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幹部的超負荷工作和民眾的冷漠，中共領導人面臨著動員挑戰，這增加了實現國內目標的成本。
譯者：撒母耳
中國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嚴厲封鎖措施已成過去，但觀察人士一致認為，公眾情緒已發生明顯的變化。在持續的政治緊縮和經濟艱難復甦的背景下，作家們認為，中國已進入了一個「萎靡不振」或「停滯不前」的時代，缺乏改革時代那種令人振奮的樂觀和激情。新的詞彙和短語現在充斥著人們的日常話題：一些人選擇「逃離」，而另一些人則選擇「躺平」並放棄自己的抱負。
在過去一年中，我多次出訪中國，與各地人士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描述詞總是「卷」，即「內卷」的縮寫——這個詞類似於「無休止的忙碌」，由人類學概念改寫而來，用來描述工作越來越多，產出卻越來越少。當今中國的「更少」部分與錢有關，因為工資在下降；它也指意義更少，因為人們工作得更多，但卻對為什麼這樣做感到迷茫。
從很多方面來看，社會失范和對未來的悲觀情緒的上升是所有現代社會的普遍情緒，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情緒在中國社會從上到下無處不在，這表明中國公眾中發生了重大變化。觀察人士發現了這種時代精神的變化，但卻難以看清其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儘管許多評論者認為，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預示著政權穩定將受到威脅，但沒有證據支持政權面臨著根本的合法性危機的說法。即使是熱衷於推測政權脆弱性的學者也承認，正如主要的市場分析師所指出的那樣，近期的變化不太可能導致經濟或政治體系在短期內崩潰。
另一種理解中國社會新常態的方式，是從政治動員成本的角度來思考。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議程來克服它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經濟低迷、失業率高、技術和貿易壓力以及人口斷崖，僅舉幾例。這些是許多政權都面臨的挑戰，但對當代中國來說更為重要。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歷史上依靠動員來實現其政治議程，而且政治控制的鞏固和對其他組織形式的壓制使得黨主導的動員成為實現這些治理目標的唯一手段。
從解決社會問題如重振低迷的生育率，到實現從食品到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安全」，中共既希望也需要官僚和普通民眾的全力以赴。然而，中國目前的社會情緒表明，動員這兩個群體的成本越來越高。
在整個現代歷史中，中共一直將動員作為其政治統治的關鍵要素。它不僅尋求通過標準的官僚渠道進行運作，還鼓動和激勵各種群體的參與，以超越機構治理的正常限制。在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主義頂峰時期，政治圍繞著群眾動員展開：個人必須參加公開會議，開展集體批判和學習，甚至通讀《人民日報》頭版（這是一項如此枯燥和困難的任務，以至於作家兼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eys]將「閱讀共產黨文獻」描述為「類似於咀嚼犀牛香腸」）。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仍然依靠運動和其他動員手段，而不是正式機構來實現主要的執政目標。
改革時代的動員繼承了其毛派先輩的主要特徵，但在一個更加自由化的社會中也有了新的元素。這種動員的對象往往是幹部和官僚，而不是普通公民。曾慶傑（Zeng Qingjie）在一項關於扶貧的研究中解釋說：「毛澤東時代的運動，是動員群眾參與政治。相比之下，改革時期的運動，需要的群眾參與度要低得多。相反，官僚們成了大力動員的主要對象。」
伊莉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將這些動員工作描述為「有管理的運動」（managed campaigns），它採用了群眾革命運動的框架，但更多地由高層指揮，並充斥著使用技術官僚術語。這些努力包括工作組、地方委員會、將幹部或特定地方與其他目標地區聯繫起來等等——所有這些都將動員的重點放在精英群體而非群眾身上。
面對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挑戰，習近平領導下的新時代，不僅標誌著轉向加強黨的團結和打擊政治異見，也標誌著中共遇到了現有動員策略的限制。
