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在過去的六年裡,我為民主黨籌集了數千萬美元。作為聯邦參眾兩院候選人和左翼全國性組織的民主黨籌款顧問,我付出了數千小時的心血和熱情來幫助民主黨人當選。
我與民主黨人的工作始於高中,當時我是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候補代表。後來,我在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競選活動中實習。最近,我自願參加了上個月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起初,我為能參加這個標誌著每一位政治人物生命中重要階段的儀式而激動。可一旦到了那裡,徘徊在浮華和魅力之中,吸收這一切的光彩和感傷,我無法擺脫一種沉重的感覺。
我覺得自己被淹沒在一個空洞的房間裡,它的座右銘是「頑皮的夏天」(Brat Summer)和「快樂」(Joy)——與普通的、日常的美國人以及他們迫切的需求完全脫節,相反,這些世上的精英們齊聲高呼:「我們不會倒退!」(We’re not going back)——與普通的、日常的美國人以及他們迫切的需求完全脫節。
(譯者註:「Brat Summer」源於流行樂隊 Charli XCX今年6月出版的熱門新專輯《頑皮》(Brat),這張充滿活力的流行舞曲專輯涉及派對、馮·達奇和女性氣質等主題,並啟發了 TikTok舞蹈、表情包和時尚潮流,導致網上粉絲創造了一個新詞:「頑皮的夏天」。「頑皮的夏天」以其凌亂、無憂無慮的氛圍,借鑑了其他類似的 TikTok趨勢的元素,如野性女孩夏天和鼠女孩夏天。「頑皮」從現在標誌性的專輯封面演變成一種整體美學,現在已成為 Z世代和千禧一代都接受的一種生活方式。「快樂」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瑪拉·哈里斯的競選口號。)我發現自己感到失望、失落、悲傷和孤獨。
作為一個將自己的一生獻給民主政治的人,這是毀滅性的。但說實話,這並不完全令人驚訝。
我成長的地方遠離民主黨政治中常見的浮華、魅力和炫耀的財富。我來自堪薩斯城(Kansas City)附近的中心地帶。我的家庭介於貧困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我的父母都沒有大學學位,他們離婚了。和許多遠離「阿賽拉走廊」(Acela Corridor,譯者註:從波士頓到華盛頓特區之間「阿賽拉」列車服務的美國東北大都市圈)的美國家庭一樣,我媽媽的年收入決定了我是住在一棟獨立別墅里,還是住在一套公寓,或者移動房屋裡,決定了我上一所體面的學校,還是鎮上最差的學校。最重要的是,我出生時就患有一種罕見的遺傳性肺病,這使我一生都在慢性疾病中度過。小時候,我親身經歷了醫療保險被拒,這給我家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壓力。
我的家庭背景很混亂。但有一件事是不變的:我的許多家庭成員都是自豪的建築工人和終身工會成員。我從小就相信民主黨是我們的政黨。但時至今日,這些家庭成員中的許多人都不再是民主黨人了。他們覺得民主黨已經變了,把他們拋在了後面。
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家人們。每次精英們高呼「我們不會倒退」時,我聽到的是:「我們不會回到你們工會成員過去投票支持的那個政黨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我的不滿情緒是慢慢增長的,這種情緒醞釀了很長時間。2017年,我開始為競選籌集資金,參加富有的金融家、億萬富翁繼承人和企業執行長們舉辦的豪華籌款活動,其中許多人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捐款數額相等。我帶領候選人們每天花幾個小時打電話給富人,向他們乞求錢財。候選人們不僅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與富人交談上,而且當選公職的唯一途徑就是變得富有,或者認識很多富人。
捐贈者們有以下特點:他們關心的是小眾政策問題,很少反映國內民眾的需求。當談到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或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時,民主黨人喜歡譴責金錢政治,但支持民主黨的億萬富翁卻完全不受金錢影響,對政策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起初,我天真地以為只是這個民主黨的系統壞了。但現在我意識到,它並沒有壞;它正在做它被設計用來做的事情,那就是讓工人階級得不到真正的代表。這才是重點,是特性,而不是一個差錯。

2024年8月21日,美國製片人兼演員奧普拉·溫弗瑞在伊利諾州芝加哥聯合中心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三天發表講話。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將在8月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當然,共和黨也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民主黨人在這方面更虛偽。
這些認識把我從溫和的民主黨人推向了拒絕壟斷性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金,接受更高的最低工資,支持全民醫療保健,並批評黨的壟斷勢力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e)候選人。但當你與進步主義人士一起工作時,你就會親眼目睹建制派的如何打擊並擊敗與黨派路線不一致的候選人的。
所以我的進步主義失敗了。失敗得很徹底。而且因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黑錢大量湧入,或者像 DCCC(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和 DSCC(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這樣的民主黨主要分支插手,早早地支持指定的候選人,而不是讓人民自己選擇。這就是他們阻止伯尼(Bernie Sanders)的方式。
但現在,即使是進步派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他們曾經專注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承諾不被收買也決不妥協。但在2020年夏天之後,這種言論幾乎消失了。他們已經被社會正義語言和分裂的身份政治所妥協,而這些東西現在主宰著整個民主黨生態系統。
也許最令人震驚的是,民主黨人了接受布希時代的外交政策,成為了一個戰爭黨。他們沒有重建受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打擊最嚴重的工人階級社區,而是花費了1750億美元資助烏克蘭戰爭。
卡瑪拉哈里斯副總統一直自豪地宣稱自己得到了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支持,這真是錦上添花。迪克·切尼!
可悲的事實是:民主黨已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與受過大學教育的城市富人交談。他們的語氣是傲慢的、家長式的。他們向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兜售諸如學生貸款減免計劃之類的福利,這些計劃不成比例地幫助了他們的基礎,冷落了全國大多數沒有四年制學位的人,而且沒有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改革計劃。
幾年前,我從堪薩斯城搬到了舊金山,從那以後我遇到的態度進一步鞏固了我的信念。人們當面嘲笑我,稱我的家鄉為「愚蠢的操蛋斯坦」。
上個月,當我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我真的希望重新受到鼓舞,感受到我對這個政黨的熱愛,就像我十幾歲時為巴拉克·歐巴馬奔走時一樣。我仍然記得他獲勝後我感到的無比喜悅,和數百人一起跑到街上,隨著《顫慄》(Thriller)的音樂起舞。
但是,這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並沒有讓我重拾那種感覺,而是讓我終於明白:我無法無視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只能向前走。
我不會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