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始於1980年代的開放和市場化改革，市場的力量，推動著經濟及經濟領域之外各種變化，最終演變為目前的局面。因此，市場化和市場，是理解當代中國的關鍵，也一直是關於當代中國敘事的主體。但是，市場化發生在什麼樣的形勢下，以及中國的市場經濟產生的社會基礎，卻未受到重視。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集權和官僚政治是其主要特徵。但這對市場化的中國的影響是什麼？專制政權必然利用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來獲得資源，以維持其利益和控制，而在政權與社會之間形成均衡。對一個延續秦制的集權國家，這種關係更顯著：統治者通過大規模官僚組織控制社會，民間被迫交納沉重賦稅供養統治階層。專制社會的經濟系統從屬於政治系統，社會生產系統被統治階層操控，來實現其目標；被統治階級權利無保障，淪為統治階層的工具。整個社會類似一個放大版的農隸制莊園。（當然，秦之後發生了一些變化。社會規模的擴大，超出了政權組織的控制能力，因此秦之後權力收縮，最終長期維持的是上層集權及官僚統治，基層以宗族為核心的自治格局。奴隸制莊園變成了農奴制莊園。）
1949年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引入所帶來的更多是形式上的變化，並未改變社會基本結構。但其收回社會基層自由，重新進行嚴密控制的實驗，卻破壞了自己的根基，導致社會崩潰。開放和市場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相當於對基層自治的回歸。
因此，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首先是專制政權的一次自我調節。它是統治者自己的選擇，不是社會搏奕格局的變化。在統治階層與社會之間，並沒有新興社會勢力來打破平衡，改變力量對比。在統治階層與社會的關係上，社會生產系統仍然從屬於政治結構，服務於統治階層的目的。作為市場和現代社會基礎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僅僅作為統治者策略被引進，未出現結構性因素來支持。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一個標誌。中國政府鎮壓並重新控制了局面，說明在專制與開放及市場力量之間，專制政權仍然具有主導地位。
那麼市場化發生的社會結構基礎，對理解當代中國有什麼意義？我們換個角度，看看市場經濟帶來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專制統治的影響。簡述如下。
一、理想主義特徵的減弱，基於行政指令的層級結構的改變，使政治系統逐漸世俗化，利益化。經濟利益逐漸成統治階層個人及組織的主要追求和核心指標。
二、隨著經濟系統的複雜化，統治階層與社會經濟系統之間的經濟關係不再局限於賦稅。市場經濟的重點不再是分配，而是資本，要獲得市場經濟下的利益和影響力，需要控制資本。由此權力開始與資本結合。
三、統治者和官僚階層利益並非一致，與資本的結合形式有所不同，存在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包括裙帶資本主義等其它形式）的區分。其中國家資本主義基於統治階層的利益和專制統治的穩定和持續，偏重宏觀指標；官僚資本主義則基於官僚群體個人利益，是對過去官僚特權的取代。國家資本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之間利益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影響。
四、從市場角度看，統治階層與資本的結合，使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變得不平衡。資本與勞動者之間，政府和官僚群體通過資本獲益，工人權利被壓制。生產與消費之間，生產得到有力支持，消費端只有公共需求有權力支撐，居民消費與其在分配關係中的地位相匹配，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因此市場化之後，在資本強勢地位下，貧富分化迅速擴大。
五、專制背景下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不平衡的，集權體制下更甚。按市場理論，有效需求不足會阻礙經濟增長。在經過短缺經濟下的恢復性增長之後，增長動力應該減弱，市場化帶來的效益會逐漸減小。但是，我們知道現實中卻不是這樣，一九九零年代之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各種問題都在增長中化解了。
六、原因在於全球化。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失敗帶來的樂觀情緒中，中國輕易加入WTO，歐美國家對中國生產開放了市場。上述消費不足的問題，甚至還沒有變成嚴重的問題，就被化解了。還有更重要的方面。無論哪種極端，都需要有強大的權力支持。如上所述，市場經濟中，中國集權專制體制所支撐的，是資本和產業方面利益。其政策包括對勞工權利的壓制，對資本和產業經濟的政策支持，對環保、人權、社會責任等現代價值的忽視，以及官僚利益支持下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的全力投入。這帶來競爭優勢。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權力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反而變成了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吸引全球資本，形成國際資本與專制權力的合流。與此同時產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產業轉移。正是全球化帶來的這兩方面的變化，支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七、經濟增長過程中，雖然與之相關的各方都變化巨大，但最大的受益者顯然不是社會普通民眾，也不是國際和國內的資本勢力，而是統治階層。市場並沒有在人們想像中的自由與專制的較量中獲勝，反而被利用，加強了專制勢力。因此「中體西用」的格局下，統治階層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和制約關係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但統治階層卻影響力大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八、首要的影響是財力增長。財政能力增強擴大了專制政權的策略空間，過去無力實施的國內及國際政策、目標，現在得以重新開展。這包括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控制；民族問題的解決；軍事能力提升；對第三世界的意識形態輸出和控制；所謂「反帝」反西方大業；原來被擱置的領土邊界糾紛；台灣問題等等。這些繼承於極權體制的政策並沒有隨著開放與市場化而消失，隨著「韜光養晦」策略被放棄，它們以新的面目出現，並逐漸成為全球熱點。對於世界和西方來說，則意味以前因缺乏影響力而被忽略的威脅，現在成為現實。
