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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辛亥革命背後的5大拐點,歷史差點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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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革命,無論怎樣講必然性,畢竟是一場道理不夠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數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數的農民和內地士紳,甚至不想革命。辛亥革命在當時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強,甚至不屑派一個政府的副部級的官員到中國來指導各方下棋,明里暗裡活動的,只是西方的駐華使節。但是,這件事對中國,卻是個頭等大事,兩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終,亞洲的一個龐大的古國,變成了最年輕的共和國。

所謂歷史,就是人的軌跡。人的路,經常有岔路口,歷史也是。

在以往的歷史學家眼裡,凡一件大事發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們的使命,就是找出為何必然的理由。

但是實際上,歷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這樣拐彎,而不是那樣拐彎,往往取決於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細微的因素。

雨果說過,導致拿破崙最終慘敗,一蹶不振的滑鐵盧戰役,敗因無非是拿破崙援兵的嚮導不好,以致失路誤期,否則,敗北的就可能是威靈吞公爵。

有的二戰史專家也說,如果敦刻爾克大撤退之前,德國軍隊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進攻,那麼幾十萬英軍就回不了英國。後面的歷史怎樣演,還真就不好說。

當然也有人認為,當年在德國那麼多次針對希特勒的暗殺,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麼二戰的歷史同樣會有不同的結局。

中國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也最具變化的一個事件。

整個的發生發展過程,充滿了變數,面臨多個岔路口,無論哪個岔路哪怕一丁點因素加了進來,歷史的路徑就會因此而拐彎。

後來的歷史,也許就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個樣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個拐點,出現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

這天的下午,38歲的光緒皇帝暴死。20個小時之後,73歲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國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歲的溥儀後,也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根據給西太后看病的太醫的醫案,這個老太婆,已經拉了兩個月的痢疾,之所以挺著不死,全憑一口濁氣。

辛亥革命,革命黨的機會,起點就是1908年。

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換馬,不是溥儀的父親,25歲的攝政王載灃當家,而是中年的光緒皇帝秉政,事情會大不一樣。

這個因戊戌維新遭難的皇帝,在漢人士紳中擁有相當的人望,加上蹉跎歲月所賜給他的經驗和感悟,他一向表現出來的求新意願,會使得新政以及立憲會沿著更平穩的路徑進行。

少年親貴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從漢人手裡收權的皇族內閣料想不會出台,鐵路國有也未必會這樣冒進(四川保路運動,就打著他的上諭,抵制鐵路國有)。

只要不很過分地得罪立憲派士紳,得罪地方勢力,革命黨人就不可能有機會。

現在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光緒皇帝遺體的頭髮里,有過量的砷,說明他是被砒霜毒殺的。

儘管沒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證據,但多數史學家確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

在戊戌政變中犯了大錯的西太后,一直擔心光緒死在她的後面,從而遭致「批判清算」。

而眾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後,帝後之間的牴牾也日益增加。光緒不再是剛遭囚禁時的那個尊榮的囚徒,處處俯首帖耳,逆來順受。

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際,派人下毒手,順理成章。

試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軟了,藥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發現,真戲假做,回去謊報軍情,聽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樣會撐不下去而撒手西歸。

這樣的話,歷史豈不就會完全不一樣了嗎?

如果說,在辛亥革命第一個拐點中,我們期待的偶然沒有出現,那麼在第二個拐點中,我們不期待的偶然,卻偏偏出現了。

1910年4月,革命黨人進京謀刺攝政王,汪jing衛、黃復生、喻培倫等人,把炸藥運進北京,測試、安裝,並偵查清楚了攝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線,找到了合適的安放炸藥的地點。

刺殺方案也相當妥帖靠譜,威力巨大的炸彈,由汪jing衛在現場用手搖電話機引爆(類似於自殺性襲擊)。

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彈時,鴉兒胡同的一個居民,壞了肚子,半夜出來出恭,發現石板橋下有人,覺得深夜躲在橋下,非奸即盜,多管閒事嚷嚷起來,否則,第二天攝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

那年月,改良的間接動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脅越大,改良就越認真。

攝政王載灃,是當政少年親貴的頭兒,如果他被殺了,革命的威脅直接震懾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會加快。

立憲黨人的立憲請願,就不一定會被拒絕。關鍵是,他們的改革動作,也會規矩不少,至少不至於像原先那樣輕舉妄動。這麼一來,革命的機會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個拐點,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兩天。

9日那天,革命黨人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的據點試製炸彈,不慎爆炸,據點暴露,將印章、旗幟、手槍和花名冊都丟給了湖廣總督瑞澂。

當天,如果瑞澂狠一點,馬上按圖索驥,在新軍中拿人,也沒事。如果寬一點,馬上當眾燒掉花名冊,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軍心。

