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是中國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建隊75周年。1949年，中共建政後成立了首個全國統一的少年兒童組織——中國少年兒童隊，也就是少先隊的前身。1953年，中國少年兒童隊正式更名為中國少年先鋒隊，作為群眾性兒童組織，其「先鋒性」體現在從小「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力量」。此後，「少先隊」和其標誌物、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歷經多次改革，至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定型，演變為今天國人所熟知的樣子。
和「新中國」歷史一樣長的少先隊，是每一個紅旗下的蛋不可迴避的童年「主旋律」。75年來，少先隊的點點滴滴是中國孩子共同的情懷，也是他們的政治啟蒙「必修課」。伴隨著「時刻準備著」的呼號，幾代國人戴上紅領巾，被教導要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這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首次體驗到集體主義和組織生活，是「體制化」的開始。少先隊不僅是一段共同的集體記憶，更是國家灌輸給個人的集體人格，它「從娃娃抓起」，深刻塑造了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截至2023年底，中國在籍的少先隊隊員人數超過一億，算上超齡的前少先隊員，構成了國民「基本盤」。
我叫「紅領巾」：集體人格的養成
「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當上小學的時光都已面目模糊，這句口號是否喚起了你一段深刻的記憶？你是否還能隨口就哼出來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詞：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
愛祖國，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堅決鬥爭。……」
每個中國孩子的童年都因共同要素太多而顯得千篇一律。基本升上小學二年級後，學生們就會被告知，「入隊」是人生第一個里程碑。
學校每年會舉辦隆重的少先隊員入隊儀式，一般由高年級的少先隊員為低年級的新晉少先隊員戴上隊徽和紅領巾。在入隊儀式上，新隊員會被教導右手握拳，高舉至耳邊，在隊旗下做出莊嚴宣誓：「我是中國少年先鋒隊員。我在隊旗下宣誓，我決心遵照中國共產黨的教導，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好好勞動，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出一切力量！」整個入隊儀式在全校合唱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後結束。此外，學校會定期舉辦校內和校外的少先隊活動，在重大節慶日，也會舉行隊會儀式。
孩子們還被告知，紅領巾是五星紅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染成的。從成為少先隊員的那一刻起，在升上初中成為共青團員前，很多學校要求學生每日上學都必須配戴紅領巾；如果忘記了，會有紀律委員在校門口記下你的名字；更嚴重的，不帶紅領巾就不能進校。
在剛剛成為少先隊員的頭幾年，每個孩子都對這塊紅色的三角巾珍而重之、愛護有加，因為「紅領巾」是身份的象徵。在學校每周一的升旗儀式上，只有成為少先隊員的學生才能向國旗敬少先隊禮，還未入隊的學生只能行注目禮。因此，率先入隊的「紅領巾」在同學前多少帶著幾分驕傲，「普通」學生除了羨慕外，更多地是被教導要爭取早日入隊。而入隊除了要成為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外，還包括一個「忠誠測試」：「為人民做一件好事」。
這種「爭取入隊」的競爭風氣是被鼓勵存在的。雖然每一個在讀的小學生只要滿六歲，都會依照「全童入隊」原則成為少先隊員，但無篩選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同時入隊，只有成績好、表現優秀的學生才能獲得老師的青睞而首批入隊。通過這一儀式，學生會被揀選區分出來，越早入隊就越是「先進」，遲遲未能入隊的往往意味著「落後」；只有「差生」才會最後一批入隊，對孩子來說，那是很屈辱的一件事。
以上代代相傳的儀式，不論是「八零後」還是「零零後」，體驗都大同小異。但每一代中共領導人都會嘗試令同時期的少先隊「個性化」。同其他共產政權一樣，中共也熱衷於「領袖與兒童在一起」的敘事。五代中共領導人都曾多次在「六一」兒童節戴上紅領巾，與少先隊員交流。領導人亦有專屬的「殷切期望」，被特定年代的少先隊員傳頌。毛澤東的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鄧小平的是「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的人」。屬於「八零後」和「九零後」的則是江澤民的「星星火炬、代代相傳」和胡錦濤的「勤奮學習、快樂生活、全面發展」。現任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則是「從小學習做人，從小學習立志，從小學習創造」。
