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的聲音一直是中國數字時代關注焦點之一。儘管中國的言論審查和輿論操控日趨嚴峻，國家對公民的監控無處不在，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從的個體，頂著被刪號、被約談，甚至被監禁的風險，對不公義勇敢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些聲音雖然渺小，卻精準地道出了時代的病症，而「發聲」背後的勇氣和良知，也終將改變潮水的方向。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猶如無數的珊瑚蟲形成了雜亂無章的珊瑚礁，無數個體的不服從與逃避行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經濟堡礁……當國家的航船擱淺在礁石上時，人們通常僅僅關注船隻失事本身；他們沒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中國數字時代在「每日一語」欄目中以字卡的形式記錄下了這些聲音，同時在「網語館」、「公民館」中對這些不服從的聲音進行存檔。同時，在每月的「CDT網語」欄目中，梳理當月輿論焦點，並精選這些事件中值得關注的觀點和討論。
本期新詞：四無五失
今年中國發生多起無差別傷人事件。11月11日晚，廣東珠海發生一起嚴重傷人事件，一輛越野車在珠海市體育中心隨機撞人，根據警方11月12日通報，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傷；11月16日晚7時，江蘇宜興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內有人員持刀傷人，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傷。而就在半個月前，10月28日下午放學時間，北京海淀某著名小學門口就發生了一起惡性持刀襲擊案，導致5人受傷，其中有3名未成年人。
在珠海珠海中心駕車撞人事件發生後，網上流傳的圖片顯示，當地社區開始重點排查「四無五失」人員。所謂的「四無」，指的是「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或穩定收入、無房產等資產」的群體；「五失」，是指「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異常」的群體。
此外，也有網傳圖片顯示，有其他地方的社區也開始排查「八失人員」和「三低三少」人員。「八失人員」指的是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則是經濟收入低、權利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疏導管道少的相關人員。
面對頻發的無差別傷人事件，中共當局多次自吹自擂的「世界上最安全國家」一說再次受到嚴重挑戰，習近平也首次對此類極端案件做出了指示，要求「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
有網友評論道，所謂的「源頭防控」其實就是繼續用「堵」的思路來解決問題，而徹底無視問題真正的根源。關於這幾次隨機傷人事件的文章，絕大多數都遭到了當局的嚴格審查。有網民調侃，如此掩耳盜鈴的舉動繼續發展下去，或許就只能給漢族人也修建「去極端化教培中心」了；更有網民質疑，「當這種矛盾累積多年後出現劇烈爆發、多點爆發，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的時候，如果還是追求及時化解矛盾，會不會本身就成了累積矛盾的源頭？」
也有網民指出，「四無五失」人員當然可能對社會構成危害，在特定情況下走極端的概率會增加。但是，由於一個人的境遇乃至身份是流動的，兼之基數巨大，排查「四無五失人員」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珠海、宜興的無差別傷人事件
維舟：這一年裡，這種無差別攻擊已經發生多起，但輿論的態度卻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蘇州和深圳，針對外國人的同類事件，都不乏有人為之叫好，將兇手稱作「英雄」，甚至反過來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導自演；連瑞士蘇黎世中國留學生刀傷無辜兒童都有人辯護；直到這一次，似乎兇手唯一可辯護的餘地就是他受人指使——還有比他更可惡的「境外勢力」在背後。
也就是說，對一些人來說，關鍵之處在於死者是誰——如果暴力的對象是「我們」的外國假想敵，那麼實施者仍是「我們」的一分子，甚至應被受封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對象轉成了「我們」，那解釋起來就困難多了，只能繞個彎，把這繼續看作是「他們」暗中對「我們」實施的侵害。