依靠動員官僚和幹部來執行議程的做法已使他們不堪重負，以至於無法滿足需求。由於中共政權承擔的管治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且完成這些任務的目標嚴格而僵化，官僚們工作過度（而且由於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預算縮水，他們的工資也很低）。因此，官僚們經常感到幻滅和內卷。
與此同時，實現發展和社會秩序的許多目標也需要更多民眾的支持。然而，在政治日益冷漠的環境中，這些呼籲群眾行動的要求更有可能遭到冷漠或蔑視。公眾越是對這些要求置若罔聞，官僚們就越是被動員起來試圖克服這些限制。他們要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政策接受者的支持卻越來越少，靈活性的空間也比過去更小。
舉例來說，中共實施了一項政策運動，通過規定可種植糧食等主要作物的耕地配額來提高糧食安全，減少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地方官員的任務是實現從其他用途開墾出土地的目標，這往往需要讓老年農民利用他們的土地種植無利可圖的勞力密集型穀物，而不是種植茶葉或水果等利潤更高的經濟作物。地方官員已經在超負荷工作的重壓下苦苦掙扎，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試圖說服農民加入進來，但往往徒勞無功。說服當地人同意該計劃的唯一可行辦法就是提供大量補貼，但即便如此，許多人仍然不願改變他們的耕作策略。
應對幻滅的挑戰最明顯的莫過於出生率的下降。無論中共政權出台了多少鼓勵生育的政策，中國的新生兒數量仍在逐年下降，總人口也在不斷減少。在多年抵制改變計劃生育制度的呼聲之後，領導人不僅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現在還極力鼓勵年輕女性生育兩個甚至三個孩子。
人口減少和生育率下降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現象，尤其是在東亞。對事業的關注、平衡個人目標和傳統家庭義務的壓力，以及組建家庭的高昂成本，都使得婚姻和養育子女對許多年輕人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正如我在中國中部的一位朋友打趣說的，「房價是最大的避孕藥。」）幾乎沒有任何政策解決方案能夠使生育率有所提高。面對政策解決方案的匱乏，習近平呼籲中共官員積極倡導生育文化，重塑年輕人的婚姻家庭觀念。鼓勵多生的運動正在進行中。
到目前為止，這些嘗試看起來都是徒勞無功。記者們發現，女性對這些請求的回應是響亮的「不」。媒體的報導證實了我與中國年輕人的對話：政府試圖動員、鼓勵或勸說女性和家庭多生孩子，但得到的卻是集體聳肩。隨著這些運動變得越來越重要，官僚們將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來說服不情願的民眾，而民眾也只會變得更加不情願。
這並不是說全社會動員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說自上而下的動員無關緊要。相反，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動員的成本越來越高，限制了以動員為導向的政權的選擇。中國從未正式規定強制接種新冠疫苗，但地方官員在上級的嚴格指示下，在人身強制之外想盡一切辦法迫使人們接種疫苗。即便如此，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拒絕接種。研究表明，當中國放棄疫情控制政策時，超過四分之一的最年長公民（80歲以上）和超過10%的老年人（60歲以上）尚未完全接種疫苗，而地方官員不得不花費時間和金錢來達到他們的目標。
缺乏長期有效的動員，地方官員面臨無法實現的目標，中共只剩下強制手段——這是最後的手段，不僅代價高昂，而且有可能對個人和整個社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在耕地配額問題上，面對不妥協態度而採取強制手段的報導屢見不鮮，以至於中央政府不得不斥責地方官員太過分。
動員成本的上升對中共的治理項目提出了巨大挑戰。中共國要想實現其目標並實現習近平和領導層的設想，就必須克服這一動員挑戰；到目前為止，許多公民對動員努力的反應是進一步退出政治，而官僚們則在其行動權限的限制下徘徊不前。與其關注合法性危機或政權穩定，觀察人士不如將注意力集中在動員挑戰上。中共領導人能否應對這一挑戰，將決定中共國的未來走向，以及它能否實現其野心勃勃的議程。
作者簡介：Josh Freedman是一位政治學家，他撰寫有關政治、社會和思想交匯的文章。他目前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他擁有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學位和史丹福大學公共政策（倫理學）學士學位。yi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