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間，香港一個不知名的小村九華徑，曾住著很多因躲避內戰逃亡香港的內地文人。六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小村依然如舊。
一、端木蕻良狗爬徑寫山歌
四姐四姐件件行
大事小事兩手清
區公所里管地畝
清白好像琉璃燈
……
剩下七妹是個么
紡出棉線一長條
紡給媽媽織棉布
棉布織成過紅橋
翻開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香港《大公報》副刊，可讀到一個連續性的詩配圖專欄，名曰"狗爬徑山歌"。山歌由端木蕻良所寫，木刻配圖由黃永玉所做，每隔幾日，一圖一歌。上面所引，正是"狗爬徑山歌"的《七姊妹》中的兩首。
狗爬徑——一個奇怪的、土得掉渣的地名。黃永玉先生說，這是他和端木蕻良等一批內地人，當年在香港遠郊居住過的一個小村莊。村里小路，沿山坡而上，窄小彎曲，坎坷不平，人行走之上，如同狗爬山，這一村莊故被人稱作"狗爬徑"。後來，狗爬徑有了一個新名稱：九華徑。
以"九華"替代"狗爬"，應是兩者發音相近之故。新名稱當然很美，不過，卻少了舊稱的形象與趣味。難怪開設新的山歌專欄時，端木蕻良和黃永玉，仍以"狗爬徑"命名，大概考慮到它與"山歌"體裁更為吻合。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名不見經傳的一個普通小村莊，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期間，因躲避內戰逃亡香港的諸多內地文人，匯聚在此。也在此居住過的漫畫家方成曾回憶說，他是應黃永玉所邀住進九華徑。
除黃永玉、端木蕻良、方成之外，先後在九華徑居住過的作家、詩人、畫家等文化人士有：樓適夷、黃薇夫婦，臧克家、鄭曼夫婦，蔣天佐、陳敬容夫婦，巴波、李琪樹夫婦，考誠、殷平夫婦，李岳南、葉筠夫婦，陽太陽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楊晦，耿庸，余心清，單復，朱鳴岡，顧鐵符。畫家陸志庠住進黃永玉家，作家張天翼住在樓適夷家。此外，還有《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因他們居住在此，時常有其他人造訪。黃永玉記得，胡風來到樓適夷家，徹夜懇談。蕭乾、聶紺弩、喬冠華等人也曾前來。方成記得，周而復、秦牧、李凌、謝功成、劉式昕、葉素以及"人間畫會"的畫家們，都來做客……
小小九華徑，一時群賢畢至，蔚為壯觀。
二、小村依舊
知道九華徑的名字有些年頭了，也熟悉不少曾在此居住過的前輩，我卻一直沒有前去尋訪的念頭。方成早在一九八三年就感嘆過："離開香港三十多年了，那個小村莊恐怕早已被高樓大廈吞沒，一點也剩不下。"又是三十年過去，在寸土寸金的繁華香港，我猜想九華徑恐怕早已消失了，即便前去，當年蹤影已不大可能看到。
前些年一次去香港，結識了王新源兄——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雖是計算機行家，卻也是一位香港文化通。王兄與我一樣，對老一輩文人的故事興趣盎然。巧的是，一年前他剛剛尋訪過九華徑，告訴我，九華徑還是一個老村落，幾乎還是舊模樣。一聽，喜出望外，我當即放棄其他計劃，與之相約，次日一同前往九華徑。
九華徑位於九龍荔枝角，乘地鐵至美孚站下車前行，步行約一刻鐘，拐進一條馬路，路的左側，一棵大榕樹灑下一片約幾十平方米麵積的濃蔭。樹前，豎一塊銘牌，綠框白底黑字，以中英文書寫五個大字——"九華徑舊村"。眼前就是狗爬徑——九華徑。