這樣自圓其說倒是保護了自己的信條不被顛覆，問題是：那些兇手的真實動機真是那樣嗎？（選自《當暴力受害者從老外變成中國人：我們都可能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小河滿了：社會的穩定發展，不是靠權力來壓制社會空間，更不是靠權力的力量來維穩，多年實行的高壓，就是靠「花錢買穩定」、「掩飾真問題」的治理模式，使行政體制出現一種病態，「維穩思維」瀰漫行政體制內，而等級制度森嚴之下，更加扭曲了行政治理方式。落後的社會管理思想擠壓了民間自治的力量，阻礙有共識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
政治的專政，是一把利劍，讓我們每個社會的個體都躺倒在砧板上。（選自《我們要在民間相互守望》）
項棟樑：復盤反思和防微杜漸都是很好的觀念，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夠幫助我們所在的社會進步完善。但是很遺憾，發生在珠海致數十人遇難的這場惡性案件，其實沒有什麼簡單直接的辦法能夠預防和避免。恰恰相反，如果為了交差而硬要做點什麼，運動式地採取某些措施，反而可能激化產生新的社會矛盾……槍枝可以禁絕，刀具可以管制，菜刀西瓜刀也用鐵鏈鎖上嗎？現在是越野車行兇，能禁止越野車上路行駛嗎？（選自《很痛心但很遺憾，沒有什麼辦法能阻止悲劇發生》）
齊物學堂：在具體的謀殺性自殺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權力、控制和攻擊性的霸權男性氣質。許多研究者都認為，謀殺性自殺就是「男性失敗」（ failed manhood）的極端結果……在當下社會裡來關注謀殺式自殺，不但要關注「男性失敗」或男性五失人員，更要反省各個層面社會文化對霸權男性氣質的推崇（一言堂、不由分說、不容置辯、靠拳頭說話、就是硬剛、把xxx打趴了嚇尿了）在街頭暴力悲劇中起的形塑作用。（選自《街頭陽剛：作為公眾表演的男性謀殺-自殺行為》）
里約熱淚奴：具體到珠海這起事件來說，據聞兇手的行兇原因，是妻子與某個暴走團的人有染，在他那裡，暴走團的成員都成了一個可以被抹去的符號。
當一個人被標籤化、符號化，被抽離了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著其上的人類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殺害一個人時，世人常有惻隱之心；但是，消滅一個標籤、一個符號，一些人心裡湧起的可能只有快感。（選自《殺害一個人，世人常有惻隱之心；但是，消滅一個符號呢？》）
老衲：隨機的反社會，就有隨機的死亡。唯一能追問和探查並記錄的是：什麼原因，羚羊成猛獸。
暴力和憎恨是會傳播的，那些你覺得噁心，撇過頭去的仇恨言論，恰恰會造成你不希望的極端事件。
無差別襲擊讓我們所有人都成了倖存者，這種野蠻、兇殘的惡劣手法暴露了它們的怯懦和無恥。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不欺壓婦孺、不傷害無辜，必須是我們每個人的底線。（選自《江蘇職校那位刀手的「自白書」問題》）
老蕭雜說：在社會學上意義上，珠海駕車撞人案已不是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或孤立的犯罪現象，它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會心理版圖上，出現了一個呈畸形走勢的暴戾心理。
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是多層次的，犯罪產生的基本因素是社會環境，決定性因素也是社會環境。
個體原因對犯罪的產生也有影響，只不過是在社會因素基礎上產生的影響。（選自《對珠海駕車撞人兇犯不能止於標籤化》）
顧意：資訊技術的進步，並不一定意味著新聞的進步或社會進步，有時恰恰相反。赫拉利就舉了納粹德國的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無疑是當時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當這種先進性落在戈培爾手裡，就是巨大的墜落。
如果官方是信息的唯一出口，或者被定義為唯一的權威出口，那這樣的信息就可以視作天然不可信的。因為壟斷本身，就意味著不客觀，就意味單方面的利益。
信息需要「交流」，而不是「直流」。相信唯一來源通道的信息，就是最大的天真信息觀。而這種天真信息觀泛濫起來，將比「信息匱乏」更為恐怖。（選自《突發事件信息發布不能被壟斷》）
冷月髒花魂：信息作為一種日益重要的資源，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權力的覬覦和掌控。在突發事件中，即便是社會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信息的發布和傳播也可能被壟斷。公眾所看到的內容，並不僅僅取決於技術進步和媒體多樣性，還受到權力意志的左右。