九、國家資本主義還帶來新的問題和競爭領域。國家資本主義與市場資本主義不同，它並非遵循市場規則參與競爭的主體；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政府角色，只與經濟系統間保持某種傳統關係。它是政府與資本主義市場主體的結合。因此無論對內部市場還是國際關係，都帶來新的問題和現象。
對外，它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並逐漸成為最重要的參與者，這個過程中一直被歐美國家作為或被期望為符合現代規範的角色看待。但實際上，對外關係中中國政府與國內產業和資本利益一致，深度綁定，是其直接的利益代表。它直接插手市場競爭，為其產業和資本爭取最大利益，而無視內部或外部市場均衡和國際規則。因此，中國政府推行的是徹底的重商主義，其行為與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國際貿易規則格格不入。這導致其加入WTO後貿易衝突不斷。
遵循的規則上的區別，使得貿易衝突不可調合。衝突必然過渡為貿易規則上的競爭，上升到政治層面。因為上述經濟發展及對外貿易方面對中國統治階層的重要意義，意味在專制政治格局下，其在市場及貿易規則上的競爭中不可能退讓。因此經濟領域競爭和衝突將會走向全方位，圍繞經濟利益，在貿易政策、外交、國際關係、社會文化交流以至軍事領域激烈競爭。也就是說，大國主導的陣營對抗時代再次來臨。
對內，當年被策略性引入的經濟自由和民營經濟，將逐漸回歸其在專制社會中本來的地位。因權力控制程度的區別，不同資本主體與其利益有不同的聯繫，存在親疏之別：國有資本最親，民營資本次之，外資則疏遠。這個區別會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經濟地位上升逐漸體現出來。當外資對中國產業發展帶來巨大收益的蜜月期結束，外資與政治權力的關係降低，並隨著全面競爭的來臨而面臨風險。民營資本則因統治階層加強控制的需要而變化，一方面在資本、營運多層面受到權力影響和操控，另一方面受到國有資本的持續收購和侵蝕。隨著權力在市場中影響力的提高，國內資本和產業逐漸融入國家控制體系，成為統治階層的工具，嵌入到對內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參與如宣傳和信息資訊控制，軍民融合，政府控制職能外包，對外經濟脅迫，對國際供應鏈及關鍵產業的控制，統一戰線，情報與智慧財產權盜竊等等。
十、本文主要目的是闡述當代中國內在結構，理解現實。上述國際國內局勢和變化趨勢顯然已成為當下現實。以下部分將涉及對未來預測。先看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
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前面已經說明，常規的市場經濟中應成為主體的內部需求，是專制社會的先天缺陷，但外貿補缺，以及國際資本對產業的投入，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實際上，推動二十年經濟增長的因素還包括另一部分，即超額的基建和房地產投入。之所以前面未談及，是因為它顯而易見的問題：缺乏持續性。它是集中決策的體制，以及各級官僚利益的強勢推動的結果，無論微觀還是宏觀上都無法實現財務平衡，必然積累債務，直到無法持續（正如當下我們看到的）。因此長期來看，它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是可疑的，我們只把它作為短期因素而忽略。真正帶來持續性影響的仍是國際貿易和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
但是，前述權力經濟與全球資本結合的模式也有其約束和上限。它體現在重商主義在全球化時代帶來的競爭和衝突，即約束將通過貿易衝突、規則競爭等體現。當衝突和對抗發生時，就意味增長頂點來臨。要突破這個約束，需要在兩種規則的競爭中獲勝，然後在重商主義政策推動下，中共控制的產業進一步侵蝕各國產業，逐漸建立全球經濟殖民，成為另一個日不落帝國。那麼有這個可能嗎？雖然目前從中國經濟增長獲利的國際資本的利益仍主導各國對中關係，綏靖政策仍然是主流，但是我們也看到，國際形勢正在快速改變，政治上的轉折正在發生，對中國經濟的第二個打擊即將降臨。
所以增長的停止是一個可預期的結果。機會主義政策導致的債務問題已經爆發，長期趨勢上的增長因素麵臨轉折，中國經濟拐點已至。
十一、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統治者面臨的關鍵問題，經濟形勢將影響到各個方面。那麼它會如何選擇？第一種可能，如眼下經濟學界開出的藥方，通過分配政策擴大內需，實現國內經濟均衡來解決問題。如前所述，這四十年的變化，都是專制體制下，統治階層利益推動的結果。國內的各種公共政策，只有符合其各級利益的方面才得以高效實施，單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政策，無不被扭曲或拖延。要實現分配政策的逆轉，意味著整個政治體制的變化。以一個長期變化來解決短期目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第二種是從改革的角度看，是否有重新回到極左時代，通過全面的控制維護統治的可能？在社會層面上，當代中國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同於極左時代，市場成為社會的經濟基礎。市場以整體對政策和局勢做出反應，當政策導致市場波動時，短期影響社會秩序穩定，長期減弱政府財政能力，從而對破壞市場均衡的政策形成反饋約束。所以我們看到供銷社的回歸，看到社區職能的加強，看到企業中黨支部的入駐，看到國進民退，但要和平地退回到計劃經濟還是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的局面下，中國政府已難有有效應對政策。在反覆折騰、掙扎後，繼續按上述趨勢發展下去，是最有可能的一種路徑。那麼，國際競爭和格局，已成為中國問題之歸宿。世界人民，特別是西方社會的選擇成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區別僅在於，中國專制體制的自行崩潰和整個世界被拖入對抗之間，哪個會走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