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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鈺 | 同類事件頻發,該檢視社會是否病了(圖)

如果此類惡性事件只是偶發,你完全可以歸結為個人原因(破產、離婚、受霸凌、精神病),沒毛病。但是如果事件頻發,那麼就要檢視和反省了——是否整個社會都生病了?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一書里說,「如果人生活的條件違背了人的本性,沒有達到人的成長與精神健全的基本要求,人就必定會作出反應。他要麼墮落滅亡,要麼創造出一些更適合自身需要的條件。」

雙十一,普羅大眾正忙於購物拉動內需,昔日平靜的珠海卻發生一起惡性事件——一個男人駕車沖向在體育場鍛鍊的市民,導致35人死亡,43人受傷。

所有的事件要素中,「體育場」一詞獨獨加倍凸顯出來——因為它是日常的。

在我的家鄉,每天晨昏,縣城唯一的體育場密密麻麻全是人,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好像大半個縣城的人都擠在那了。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們每天早上從家裡走到體育場,走兩圈後回家。母親順便去看看附近的菜園。

我無法想像,當一輛越野車向體育場裡的人(包括我父母)衝過去時,會是什麼情景。那些勤於鍛鍊的人們,不過是和你我一樣,希望身體健康、平安度日的普通人。

過去這段時間,此類無差別傷害案件頻發,作案者一般無具體目標,隨機性很強。正因為它是隨機的,所以誰也不知道某個看起來很正常的路人何時起意,何處實施,因此根本無從防範。可以說,每個在公共場所出現的人——包括大街上、地鐵、酒吧、體育場、商場——都可能成為受害者。你精心構建起來的生活,其實脆弱無比,轉眼間就可能像菸蒂一樣,被一雙突如其來、無冤無仇的腳莫名其妙地踩滅。

一想就不寒而慄。

危險隨時可能發生,生活其實脆弱無比。(圖片來自網絡)

就珠海這起事件來看,兇手的犯罪動機是婚姻失敗和對財產分割不滿。這個原因聽起來似乎很個人化,正常人都覺得不至於去行兇。可是,我相信這僅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前,他的身上一定背負了很多生活重負。超過極限時,人就崩潰了,然後開始隨機「報復社會」。

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激烈的社會情緒的宣洩。如果我們不從上游研究這股情緒的怒潮從何而來,因何而起,而只是站在下游,面對它衝垮的一切心痛不已,高喊嚴懲兇手,那麼,待下一股怒潮又卷過來時,下游依然死傷無數。

情緒的怒潮和社會的戾氣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它通常是從失去希望開始。

去年夏天和今年上半年,我都待在國內。之前被疫情阻隔了三年,我感覺自己不太了解國內的實況,一心想「補課」。於是一路上,不管是在北上的高鐵還是南飛的飛機上,我都如饑似渴地和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聊天。總體的感受是,沒有人是快樂的。

今年7月,從雲南麗江到昆明的火車上,我認識了幾個女大學生。她們來自安徽某大學,讀建築設計專業,大四。其中一個女孩說,她當年就是因為看了林徽因的傳記,才決定學建築設計的。沒想到現在畢業了,工作卻找不著了。班裡50多個人,只有8個人找到工作,而且干建築一行的只有三個。

在夜行的火車上,她們的臉或明或暗,一如這個時代。

過去十幾年,我的一個親戚一直給超市做監控,同時還做一點裝修。疫情三年,基本沒生意,坐吃山空。前段日子,他告訴我,裝修公司徹底關門了,因為房地產行業凋敝,實在沒生意了。他要養兩個娃,供三套房子的房貸,不知道如何熬過這個寒冬。他告訴我,他周圍一圈做生意的朋友,近幾年都在家裡打牌、喝茶,聊天,尋找新的出路。「感覺前面沒有希望,每天只是湊合活著。活一天算一天。」

他目前最大的安慰,就是回家時看到一歲女兒的笑臉。我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安慰他:挺一挺,將來一定會好的。因為未來一片雲霧,我自己都無法看清。

在一個人人不快樂的時代,每個人都積攢著一堆負面情緒,所以一點就燃,或者不點自燃。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施害者。可能僅僅由於某個小事件的發生,兩個身份瞬間切換。因為在此之前,他已經處在崩潰的臨界點了,一觸即發。

兇手確實可惡,他無端剝奪了別人的生命,必須要嚴懲。可是,如果這已經成了一種社會現象,僅僅嚴懲具體的個人是不夠的。為了防止下一起同類案件的發生,犯罪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應該合力,去探究兇手反社會人格如何形成,社會不良情緒如何疏導,如何保障民眾的心理健康,從而建立起一套日常防範機制。

關於心理健康,我想多說幾句。由於國內生活節奏太快,生活壓力大,特別是經濟下行、自由緊束的當下,很多人深感前途無望,心理健康出現問題。但他們並不自知,或者,即便自知也不知道該找什麼機構疏解,只能自己扛著。當情緒破防的時候,要麼傷害自己,要麼傷及無辜。所以,這時心理諮詢專業人員顯得尤為重要。

我記得,疫情期間,美國很多人患了抑鬱症,心理諮詢師不夠用,於是他們從社會上招聘助手,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可以幫助社區民眾疏導情緒。國內條件許可的地方,也應該給那些心理健康出問題的民眾及時提供幫助,在「房子」出現漏洞時趕緊補好,免得到時崩塌,毀了自己也砸了別人。

我梳理了一下近兩年國內發生的若干起同類案件(包括公開和未公開的),發現案件有一些共同特點:兇手以男人為主,其中40歲以上男子居多;兇手生活多遭遇困境:失業,被霸凌,考研失利,離婚,討債未果……;普遍有「精神病」;作案工具多為菜刀,此外還有汽車、攪拌機,棍子、槍枝等。

作為一個中年人,我特別關注作案者的「中年人困境」。

可以說,中年人是中國生存壓力最大的一群人,上有老,下有小,要供車貸、房貸和孩子的學費,而自己的工作風雨飄搖,不知啥時就可能斷供。在此巨大壓力下,一個微小的事情就可能讓他們瞬間崩潰。他們不知道造成自身境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也不知道誰該對自己失敗的生活負責,或者知道了,也無力去討還公道,所以只能無差別地傷害那些和他一樣——甚至比他還脆弱的個人。

小時候,我生活的鄉村有個淘氣的男孩,經常被爸媽胖揍。他無力反抗,每次挨打後,就去外頭狠狠踢路上悠閒踱步的雞鴨和在陽光下睡覺的狗。那個駕車撞向無辜市民的施害者,其心理軌跡和這個男孩如出一轍。

如果此類惡性事件只是偶發,你完全可以歸結為個人原因(破產、離婚、受霸凌、精神病),沒毛病。但是如果事件頻發,那麼就要檢視和反省了——是否整個社會都生病了?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一書里說,「如果人生活的條件違背了人的本性,沒有達到人的成長與精神健全的基本要求,人就必定會作出反應。他要麼墮落滅亡,要麼創造出一些更適合自身需要的條件。」

可惜,目前實現後者相當艱難,道阻且長,於是很多人選擇了前者。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哈德遜河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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