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安慶。
太平天國的戰火尚未平息，湖北巡撫胡林翼策馬來到長江岸邊，忽然看見兩艘巨大的洋船向西而行。輪船發出轟鳴聲，在江面上迅如馬，疾如風。
作為與曾國藩並稱「曾胡」的晚清名臣，胡林翼常懷家國天下，這兩艘偶然經過的輪船似乎在他早已震盪不安的內心深處捲起了一陣巨浪。洋船駛過後，胡林翼當即「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
這年9月，50歲的胡林翼壯志未酬身先死。
病逝前，他每次與幕僚談到「洋務」，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悅。沉思良久之後，他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化嘗試正式揭開序幕。在親眼目睹洋槍洋炮的威力後，如何自強、求富，成為無比迫切的時代命題。上至王公、督撫，下至文人、紳商，有一群被稱為「洋務派」的人物對此展開了長達三十餘年的改革探索，直至中日甲午戰爭宣告此次運動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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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會看到這麼一個說法，「洋務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中，朝廷以恭親王奕和文祥等滿清貴胄為主導，地方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督撫領銜，二者共同打出一套組合拳，拉起自強、求富的旗幟。
然而，還有一個重要群體不容忽視，那就是，支持洋務運動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大部分為紳商或士人出身，在仕途上不算顯赫，也沒有掌握實權，卻以入幕襄贊、籌辦企業、奉派出使等身份，參與到洋務運動中，甚至為這場運動提供理論指導。
▲胡林翼（1812-1861）。圖源：網絡
洋務派需要討論的第一個議題，是「變局」論。
俗話說，無風不起浪，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改革，每一場運動都有其緣起，而洋務派有一個共同的時局觀，即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洋務運動時，蘇州人馮桂芬高喊：「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五口通商，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和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此後，列強環伺，內外交困。
著名報人王韜對列強紛至的局面有感而發：「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所謂不世出之機也。」
曾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職的買辦鄭觀應也認為，列強「叩關互市」，「入居內地」，「此乃中國一大變局，三千餘年來未之有」。
「曾門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在《變法》一文中指出：「終不能閉關獨治。而今之去秦漢也，亦二千年。於是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
▲薛福成（1838-1894）。圖源：網絡
既然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那就要尋找破局之道。於是，洋務派第二個確立的是這場運動的指導思想，即廣為人知的8個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變的是什麼，不變的是什麼，洋務派心裡有一桿秤。
中學為體，即以中國綱常名教為根本，實則維護專制皇權。西學為用，指的是採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習西方工業化的成果，雖有少數洋務派提出了學習西方制度、文化，但在當時影響較小。
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1809—1874），是率先從系統上探討「中體西用論」的人。馮桂芬認為，對當時的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政務是國防問題，因此，他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
馮桂芬早年憑藉才學名動江南，32歲進京應試，考中榜眼，他曾在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得到賞識，成為林則徐的弟子。林則徐對這位得意門生評價頗高，稱讚他是「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在林則徐的影響下，馮桂芬開眼看世界，從當時有限的資料中了解西洋的情況，他一度在蘇州的書院中從事有關西洋學的研究，直到太平軍到來後，才不得不逃往上海，並在那裡目睹了洋槍洋炮的威力。
洋務運動時，馮桂芬著有政論作品《校邠廬抗議》，書中分為《改科舉議》《改會試議》《廣取士》《停武試議》《制洋器議》等篇目，主張廢除八股取士等落後的選士制度，引起西洋先進的器物和技術，「采西學」，「制洋器」。
馮桂芬這部著作的書名很有意思。校邠廬是馮桂芬的書房，此處的「校」是校正的意思，而「邠」是商周時期的邑名，也作「豳」，相傳為周太王所居，當年，周太王在狄人入侵時行寬仁之道，使周人得以興盛。馮桂芬的隱喻也符合洋務派的主張，在他們看來，隨著洋人強行打開大門，中國已經不可能回到閉關鎖國的時代，在這種變局下，只能推行變革。具體該如何做，就是應該正視己方的缺點，學習對方的長處，所謂「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
後來，馮桂芬為了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四處奔走，任教於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等多家書院，他和弟子們被稱為「校邠學派」，對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馮桂芬（1809-1874）。圖源：網絡
