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笑話有兩個巔峰期，分別出現在20世紀初和20世紀七八十年代。
比如20世紀初流傳的一個經典笑話：一個小男孩問父親什麼是政治。父親解釋說：「就拿我們家來說吧，我負責賺錢養家，所以我是資本家；你媽媽掌管家裡的錢，所以她是衙門；我完全掌控你們，所以你們是人民；保姆負責幹活，所以她是工人階級，而你穿著尿布的弟弟，就是未來。」
小男孩似懂非懂。半夜，他被弟弟的哭聲吵醒，想去找父母幫忙，但父母房門緊閉，他怎麼敲也敲不開。他走到保姆的房間，卻看到父親和保姆正在床上光著身體相互撞擊。無奈之下，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床上繼續睡覺。第二天早上，父親問他是否明白了政治的含義。男孩回答：「明白了！資本家正在壓迫工人，衙門在呼呼大睡，人民被忽視，而未來一塌糊塗。」
這個笑話出自蘇布之手，諷刺的是二月革命之後成立的俄羅斯共和國。然而到了1918年，蘇布對待笑話的態度來了個徹底轉變，蘇俄專門針對笑話的「笑話犯」由此誕生。
很多人以為蘇聯笑話的靈感來自西方，其實不然。俄國的幽默諷刺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18世紀時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而這種幽默的流傳甚至直接推動了言論審查制度的出現。
1790年，俄國啟蒙運動的重要作家拉吉舍夫出版了《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通過對農奴生活的記錄，尖銳地抨擊了沙皇制度。這本書激怒了葉卡捷琳娜女皇，她下令處死拉吉舍夫，並制定了嚴苛的審查制度。
俄國文學的底色本是現實主義，其基調深沉而悲愴，頗有唐代詩人杜甫的風格。但在審查制度推出後，俄國文學不得不轉向另一條道路，那便是幽默與諷刺。
19世紀，俄國幽默諷刺文學在果戈里的筆下達到了巔峰。他的《欽差大臣》成為經典之作，據說《李衛當官》的靈感便來源於此。書中講述了一個紈絝子弟在外省被誤認為欽差大臣，引發了一系列荒誕的笑料。果戈里曾感慨：「我原本想忠實地描繪現實，但現實一次次讓我驚訝。於是，我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諷刺。」
進入蘇聯時期，這種諷刺性的幽默被稱為「廚房政治」。人們常常在廚房這種私密的環境中，與親密的朋友吐槽特權階級的不堪，藉此釋放積壓已久的情緒。
蘇聯式笑話以短小、辛辣、直接見長，尤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對政治的認知、情感和評價。這些笑話或諷刺物資匱乏，或嘲弄官僚主義，或揭露其腐敗無能。
比如，有人問：「怎樣才能趕走克里姆林宮裡的老鼠？」答：「只要掛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集體農場』，過不了多久，大多數老鼠會餓死，剩下的也會逃之夭夭。」
比如，問：「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有意見嗎？」答：「我當然有意見，但我不同意我自己的意見。」
再比如，有人問伊萬諾維奇：「你經常讀《真理報》嗎？」答：「當然讀。不然我怎麼知道自己生活得多麼幸福呢？」
還比如，斯氏、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車出門。開著開著，火車突然停了。斯氏把頭伸出車窗外，怒吼道：「槍斃火車司機！」可是車還是沒有動；接著赫魯雪夫說：「給火車司機恢復名譽！」車仍然沒有動；勃列日涅夫說：「同志們，不如拉上窗簾，坐在座位上自己搖動身體，做出列車還在前進的樣子。」
又比如，亞歷山大、凱撤、拿破崙做為貴賓，參加紅場閱兵。——我要是有蘇聯的坦克，我將是戰無不勝的！亞歷山大說；——我要是有蘇聯的飛機，我將征服全世界！凱撤說；——我要是有《真理報》，世界現在也不會知道滑鐵盧！拿破崙說。
最後比如，戈巴契夫時期。一男子來到酒館……男子：「來瓶兒伏特加！」侍者：「10盧布。」男子：「上次來還是5盧布，怎麼……？」侍者：「伏特加5盧布，另外5盧布是襠的革命基金。」男人不情願地掏出10盧布遞給侍者。奇怪，侍者又找了他5盧布。男子：「怎麼又找了5盧布？」侍者：「酒都賣光了。」
不得不說，笑話往往具有鮮明的警示作用。人民的喜惡傾向，在笑話中總能找到直觀的體現。如果蘇聯當局能夠從這些笑話中汲取教訓並及時改革，或許不至於在短短几十年後轟然倒塌。遺憾的是，他們對待笑話的態度，與沙皇時期並無二致。
列氏曾經表示：「笑話對我們的工農國家是有害的。」蘇布監察委員什基里亞托夫也在報告中強調：「不要低估笑話對我們的威脅。過去，我們用笑話削弱了舊證券的威信，而現在它被用來針對我們。」
因此，蘇聯建國初期便制定了反革命罪，並於1926年寫入刑法典，第58條的第一款至第十款明確規定，任何傳播、製作或收藏此類作品的人，均將接受判刑或流放。
這種罪名被民間稱為「笑話犯」。據蘇安委1990年3月13日公布的數據，1931年至1940年間，共有560675人因該罪名被判刑。而到1953年，因該罪被定罪的人數累計達到370萬人，其中79萬人被處決。因此，俄羅斯學者將這一時期稱為「黑色的年代」，充滿「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和黑色的天理」。
斯氏去世後，赫魯雪夫釋放了部分「笑話犯」。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社會氛圍再次走向嚴肅，反而讓笑話的數量急劇增長，其中以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笑話居多，占總數的25%左右。
1966年KGB成立了第五局，專門負責監控老百姓的言論。對於那些散布「詆毀」蘇聯光明偉大正確的笑話，輕則勞改一年，重則人間蒸發。
直到戈巴契夫上台，社會氛圍逐漸寬鬆，笑話才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市場。
蘇聯笑話的流行恰恰說明，高壓和強制或許能禁錮人的身體，卻無法束縛人的思想。反而越是壓迫性的環境，越會激發笑話的產生和傳播。在這種環境下，蘇聯民眾的智慧被迫得到鍛鍊，他們學會了用隱喻、暗示、留白等方式，在字裡行間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蘇聯笑話成了弱勢群體為數不多的精神武器。
可以說，蘇聯笑話就是在「壓力鍋」里蒸出來的，它是民眾在強制環境下的無奈反擊，也是生活中苦中作樂的智慧結晶。它不光是讓人捧腹的段子，更是一種對現實的深刻認知和諷刺藝術。
畢竟，連蘇聯的高層們自己都承認笑話的威力。只可惜他們只會忙著抓「笑話犯」，卻沒空發現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話製造者。
正如果戈里《欽差大臣》裡那句台詞：「你們笑的，其實是你們自己。」不過，話說回來，笑著笑著，蘇聯可就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