權力的覬覦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如何遏制這種壟斷。
一個國家民眾在類似事件中能獲取多少真實信息，這也是衡量該國文明和自由程度的一個標準。（選自《突發事件信息發布不能被壟斷》）
張3豐：為什麼一個人要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什麼，就要去傷害他人？無差別攻擊的心理機制到底是怎樣的？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責任」的缺失。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即使再不如意，其極致狀態也許只是「自毀」，而不是去傷害別人。
突然覺得有一點責任感：去書店的人，應該不會走極端。他們想知道別人寫了什麼，也想表達自己。一個有交流欲望的人，大概會是一個仍然有希望的人。
如果你無法移民，就要做點什麼來改變環境。既然無處可逃，就勇敢一點，投入某種創造之中。去信任，去關愛。去傾聽，去表達。它可能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也許能改變他人的軌跡。這就是改變世界。（選自《無處可逃，不如創造》）
夜騎開封
魏春亮：二、三十萬夜騎的年輕人，似乎在用行動向世界宣布，他們要的其實很簡單，不是成功，不是貢獻，而僅僅是快樂，純粹的、稀缺的、輕盈的快樂。而在熱血肆意的騎行開封背後，是不是也有著不為人知的壓抑和苦悶呢？
有作者說，上萬人集合夜騎，是一種「群體性癔症」。我覺得這是準確的判斷，不過，是從理解的角度去看。
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要走出生活的軌道，騎行在路上，且只為了騎行在路上，曠日持久，樂此不疲，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可能確實病了？（選自《萬人夜騎開封，一種新時代的群體性癔症》）
張3豐：不能過萬聖節，就有可能去騎行。騎行並不違法，也不會冒犯任何人，甚至可以偽裝成文旅經濟小小的貢獻者。當然，現在證明，這樣的騎行也是不行的。但是，封路或者過了四環就鎖車，並不能真正禁錮年輕人的內心。
可見的未來，年輕人的「聚集」會越來越頻繁，也可能以更輕、更無意義的形式呈現出來。畢竟，年輕人的肉體依然存在，他們終將長出一點精神。從鄭州到開封，並沒有個人的「出路」，但是你以某種形式出現在路上，就是「道路」本身。（選自《從鄭州到開封，有沒有出路》）
項棟樑：這幾年的大學生有多難？直觀地說，比疫情那三屆還要難……前途渺茫，意義缺失，堪稱中國恢復高考以來最難的一批……青春賣不出去，那就自己揮霍掉。發生在河南的荒誕劇，就是這樣一種集體的狂歡與釋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學校，也在醞釀著或者實踐著其他釋放方式。
不讓自行車跨城很容易，發個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後呢？大學生們無處發泄的精力要往何處去呢？（選自《大學生，向何處去？》）
照相的宋師傅：夜騎的大學生，不止打了鄭開兩地流量掛帥的文旅耳光，還在官方主動騰出的馬路劇場上，展示了一些青春當事人不可能有、卻會被觀眾賦予的別樣含義。大學生夜騎也許是一次影響不那麼大的試驗，但誰能說這種影響僅限於此？
有個作家說過，人不能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受。夜騎事件則表明，當這兩樣東西並存於輿論場時，沒有售價的可能不是青春，而是耗材；那些自以為擁有流量、利用流量的人，掌控感未必像自誇的那麼好，失控才是流量的本質。
夜騎是大學生浪擲時光的方式，將荷爾蒙交付某種未知，然後在全面的算計中膨脹為必須被管制的無序之力。這不是對青春的諷刺，而是對社會荒蕪的嘲諷。拔高夜騎的意義是不對的，可它凝聚的那些東西，召喚的解讀，不知包含多少錯付與浪費。（選自《流量掛帥的文旅接不住夜騎的青春》）
老蕭雜說：幾乎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會被從政治的角度加以審視、分析和處置。這種「不穩定幻像」，是導致社會穩定問題泛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而集體騎行，說到底不過以一種「有限的叛逆」，進行一場生活意義和價值的張揚，是長時間積澱形成的緊繃心理的短暫自我調節。
一禁了之很容易。怎樣建設一種彈性社會，讓處在系統性困境之下的社會成員得到宣洩？這才是面對扎堆騎行現象，我們應當深入思考的命題。（選自《面對大學生扎堆騎行，我們應當思考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