的確沒想到，香港竟還存有這樣一個老村落。青山環繞，綠蔭重重，一條小徑，不到兩米寬，由水泥、石板交雜而成，從大榕樹開始沿小溪向山坡之上延伸，這就是整個村莊的主動脈。小徑兩旁，高低不一的老建築與由綠色鐵皮搭建的棚屋，構成舊村的破落蕭條，偶爾一幢兩幢完整的老建築，顯出舊日的氣派，但牆壁上則已布滿斑駁碎影。不少老房子空置，或者，索性只有殘垣破壁。一家當年藥店，房子已無蹤影，空曠的平地上，只剩下一根磚砌柱子，隱約可見紅土所書"保康寧藥行"五個大字，孤零零地站立在雜草叢中，讓人想像著當年人們進進出出的身影。
保康寧藥行
此刻，整個九華徑，只有我們兩人外來者走在小徑上。舊村雖建築凌亂，破落蕭條，少見行人，但也另有一番清靜。沿小徑上行，不時路旁出現一條小巷，小巷人家門口，大多拾掇得乾乾淨淨，擺上幾盆鮮花，顯得頗為愜意。走至村落中間，小徑旁，竟還有一個販賣部，其簡陋，遠甚過內地深山裡偏僻小村莊的小店。
王兄帶著我，在一家門口停下，與一位老伯用當地話聊天。王兄一邊聊，一邊用普通話對我說，老伯在這裡出生長大，已有八十多歲，但他不記得當年有一批內地文人在這裡居住過。儘管如此，我仍想與他合影，老人高興答應。或許，他對我們的尋訪，也有一種好奇。
"村公所"銘牌、"養正家塾"額匾、門牌號……我一一讀過。我無法知道，熟悉的那些前輩，各自居住過的到底是哪一座房子。可是，走在小徑上，聽潺潺流淌的小溪，看古樹青苔，對一個尋訪者說，足矣！
其實，類似的走讀，有時不在於一定要有具體的發現，任何與歷史相關的感覺，都是走讀的收穫，值得回味……
三、流亡者的"世外桃源"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九華徑都算不上美麗村莊，即便回到六十年前，恐怕也算不上。但是，這裡靠近綠樹環繞，臨近海灘，徜徉叢林，划船入海，或游泳，或打漁，不亦樂乎。難怪回憶在這裡的短暫生活時，方成先生稱之為"世外桃源"——
生活自然是清苦的，但很愉快。晚上幾家人湊在一起就熱鬧了。其中最活躍的是黃永玉，他最年輕，愛說愛笑，還有編笑話的天才。黃永玉和樓適夷、巴波三戶住在一座小樓里，房間是樓板隔開的，碗碟之聲相聞，過幾天他就講從隔壁聽來的趣聞。巴波也不含糊，拿同樣聽來的笑話進行報復。對文化人來說，笑話加飢餓會產生靈感，寫出好文章來，而且是養生之道，這秘密他們是不輕易對外人道的。我們生活在一起，遠離喧囂的城市。工作是各干各的，讀書、學習都很專心，志同道合，有著共同的理想和希望。九華徑雖在香港屬下，卻像此中世外桃源，吸引著同聲相應的人士不時造訪。
——（方成《憶九華徑》）
方成所憶自然不錯，日常生活的輕鬆、浪漫，帶給大家快樂。不過，在我看來，對逗留九華徑乃至當時旅居香港的許多內地文人而言，九華徑帶來的最大快樂，莫過於香港的殖民地特殊地位，使這些從內戰硝煙和政治高壓下流亡而來的人們，有了自由呼吸的可能。讀不同人的回憶，可以得知，九華徑其實是中共地下黨為流亡而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安排的一個避難所，具體負責此項工作的是樓適夷。
流亡者，匆匆來此，略作喘息，當大陸時代變遷局勢明朗，國民黨政權潰敗之後，他們再陸續北上，將九華徑留在了身後。
臧克家在回憶錄《詩與生活》中，曾回憶自己來九華徑的過程。他說，一九四八年在國共內戰激烈之際，他因寫諷刺詩，編輯左傾刊物而不得不逃離上海，來到香港後被安排在九華徑，九華徑是一個"不顯眼的、有點詩意的寒村"。
巴波的夫人李琪樹對逃亡來港過程的回憶，則更加具體：
1948年下半年，我和我愛人巴波先後從成都到了香港。那是因為1947年成都的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白色恐怖，不少朋友被逮捕了，巴波上了黑名單。我們雖然躲到鄉下魯紹先家(郫縣兩路口，作家張天翼在他家養病)，但風聲越來越緊，在成都已呆不住了。從報上透露，民盟總部已轉移到香港(我和巴波都是盟員)；從前來探望張天翼的友人口中得知，許多愛國的文化人都陸續來到香港，我們決定也去香港。