習近平在陝西省安康市視察一所小學時揮手致意
針對少先隊的「習語錄」還包括「努力做祖國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孩子們也因此參與過不同的主題活動，包括建國初期的「小五年」計劃，九十年代的「小紅花」，之後的「星星火炬」、「少年雛鷹行動」以及「童心向黨」活動。
應該說，幼年時期的我們對優秀、先進和「好孩子」的想像和標準都是圍繞著「少先隊員」這一政治身份來構建的。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國家的預備力量，他/她是熱愛學習、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的，是愛祖國、愛人民、「童心向黨」的，也是充滿正義感、不怕犧牲又樂於服務人民的；但他/她卻是沒有自己的名字的。
一個合格的少先隊員是臉譜化且無個性的。孩子們要做的是像《一分錢》那首歌里唱的，小學生作文範文里寫的那樣，做好事後不留名。人人都知道應該瀟灑地留下一句「我叫紅領巾」，才能不愧對少先隊員的政治身份，讓胸前的紅領巾「更加鮮艷」。而其他不符合這一集體人格的特質，都會被擯棄。
「時刻準備著！」：中國少先隊制度化中的不變與變
中國少先隊的歷史一般被追溯至1920年代的北伐戰爭時期。在湖南、江西邊界的安源礦區，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安源兒童團，團員多為礦區的童工，他們被組織起來參與罷工行動。這類勞動童子團在1937年後的抗日戰爭時期逐漸演變為半武裝組織，許多抗日根據地成立了抗日兒童團，「打日本、捉漢奸」，也就是我們常在老電影裡看到的「小八路」、「小地下黨」形象。而那時，抗日兒童團的口號就是「時刻準備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少年先鋒隊被確立為由中國共產黨創立和領導，委託共青團直接領導的少年兒童群團組織。其地位和組織形式是在建立初期就確立的，且延續至今，包括成立由地方至中央的少先隊工作委員會，而中國少年先鋒隊全國代表大會作為少先隊的最高機構，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少先隊的基層組織則走「黨政分開」的路線，以學校（生產大隊）為單位設立大隊或中隊，下設小隊，並選出大隊長、中隊長和正副小隊長。除此之外，每一個班級還設班長、副班長、學習委員、勞動委員、文娛委員、體育委員、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等職位，管理具體班務。這些班級委員會（班委會）的小幹部，將與上述基層組織的大中小隊長各司其職、共同管理班級這一組織單位。
不過，少先隊的標識、誓詞、呼號等內容卻經多次修訂，做過不少更改。文革十年期間，少先隊被「紅小兵」取代，工作陷入停滯。1978年共青團十屆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中國少年先鋒隊名稱的決議》，恢復了少先隊的組織活動，並將1960年代的故事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題曲《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代替原本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成了現在國人耳熟能詳的少先隊隊歌。1981年共青團又正式通過了新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章》，隊章將呼號改為「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回答是「時刻準備著！」。
隊章在千禧年後亦有數次修正，令少先隊更趨制度化。2005年，新的章程將入隊的年齡限制從7歲下降到6歲，並加入了隊歌和入隊誓詞的內容。在最近的一次改革中，章程增加了「黨的指導思想」，令篇幅大大增加。2020年的章程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隊章，強調少先隊的目的包括讓孩子「成長為能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又增加了少先隊活動和輔導員的內容。
此外，現任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個月前在黨刊《求是》發表文章，首次擴充「接班人」這一專用語，提出下一代不僅是「社會主義接班人」，更是「社會主義建設者」。文章表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的有用人才」。相信用不了多久，這一論述就會被運用到各地各級學童教育和少先隊組織活動中。
「每個蘇聯孩子都希望成為少先隊員」：源自前蘇聯的少先隊制度
少先隊制度並非中共首創，事實上，它和馬列主義一樣是「蘇學中用」的舶來品。少年先鋒隊的概念來自前蘇聯，是共產主義「先鋒運動」的一環，先後曾出現在三十餘國，「蘇聯少年先鋒隊」這一組織至今仍在俄羅斯活躍著。
