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外關係無論如何是擺脫不掉的，它使我吃盡了苦頭。
1968年下半年清理階級隊伍，鑑於我的海外關係，我被懷疑是美蔣特務，軍代表老劉甚至詢問我的同事我是否懂英文，想以此作為指控我是美蔣特務的一個根據。幸好我只學過俄文。我還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因為我每年過年要到天津看望屬於天津民革成員的舅舅。
應當承認，我那時二十剛出頭，少年氣盛，看不慣軍代表的能力和舉止，言語行動中就會流露出來大不敬的態度，不那麼聽話。我的這些表現在其他老師中是引起共鳴的，這也是軍代表想用我開刀的原因。
可以想見，在一個只有三十來人的小學，如何開展階級鬥爭，清理階級隊伍？按照5%抓階級敵人來計算，我所在的學校需要找出1.8個階級敵人。為了政績，還要加碼，至少要抓三個，當然要抓出四個就更好了。而海外關係當然是最好的藉口了。
所謂隔離審查相當於現在的雙規，當然文革時絕不局限於共產黨的幹部。也可以說隔離審查就是在軍宣隊的帶領下，「軍」設公堂和拘留所，由所謂的革命群眾出面，毫無法律依據的拘捕、審問和刑訊。被隔離審查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不但要經歷無休止的審訊和鬥爭，還要從事骯髒和繁重的體力勞動。
在批鬥我時，因為我交代過父親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軍宣隊就鼓動老師逼我承認父親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理由是聯合國乃美帝控制的工具。我卻還嘴硬，爭辯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也在聯合國擁有席位，所以我不能說聯合國就是美帝的工具。」我用毛澤東的話堵了積極分子的口，他們惱羞成怒把我打翻在地，把頭磕出了個大包。後來，我才知道動手時，軍代表老劉躲貓貓，「正好」出去上廁所。
打完了，軍代表老劉回來了，一本正經地說：「要文鬥，不要武鬥」，然後又呵斥我：「你態度不好，你是對抗群眾運動，你要老實交待」。我看不清他的臉，因為挨鬥時我不敢戴眼鏡。如果把眼鏡打碎了，我沒錢再配一副，而700度的近視，沒有眼鏡我連「毛選」也不能看，更無法寫檢討，那我怎麼辦？
革命委員會叫我老實交待，我倒也是真心想交待。但我怎麼知道我父母在國外幹了什麼呢？我連他們當時在哪個國家全不知道！軍代表老劉對積極分子說：「海外關係比地主，富農，資本家還壞。我們可以去外調地富資本家，卻沒法調查海外關係。」看來真難為當年這些解放軍了，要是如現在國家外匯存底富裕，下回文化大革命，他們就可以去全世界外調了。
即使這樣，軍宣隊為我的出身還是做了很多調查工作。一個是關於我的舅舅。軍宣隊告訴我的同事，他們調查到我舅舅是天津民革的成員，而我不能和他劃清界限，在過節放假時經常到天津我的舅舅家去。軍代表老劉還在大會上指出，我的五叔，1955年北京鐵道學院的畢業生，鐵道工程師是一名右派分子。這是在和我叔叔失去聯繫很多年後我第一次聽到他的處境，以前我們一直猜測他可能被打成了右派。想不到在我的批判會上得到了證實。
我沒有供出我母親最後一封信，即文革剛一開始她的來信。我把信銷毀了。我一再強調已經和父母沒有聯繫兩年多了，但人民子弟兵還不放過我。我被打、被鬥爭、被強迫刷廁所、掃樓道、修學生的桌椅、開拓操場。我得了嚴重的內痔，好幾次鮮血如同尿一樣噴射出來，把豎長几米白瓷磚砌的便池染紅。開始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病，嚇得跳了起來，渾身發抖。當時我21歲，在今天看自己，還是個孩子。
發動群眾之後，有人揭發我在大庭廣眾之前說「毛主席還不實事求是呢」，雖然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但還是由此入手，非逼我承認不可。不承認就不許睡覺，天天鬥爭。這不叫逼供信，這叫「坦白從寬」。更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在每天繁重的勞動，無休止的批鬥之後，我還必須寫五頁檢討。一天我終於寫出了錯，我把慣用口號，「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萬字寫錯了，寫成「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無壽無疆」。這下就成了現行反革命。
這樣過了半年多，我的精神幾乎崩潰，身體也垮了，主要是嚴重的痔瘡噴血，缺乏營養。一米七八的我體重只有54公斤。幸好這時上面開始部署結束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宣布落實政策。這就是說某個整人運動到了該收尾的階段了，通常是被整肅的人已經超過各部門總人數10%的指標了。成千上萬在私設的牢房及「牛棚」的整肅對象，儘管沒有任何犯罪的證據，卻已經嘗到專政的苦頭了，現在可以被釋放了出來。對此還有一個特別的理論：過去的政策是對的，今天的政策也是對的，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反對過去的政策。總之，整人是對的，沒整死，放出來不但是對的，還是對被整的人的恩惠，需要我們感恩戴德。
政治運動是波浪式進行的，其實有什麼「罪行」並不重要，而是要看這個「罪行」和那時政治主攻的目標是否吻合。在趕上嚴打的關頭，一句錯話可能被判死刑，立即執行。而當各單位的臨時牢房人滿為患時，又可能有所謂的落實政策，就是放出來一批……過去隔離審查，批判和鬥爭是對的，現在「解放」了也是英明的。所謂解放就是把隔離審查的人放了出來。
1968年底，我也算被解放了，重新當了教師。為此我要在全校老師、工宣隊和軍宣隊面前向主席像請罪、鞠躬、要哭出來流出眼淚，感謝他老人家。一次還不成，要再三再四地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還要把我從未生活在一起的父母罵個狗血噴頭。只有這樣表演，我才算做了觸及靈魂的檢查，解放軍才能放我一馬，才可以回家。現在想，當年「解放」這個詞的用法實在很奇怪，是誰把我們囚禁的呢？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