——（《樓適夷二三事》）
在這些曾生活在恐怖之中的文人來說，香港無疑是一個"世外桃源"。流亡至此的左翼文人們，既可以避難，更可以利用在香港合法出版的報刊，自由地發表抨擊國民黨政權的作品。不再有追捕，不再有硝煙瀰漫，還可以自由歌唱，其中的快樂，可想而知。這就不難理解方成會將九華徑稱作"世外桃源"。
不過，所謂"世外桃源"並非全然如此。九華徑來來往往的人群中，蕭乾、臧克家、胡風、黃永玉等，其內心未必風平浪靜。一九四八年前後，由左翼文化界在上海、香港等地發起的各種思想批判、文化批判，風生雲起。他們乃至關係密切的親友，被飛濺的浪花淋濕滿身。譬如並非重要角色的年輕黃永玉，有意或無意，當時竟也在批判沈從文的過程中，成了一個陪綁對象。
對沈從文的批判早在一九四七年已經開始。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前後，曾有一些知識分子，如沈從文、蕭乾、朱光潛、費孝通、馮至等，呼籲停戰，主張在國、共之間，走中立道路，隨即被指責為"第三條道路"。
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刊發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一下子將沈從文、蕭乾、朱光潛三人推到了反動的陣營。年輕的黃永玉，一直與左翼文化圈來往密切，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他也會受到批判。這一年的四月，上海出版的"同代人"文藝叢刊第一集《由於愛》，刊發公孫龍子《談黃永玉的木刻傾向》一文，批評黃永玉的形式主義傾向。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刊物另有對錢鍾書的小說《圍城》的猛烈批評，另一集"同代人"叢刊中，臧克家的作品也受到批評。
對黃永玉的批評，與香港發起的對沈從文的批判幾乎同時進行，兩者之間，有無直接聯繫，雖有待史料證實。但是，在我看來，格外受到沈從文青睞的黃永玉，在剛剛精彩亮相併為《邊城》配木刻插圖之時，便招致來自左翼文藝界的猛烈抨擊，恐不能看成是一次巧合，或者孤立事件。叔侄二人，第一次被捆綁一起，都成了現實批判的對象，想必是各自預料不及之事。不妨推測，那位在九華徑喜歡講笑話，享受"世外桃源"生活的黃永玉，輕鬆快樂的外表之下，內心想必多了精神的糾葛，多了歷史的厚重。
正是在九華徑期間，因為樓適夷的一席話，黃永玉與沈從文有了一次特殊聯繫。
我是從樓適夷先生那裡聽到的這件九花逕往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不久，因編輯《北京晚報》副刊，去看望樓適夷先生，請他為"居京瑣記"欄目撰稿。後來他寄來一篇《一條拐棍》，從北伐戰爭中友人持槍，說到"五七幹校"自己用上拐棍，短短千字文，以手中拐棍傳奇半個世紀人生感慨，文字老辣，幽默而富趣味，堪稱精粹散文。
我很喜歡此文，請丁聰先生為之配上一幅插圖——樓適夷手柱拐棍，腰板硬朗而站，笑眯眯的，慈祥，謙和。如今再看，哪裡有一丁點兒九華徑風雲人物的樣子？
一九九○年，我為撰寫《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再去採訪樓適夷。他仍住在距我家不遠的團結湖小區。此時的他，已臥床不起，雖不像幾年前健談，但談及三十、四十年代文壇人與事，他依然興致盎然。
