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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復興中路1473號,一座歐式花園洋房內,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最信任的高官——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上吊身亡了。是什麼逼他走上絕路呢?今天,我們就根據宋慶齡的文章《懷念金仲華》等資料,說說金仲華尋短見的原因。
中共的老報人
金仲華1907年出生於浙江桐鄉梧桐鎮一個書香門第,4歲能順暢誦讀《千字文》,6歲入讀縣立崇實小學,13歲入嘉興第一中學,16歲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大學期間,與中共地下黨員蕭項平等同學結為知己。
金仲華曾是中共的老報人。
1928年,金仲華以優異成績被上海商務印書館錄取,在葉聖陶主編的《婦女雜誌》當助理編輯。從此,開啟了他的新聞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邀請,參與創辦《世界知識》,後任主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經中共地下黨員廖承志推薦,在香港任《星島日報》總編緝。1942年,在桂林當過《廣西日報》的主筆。
1944年冬,在重慶,經中共地下黨員田價人、劉尊棋介紹,他進入美國新聞處工作,歷任助理翻譯、編輯、譯報部主任。他常選譯中共《新華日報》的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參加創辦《聯合日報》《聯合晚報》。1948年7月,受中共委託,到香港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遠東通訊》(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主筆。
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當過《新聞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文匯報》社長;1952年,成為中國新聞社首任社長。
宋慶齡密友
金仲華1938年秋在香港時,加入了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任中央執行委員並編輯中文版《保盟通訊》。宋慶齡的許多文章都是由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
金仲華是宋慶齡最信賴的朋友。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以及後來在寓所設宴招待毛、周等人時,她都讓金仲華陪同。
中共也知道宋慶齡信任金仲華。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電邀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共政協會議,其中特別提到,「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將電報)送去」。
1951年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創辦英文雜誌《中國建設》時,特邀金仲華任社長。
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更名為中國福利會,金仲華是第一屆執委會委員,並負責國際宣傳委員的工作。他在中國福利會,擔任領導整30年。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員。
1949年4月,金仲華隨陳毅進駐上海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從金仲華的履歷來看,可算得上順風順水。他為何走上了自我了斷的道路?
地下黨員變美國特務?
金仲華的噩夢,始於文革。文革爆發的第二年,1967年1月,上海掀起奪權風暴。上海市革委會成立,金仲華被排除在外,一度賦閒在家。
但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沒有放過他,對他大會批,小會鬥,貼了他的許多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等。
金仲華最終被逼上絕路,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是,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1944年,他在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美國新聞處是美國戰時情報局的駐華機構。
中共建政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美國關係惡化。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成了中共的頭號敵人。文革期間,曾經與美國沾邊的,常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說,美國新聞處就是特務機關,參加美國新聞處的人,多數都是特務。張春橋在金仲華專案組的報告上批示:「此人社會關係複雜,務必查清。」
張春橋發話後,金仲華的處境急劇惡化,批斗升級。
可悲的是,金仲華當年是經中共地下黨員介紹到美國新聞處工作的。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替中共做了許多事。如今,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被懷疑是「美國特務」,令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被逼交代劉思慕的「美國特務」問題,可能是金仲華想不開的第二個原因。
金仲華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調人員4月4日會再來,向他調查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的問題,要他必須老實交代。
劉思慕是金仲華多年老友、同事、下屬,當年在廣州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當過上海《新聞日報》總編輯、副社長、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兼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
從1968年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調人員就已連續數天對金仲華進行誘供、逼供,要他交代劉思慕「美國特務」問題。面對逼供,金仲華不是推說「實在想不起來了」,就是說「不知道」,甚至表示「實在沒什麼可交代的了」。
但現在,造反派又來逼迫了,他可能實在受不了了。
被搶80封密信
金仲華與宋慶齡的80封通信被抄走,可能是第三個逼他上絕路的原因。
1968年中國新年剛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衝進金仲華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資料等,還把數千冊中外圖書、字畫、古物、國際友人的贈品都抄走了。
當造反派發現金仲華保存的87封信,其中80封是與宋慶齡往來信件時,準備裝進麻袋,一向彬彬有禮的金仲華突然大聲抗議說:「這些信件絕對不許動!你們不能看,這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可造反派根本不理睬,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上海市革委會在寫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於金仲華問題的報告」中說:「在金住處抄出金、宋之間往來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這些信件,絕大部分是宋給金的,也有金給宋寫信的草稿,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
因為金仲華是宋慶齡最信任的人,通信中肯定說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裡話。
據曾擔任過中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回憶: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中共極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宋慶齡在一封信中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這是什麼原因?」
文革中,宋慶齡曾表露過想離開中國大陸的意願。
參與保管「蔣介石日記」的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
「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到最後關頭了,都準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這些話,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寫給金仲華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慶齡在寫給金仲華的信中特別囑咐他「閱後燒掉」。但是,金仲華捨不得燒,結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從這些信被抄走後,金仲華的情緒一落千丈,整天神色憂慮,沉默寡言。
此後,他便開始安排後事。據他的外甥女劉麗朝回憶:「在抄家之後的日子裡,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開始暗暗做著安排。他把住在家裡的小孫女托人送回了廣西,又把從小在身邊帶大的外孫女園園送回北京,連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臨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時,見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手扶著額頭,一邊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1968年4月3日深夜,金仲華選擇自我了斷,時年61歲。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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