「蘇聯少年先鋒隊」成立於1922年，中國少先隊的道德準則和禮儀與蘇聯少先隊極為相似。每一位蘇聯少先隊員在入隊時都需要宣讀誓言，保證「堅決擁護共產黨和共產事業」。隊員被教導配戴代表革命烈士鮮血的紅領巾，呼號是「隨時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少先隊員被要求做所有兒童的榜樣，「集人類所有優秀品格為一身」。曾被樹為典型的蘇聯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洛佐夫（Pavlik Morozov）是一名與「人民公敵」堅決做鬥爭的鬥士，他的事跡包括毅然作證反對自己涉嫌偷稅漏稅的父親。在組織上，少先隊趨向軍事化管理，隊員被編成大隊，參與包括行軍、唱歌、體育在內的活動，保證其「童子軍的形式，共產主義的內涵」。
英國著名蘇俄史學者、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教授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在2007年出版了的《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一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還原史達林統治下普通人的經歷，其中有關少先隊的內容，有助於解構這一兒童組織如何通過嚴密的組織架構和嚴明的紀律，服務前蘇聯統治者的需求；相信不少中國讀者能找到這其中的相似性。
書中提到，「蘇維埃兒童透過少先隊強烈感受到社會的包容與排斥，每個孩子都希望成為少先隊員。加入少先隊是光榮和令人興奮的，紅領巾是為社會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標記。不能加入少先隊的孩子──其中許多人是因為自己的社會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以及，「大多數孩子不懂蘇維埃國家的意識形態──只把革命看成『好人』與『壞人』的鬥爭──卻能認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跡。」
共產主義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消滅私有制。因此，蘇共認為對私人領域的消滅，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要過程。共產政權大多要求國民擁有「集體人格」，對私人生活實施全面占領和監控。在史達林鄭權下，教育是兒童社會化的處所，而家庭則被視為兒童社會化的最大障礙。當權者透過學校，以及兒童和青年的共產黨組織（少先隊和共青團），向下一代灌輸新型態的集體生活方式，更讓孩子及早接觸到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行為、崇拜、儀式，促使他們長大後成為忠貞、活躍的共產主義者；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慣性或順服？被提前「預演」的成年生活
在中國，成年前的校園亦可被視為微型的國家，在那裡的生活是真實社會「兒童化」後的縮影。孩子們因此可以「預演」大人的體制化生活：加入少先隊如同「入團」和「入黨」，大隊長就是「團支書」和「書記」，班級和學校被組織成黨委和軍隊的形式，學校和班級的日常運作都由「上級單位」監管⋯⋯在每一個班級的一角，必定會有「隊角」和黑板報，列出取得的成就和歌頌當今領袖。為了鼓勵集體主義的風氣和練就「順從」的集體人格，少先隊會組織政治性的操練，向領導人宣誓效忠。班級里甚至可以有「警察」，監督、批評甚至審判不合群的同學。這些「小幹部」的權力有多大，相信不少人還心有餘悸。這一切，都是為了把國家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紹給孩子，讓他們提早感受到集體的權威以及不合群的代價，被提前馴服，早日習慣長大成人後的生活。
這種馴服甚至是在「不自知」中實現的；雖然一些經歷過「少先隊」的國人會以為，少先隊和「紅領巾」這一套制度在多年實行下，早已失去了當初的政治性和強制性，而變成一套行禮如儀的生活「慣性」：沒有人把它當真，大家都是應付而已。甚至有不少「八零後」認為，在網際網路剛剛進入中國的頭兩年，自己曾有幸接觸過沒有「牆」的世界；那時的小學生，被「洗腦」並不如近十年來的嚴重。
事實上，少先隊這一套制度和它衍生的規範早已嵌入國人「社會化」的一部分。將組織的榮耀與個人榮辱聯繫在一起的是非觀、被灌輸的集體主義思想和集體人格，伴隨著其他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教育貫穿國人的童年，並陪著他們一同邁向青春期。
初中以後，學生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等政治理論，還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歷史必然性」等歷史觀。而他們的政治身份也在逐步升級：中學生要寫入團申請，爭當共青團團員；大學生則要寫入黨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儘管不同，但不變的是個性要讓位給集體，且政治身份的不同將人與人之間權力的落差合理化——如果仔細辨認的話，成年生活處處都被這一套規則所左右。
這也是不少人在成年後申請入黨和考公的原因，不是出於政治信仰，而是為了維繫這一政治身份的優勢，並不自覺地成為了系統的維護者——慣性，何嘗不是一種順服；越早習慣的人，就越是不敏感。
當權者比民眾更了解這一點。2021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少先隊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政治啟蒙是黨賦予少先隊的根本任務。「為了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必須「在少先隊員心中埋下共產主義理想種子」。