偏偏他選擇了最下策,在外圍抓了幾十人,殺了三個示威者,結果當晚新軍里人心惶惶,釀成事變。

事發之後,在起義士兵沒有打上門來之前,他老兄就聽楚豫號兵艦的艦長的話,先行在後花園挖了一個狗洞,全家躲上兵艦,擺出一個隨時要跑的架勢。

當時守衛督府計程車兵,火力挺強,全城的新軍,大部分沒有跟隨起義,絕大部分軍官都站在朝廷一邊。

起義士兵群龍無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堅決一點,到天亮能否攻下來,後來起義士兵自己都說,根本沒有把握。

天黑兵荒馬亂,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還在清兵手裡,那些躲著觀望的團隊,肯定會站在瑞澂一邊。這樣一來,起義勢必要失敗。

當然,守軍能否堅定,關鍵看主帥,主帥未戰先走,軍心焉能維持?

不過,此時的清政府,大錯已經鑄成,立憲黨人都很憤怒。

即使武昌起義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後推遲一些時日而已。

當然,如果在這段時間裡,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變而引起教訓,及時改弦易轍,也許也還有救。

等到了武昌起義成功,各省響應之際,再廢掉皇族內閣,宣布立憲,甚至攝政王也退位,就什麼都晚了。

歷史,已經不給清政府機會了。

革命的第四個拐點,出現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

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已經跟同情革命計程車官同學現任第二十鎮統制的張紹曾,以及第二混成協協統(旅長)藍天蔚商量好,準備合力在北方發難,推翻清王朝。

當時,北洋六鎮一半左右的兵力調往武漢前線,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經是剩下北洋軍的大半。

如果真的鬧起事來,朝廷大概還真就完了。在前線的北洋軍,如果聞聽後方起火,腹背受敵,軍心肯定維持不住。

那麼,革命後的天下,多半輪不到袁世凱當家。當然,北方的革命黨人,是否能聽孫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說。

不管怎麼說,歷史肯定不會是今天看到的那個樣子了。

可惜,那個石家莊火車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變了。

吳祿貞的衛隊長馬惠田帶人刺殺了自己的長官,還殘忍地割下了頭顱去請賞。吳祿貞一死,反革命的勢力氣焰大漲。

張紹曾撐不住了,只能離隊而去,藍天蔚也被部下出賣,不得已出走大連。剛剛令人興奮的大好革命形勢,不旋踵就煙消雲散。

其實,在吳祿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勸他把衛隊換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帶幾個信得過的人在身邊,然而,吳祿貞過於自信,就是不肯,幹這樣大的事,衛隊一干人連同隊長,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舊人。

如果吳祿貞稍微有點警惕性,小心一點,刺客得不了手,整個的大局,就會變個樣子。

革命的最後一個拐點,出現在1912年1月16日。

儘管南北方的議和已經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凱最後推一下清朝的孤兒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當然,袁世凱也就可以做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了。

然而,北方革命黨人卻並不買孫中山臨時政府的帳,依然策劃刺殺袁世凱,力圖以革命的方式,徹底推翻清室。

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剛剛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儀攤牌的袁世凱,遭遇革命黨人的暗殺。

東華門附近,埋伏好的兩組人馬擲出了用煉乳罐頭做的炸彈,雖然炸彈威力強大,但三顆卻有一顆未響,只殺傷了袁世凱的衛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凱乘坐的馬車卻躲了過去。

當年,沒有什麼避彈設備,馬車如果挨上炸彈,袁世凱多半得翹。這樣,後來的政局就又難說了。沒有了袁世凱這個強人,北洋系即使再強悍,也是群龍無首,無論如何推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首領,政局,又是一大變。

一連串的偶然因素,不僅讓革命得以發生,而且走上了一條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軌道。

歷史學家總是喜歡在事情發生之後論證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過程中,其實很難說必然會走到已經發生的這一步,如果五個拐點哪怕有一個偶然因素出現變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寫小說、編劇本的人,總喜歡在歷史過程尋找緊張情節,有的時候,找不到這樣的情節,還會編出來,讓人看起來波譎雲詭,驚心動魄。

其實,真實的辛亥革命,還真的就是這樣,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道理也許是這樣的,這場革命,無論怎樣講必然性,畢竟是一場道理不夠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數人都活不下去了。

人口占多數的農民和內地士紳,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當時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強,甚至不屑派一個政府的副部級的官員到中國來指導各方下棋,明里暗裡活動的,只是西方的駐華使節。

但是,這件事對中國,卻是個頭等大事,兩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終,亞洲的一個龐大的古國,變成了最年輕的共和國。

一系列的交易、談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還加上一系列的驚心動魄的拐點,讓這個中國人的大事充滿了戲劇色彩。

張鳴(1957年3月—),浙江上虞人,出生於黑龍江省。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發表於2011年。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洞見報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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