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1838—1894），也是「中體西用」的支持者，他主張「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薛福成出生於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薛湘是有名的八股文專家，就連曾國藩、李鴻章都自稱，他們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學習過薛湘的文章。薛福成年輕時也曾埋頭於八股文，但因為碰上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薛福成家道中落，四處流離，於是逐漸轉向經世實學。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薛福成得知湘軍領袖曾國藩招賢納才，便寫下一萬多字的《上曾侯相書》，提出八條對策，成功地進入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去世時，薛福成資歷尚淺，沒有實際的官職，只能和眾多幕僚一樣各奔東西。薛福成來到蘇州，只見昔日的「人間天堂」在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十室九空，更加感到自強求富的緊要。
只要有本事，不怕沒舞台。後來，薛福成北上，適逢垂簾聽政的兩宮皇太后頒布懿旨，廣開言路，薛福成奮筆疾書，呈上「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再次脫穎而出。這一次，他被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看重，成為李鴻章的智囊。在此後的幕僚生涯中，薛福成十分活躍，寫成洋務思想代表作《籌洋芻議》。
洋務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的繼承者，儘管他們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為這場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支撐，也開此後維新派之先聲，如王韜、鄭觀應後來發展為早期維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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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清朝政治局勢的劇變，也在機緣巧合下為洋務運動提供了給力的助攻。
咸豐十一年（1861），咸豐帝於承德避暑山莊駕崩，由年僅6歲的長子載淳即位，命肅順等顧命八大臣贊襄政務。結果，咸豐的靈柩剛運回北京，東、西兩宮太后便與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聯合發動「辛酉政變」，廢黜顧命八大臣，奪取大權，由顧命八大臣擬定的「祺祥」年號也被廢，新的年號改為「同治」。
之後，兩宮太后開啟了垂簾聽政的模式，尤其是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終於從幕後走向台前，在此後半個世紀執掌朝政。作為辛酉政變中慈禧太后的合作者，恭親王奕訢也迎來了他命運中的重大轉折。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皇子時期曾是儲君的有力競爭者，親王時期成為朝中重臣。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咸豐帝打著「木蘭秋獮」出逃，奕訢留在北京收拾爛攤子，負責與英法聯軍議和。咸豐帝死後，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讓曾經錯失皇位的奕訢成為兩宮太后倚重的輔政大臣，也讓他成為洋務運動在中央朝廷的核心人物。
▲恭親王奕訢（1833-1898）。圖源：網絡
此前，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訢與桂良、文祥提出了《通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發起「自圖振興」的呼籲，請求設立專事洋務的機構。不久後，他們又在《奏請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中提出了洋務運動的早期口號——「自強」，為之後安慶內軍械所和上海洋炮局的創建提供了支持。
在此背景下，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清朝正式成立了專門辦理洋務的中央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咸豐帝在批准總理衙門成立的中說道：「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
總理衙門的官制仿照軍機處設置，由軍機大臣兼管，又有六部大臣兼職。起初，總理衙門主要負責與洋人的外交、通商，到後來隨著洋務運動興起，擴大到與洋務有關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事務，比如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所謂「該衙門之設也……不僅為各國交涉而已，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於該衙門為總匯之地……海防事起，力求振作，採購戰艦軍械，創設電報郵政，皆該衙門主之」（刑部郎中沈瑞琳）。此外，原本設立的北洋（三口）、南洋通商大臣的權限也包括督辦洋務、引進西洋知識和人才等新興事業。
奕訢成為總理衙門的一把手後，前後任職長達28年，因長期主持外交與通商事務，經常跟洋人打交道，被稱為「鬼子六」。在此期間，奕訢對西洋長技有所認識，他認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
圍繞在奕訢身邊的，是同屬洋務派的滿清貴胄。比如奕訢的助手文祥。這位出自瓜爾佳氏的總理衙門大臣，認為和洋人的關係「非信約所能堅，非羈縻所可結，尤非姑息遷就所能了」，只有「自強」，才能抵禦外侮。