誰能做社會主義接班人？
1961年9月，毛澤東曾在武漢會見訪華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席間，蒙哥馬利提到中共領導人的繼承人問題。毛澤東回應道：「『繼承人』這個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里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在毛的口中，「接班人」這個名詞等同於「繼承者」；然而，誰又有資格做政治「接班人」呢？
那麼在政治菁英甄選的層面上，作為「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少先隊員制度是否是為了培養和選拔政治菁英而設立的呢？從性質上來說，少先隊是共青團和黨的預備隊，少先隊員將來是要「繼承」共產事業的「接班人」。理論層面來看，少先隊具有一定的菁英選拔和社會流動意義。「入隊-入團-入黨」的三部曲雖有強制性，但也蘊含著一定空間，允許普通人可以通過放棄私人領域來融入組織生活，換取晉升至政治菁英的途徑。
不過，黨從來不會宣傳「今天是少先隊員，明天做國家主席」的上升路徑。事實上，中共如何選拔、任命與晉升菁英仍是中共政治研究中相當缺乏透明性的課題之一。在毛時代，政治菁英是固定的群體，在社會上不具流動性。誰來「接班」，誰能「繼承」，不關平頭老百姓的事，靠的是「偉大領袖」的欽點。而歷史上曾有兩位「毛主席欽定的接班人」，一位是軟禁至死的劉少奇，另一位就是因外逃而死於非命的林彪。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體從毛時期極不透明的一黨專政開始逐步放開，令不少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有機會一窺中共對政治菁英的選拔程序。而日益聚焦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中共高層，開始大量任命具有專業知識背景與專業經驗的技術官僚，取代原有具有革命背景與工農階級身份的幹部；除了「紅」（政治面貌和階級背景）外，也講究「專」（專業技術官僚）。在這一背景之下，政治菁英群體不再固化，社會流動性有所增加。有專門研究中共菁英派系政治的學者開始關注新晉政治菁英與領導人的共同背景，相關論述主張基於領導人權力鞏固的考量，因而與領導人經歷越相像（如同事、同鄉、同學等），就越容易被大力提拔，「團派」就是其中研究的焦點之一。
團派，又稱「共青團派」，或「胡錦濤派系」。作為中共黨內的政治勢力派系，團派最早起源於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曾在胡擔任第九屆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期間，大量有過共青團職務背景的官員獲提拔，其中包括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胡啟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錦濤等。其他代表人物包括李克強、汪洋、李源潮、劉延東、劉奇葆和胡春華。這一系的中共政治菁英算不上頂流的「紅色血脈」，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自普通家庭，屬「學而優則仕」，靠勤奮學習有了專業背景，從而走上仕途。
這也算是少先隊最接近中共權力中心的時期了。由於共青團代表黨擔負著組織、領導和帶領少先隊的任務，因此掌管少先隊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中國少年先鋒隊全國工作委員會（少工委）主任，亦兼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派」代表李源潮和李克強均擔任過少工委主任。
不過，「團派」的中心人物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時被當眾帶離會場，代表人物李克強隨後退出中南海權力中心，止步於國務院總理一職，更在去年十月突然離世，震驚海內外。曾經被傳為「接班人」的胡春華也在二十大後被踢出政治局。可以說，李克強以及其他團派政治菁英所代表的偏向多元和競爭式的社會流動管道已經堵上了，中共高層曾在政治甄補層面出現的短暫的固定模式和發展趨勢已宣告終結。如今，中南海的統治菁英再一次改變了內部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紅」又壓過了「專」，技術官僚被親信取代，國家主席永不「退休」⋯⋯外部觀察者也被迫退回了研究的起點，政治繼承仍是共產國家共通的體制缺陷問題，因它不具有可預測性。
被叫做「接班人」的人不可能「接班」，被稱為「國家的主人」的，也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這屬於「等你大了就懂的道理」。從小學開始唱到滾瓜爛熟的隊歌，「我是社會主義接班人」，但出了校園才發現「接班」並沒有「路線圖」，從來都沒有。也許習近平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初衷也在此——當不了「坐江山」的「接班人」，還能做那個「保江山」的「建設者」，力保紅色江山不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