遷到山東勝利油田，東營旁邊，一個寸草不生的海邊灘涂之地，周圍沒有村莊，沒有田地。石油系統有錢，在遠處買土運過來種樹、種草、種花，建立植被綠化校園，這是基本建設里一筆巨大的花費。功夫不負有心人，校園的小氣候得到改變，惡劣的環境大大改善。剛開始的時候，潮濕含鹽的空氣使許多儀器設備損壞，後來綠化再加上有效防護，潮濕鏽蝕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是這樣的地方無法得到優秀的生源。他們多次呼籲山東只作為分校，恢復北京本校。余秋里堅決不准；文革時他在石油學院批鬥，永遠耿耿於懷。後來余秋里實在管不了了，石油學院不僅以北京為校本部，而且在昌平購地，建立了新的石油學院。礦業學院先到四川，遭遇了像農業大學一樣地厄運，不少人得了克山病。他們重新遷到徐州，江蘇省給了特別的照顧，在徐州建起了當地標準最高的建築和花園式的校園。後來礦業學院在北京恢復大學本科專業的招生。原校園讓北京語言學院占了多半，但是它有很大的向北發展的空間，逐步擴大，有了與語言學院差不多的地盤。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地質學院、礦業學院、石油學院分別更名為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大學、中國石油大學。這三個學校都在北京以外，建設了規模很大、設施不錯的當地一流的學校。為了反映一個學校兩地並存的狀況，在校名後打一個括號，註明北京或外地。例如，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這是教育部下屬的三個特例，以一個統一的校名作為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院校（原來都是部直屬院校）。這三個大學都冠有中國的名頭，都是一個學校分為兩地，各自是獨立的實體，沒有總校和分校之分。教育部分別下撥經費，直接管理，黨的關係則分別由所在地的黨委管轄；對外可以用統一的名稱進行國際交往，算作一個學校。
地質學院則代表了大多數搬走後又重新殺回馬槍的學校的曲折經歷。1978年，遷出去的學校都開始了招生，但是老教授們，像地院那些知名教授、科學院學部委員（即後來稱科學院院士），都不能跟著遷校離開北京。於是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恢復高考的同時，1981年恢復了研究生的招生。國家教委認可，北京市也認可，頭兩屆的學生都是文革前畢業的。先是碩士研究生，三年以後有了碩士學位的，又從他們中招考博士研究生。從地質學院開始，遷出去的各大學都紛紛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中國科技大學成立的稱研究生院。各學校實際上是偷梁換柱式的往回走，但是各個學校又有各自複雜的情況。一些學校前腳走，地盤立刻被別的單位占據了。若是學校的上級單位占了，或是它責成下屬的其他單位占了，那簡直是沒轍。地質學院的地盤，除了地質部航空物探大隊、遙感中心、計算中心、石油局及石油地質測試中心、地質印刷廠進駐之外，參與瓜分的還有中國社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鐵道兵新兵教導團、海淀區政府及一些小單位等等。地質學院成立研究生部之後，外單位逐步清退，而地質部系統的單位總共占據了地院三分之一的面積，成為永久的住戶，地質學院稱之地質大院。後來地質系統各單位相對集中騰出來一些房子，地質學院得以開展各項教學和科研活動。到1980年代末，地質學院經過主管單位批准，研究生部擴大成研究生院，北京其他院校也都這樣。1985年，隨著對人才的需求，要求有更多的大學生。地質學院先是試著辦本科的代培生，後來又逐漸納入北京市的招生計劃，招收計劃內的本科生。高等學校的外遷不明不白地經歷了一個輪迴，又重整鑼鼓開張了。沒人說當初為什麼外遷，如今又為什麼回來，只是默認了先是「合理」，後又是合法的存在。九十年代後期，全國各高校都擴大招生，北京市接受了更多的擴招任務。因為北京的教育資源雄厚，理應多承擔一些。這些恢復了招生的老學校，在擴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是所有的外遷的學校都可以回來。有的學校在北京已沒有一席之地，想回來也沒有辦法。像機械學院，地盤給了《人民日報》社，沒有辦法再回來了。建工學院因為北京市把建工學校升格成建工學院，還搜羅了原建工學院的在京人員，原建工學院就完全沒有必要再恢復了。原水利電力學院，因為水利與電力分家，電力部主管把電力學校變成北京電力學院，原水電學院人員就全部歸了華北電力學院。華北電力學院，北京一部分，河北一部分，兩地很近沒有分家，算是一個學校。類似以上的還有一些學校。至此，十餘年的遷校的動亂，算是劃了一個句號。將來只有讓歷史來評判這個外遷高等學校的荒唐之舉。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使北京的高校從文革前的54所，增為100多所。在校的學生總共翻了約十倍。北京才真正確立了作為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毛澤東可悲的短見，就是不尊重知識，不重視教育，不重視人才。他以階級鬥爭鬥爭為綱，把國家拖到經濟崩潰的邊緣，把科學教育摧殘到毀滅的地步。
《記憶》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