▲瓜爾佳·文祥（1818-1876）。圖源：網絡
因此，總理衙門的成立是洋務運動的重要標誌之一。
洋務運動期間，總理衙門經常與朝中的頑固派展開論戰。
有一次，反對洋務運動的大學士倭仁在朝中發表議論，說：「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的另一個身份，是德高望重的理學家，所以他竭力否定西學。他說，我們現在向洋人拜師學藝，且不說洋人詭譎，可能不會真心傳授，就算他們真誠地教我們，所成就的也不過是「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怕沒有人才，就算真的要學天文算學，我們國家就很厲害了，何必學洋人呢？
對於倭仁的不和諧言論，奕訢大為不滿，甚至諷刺道：「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大學士之後。」奕訢接著說，假如倭仁別無良策，僅僅是要以忠信禮義為武器，說這些足以制敵，那我們實在不敢相信。
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對立，伴隨著洋務運動的始終。在之後的文章中我們也會講述相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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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破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今江蘇南京），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
地方上，太平天國對清朝的傳統政治和權力結構產生的衝擊，也成就了洋務派官僚的崛起。如學者林懈說：「洪楊內亂為之因，遂生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迭握朝權之果。」其中，除了胡林翼早逝外，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大員，在洋務運動中扛起大旗。
咸豐帝曾說：「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無分於滿漢。」
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朝的中央權力下移，漢人官僚的權力有所增長，尤其體現在擔任總督和巡撫的漢人官員明顯增多。據統計，1864年，清朝任命的10名總督中，漢人占9名，任命的15名巡撫全部為漢人，而從1861年到1890年之間，清廷任命的44任總督中，漢人有34名；擔任過巡撫的117人中，漢人有104人。
此外，督撫統領勇營、練軍以及任免、獎懲地方各級軍政官員的權力也在戰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這為洋務派官員推行新政提供了便利。
作為湘軍的領袖，曾國藩早在1854年就通過廣東購買洋炮，用於鎮壓太平軍，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先進性。1860年，他有了籌辦洋務的主張，上書皇帝說：「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於是在次年收復安慶後，派遣精通科學技術的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等到安慶，籌辦安慶內軍械所。
在洋務運動中，曾國藩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命人製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派出了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翻譯館。1862年，他寫信給李鴻章，說：「以忠剛攝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竊制器之術，國恥足興。」
▲曾國藩（1811-1872）。圖源：網絡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另一位主要推手。1862年，李鴻章和他的淮軍搭乘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援救上海，這是他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西方技術。李鴻章在上海一年，多次寫信給曾國藩，稱讚西洋槍炮的破壞力，並開始用洋槍洋炮來裝備淮軍。李鴻章說：「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之……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後來，洋務運動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兩個，分別為江南製造總局、天津機器製造局。
曾國藩的湖南老鄉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在浙江平定太平軍，也曾見識過法國人給他帶來的西方輪船和火器。因此，左宗棠上書建議朝廷採用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學會造船技術。
左宗棠說：「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平定太平天國後，左宗棠在福州馬尾擇址，創辦了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圖源：網絡
無論是曾、左、李，還是他們的後繼者丁日昌、張樹聲、沈葆楨、劉銘傳、張之洞等，都身體力行、求強求富，使洋務運動付諸實踐。中央有總理衙門坐鎮，地方有督撫大員執行，社會有紳商、士人推動。如此一來，清朝統治階級中一個具有強大實力的政治集團——洋務派正式形成，晚清由此進入洋務運動時間。
面對列強的虎視眈眈，洋務派對他們所選擇的自強之路充滿了美好的展望：「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
但，歷史很殘酷，真理總是在大炮的射程範圍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