黃永玉致信轉告樓適夷的話，對正處在驚恐之中的沈從文，是否真的起到了安慰作用，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這一年的八月，沈從文漸次走出自殺的陰影，開始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他致信仍留在香港的黃永玉，告訴他"這裡的人只想做事"，黃永玉將這封信發表在《大公報》副刊上。一兩年後，沈從文再寫信來，督促黃永玉一家回到北京，投入新生活。
算起來，在居住九華徑的文人群體中，一九五三年年初才抵達北京的黃永玉，大概是回到內地的最後一人。
詩人走了，畫家走了，小徑上不再有人們熟悉的那些身影。"世外桃源"，離他們越來越遠，漸漸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四、記引李輝游九華徑
新源兄有寫日記習慣。後來，他發來當天日記，所記錄的暢遊至今令人留戀。謹將他所寫的《記引李輝游九華徑》日記一則轉引如下，留存一份難得的行走紀念：
2011年6月20日
黃永玉的生平讓李輝著迷，查資料中途，他提及黃曾居住九華徑，我道此村可能是九龍最後一個完整村落了；這時，李輝好奇心大起，詳細問如何才能去；我道該處在荔景與美孚之間，但離美孚較近；李拿出一份地圖，九華徑根本未標其上，原來是旅局派發的免費地圖；後拿筆與紙問具體路程，看他如此殷切，且隔一天就要飛回北京；我說盡東道主之誼，上班前帶路，並備上單眼相機幫他拍幾張好相留念。
吃晚飯時提及研究資料奇才「北李輝、南陳子善」，倒是陳子善深為人知，還未聞李輝。上網一查果然名不虛傳，仍記得他揭穿文懷沙面具，曾鬧得沸沸揚揚，那本贏得楚辭泰斗名號的1953年版《屈原九歌今譯》，仍靜躺在我的書架上，可惜往後對李輝這個名字未留下深印像；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緣份，相信至少在香港，擁有該版書及知道作者其人，再識李輝的人如星河沙數。
次日下午12時50分在美孚月台往荃灣線的車頭處，我提早10分鐘到了，李輝1時整到達，算是準時到達，由我帶路往目標進發，他穿件T恤，斜背著背包，走路靈活、思維清晰、充滿活力。照說跟我父母一般年紀，動作思維卻年輕20年；說他是大學者，熟悉的人覺得是，不熟悉的難靠直覺辨別。
步行了15分鐘到達村口，遠望不易查覺是村，叢生的樹木穿插在密密麻麻的小房子之間，只有走進去，才感覺到村子比想像中大許多。除了黃永玉，蕭乾、端木蕻良等許多南來文人曾棲居在此。這處地方50年代之前的確叫作「狗爬徑」，端木就寫過《狗爬徑山歌》，並配黃永玉作的插圖，但「狗爬」欠文雅，50年代初突然改了名，香港有許多以路徑命名的村子，另如「赤徑」「顯徑」等，不知道的還以為僅僅是一條路名。
村裡有多座似乎是上世紀20-30年代已有的西式洋樓，頂部樓牌有「星星」、「花朵」等圖案；另外還有一座列作香港古蹟的「養正家塾」，估計有逾百年歷史，這些都可能是黃老對那個年代仍有記憶的建築物。中途巧遇一位87歲的老人家，他自言出生在此村，在此住了一輩子，各處地方基本沒有改變，跟上世紀40年代變化甚少，我請李輝跟他挽手拍了張合影，老人跟目前的黃永玉一般年紀，談話時精神奕奕，雖不了解可能與名人做過鄰居，地方簡陋卻能樂天知命。
李輝贈我一本與黃有共同簽名的傳記，他指向書中一座房子漫畫，是黃40年代居住的九華徑的創作以贈蕭乾，竟神似眼前仍遺留的部分不規則小房子，因此帶人游不一定是吃虧，也能夠增長見識的，就如同這一次。我們今日步行在九華徑村中的小徑，穿過細窄的過道，路過的多座院落中傳出起伏不絕的狗吠聲，仿佛重拾當年黃之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