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2月4日凌晨4點27分，韓國總統尹錫悅在總統府直播，宣布撤回"全國緊急戒嚴令"。6個小時前，他下令國防部派兵包圍國會，一度引發內戰恐慌。但在國會做出撤銷戒嚴令決定後，他又召集內閣會議解除了戒嚴令。
一般人都知道的是，韓國實行總統制，總統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對內政外交有決定性影響。因此，圍繞總統權力的爭奪都非常激烈。歷任韓國總統都少有善終，比如朴正熙遇刺，盧武鉉自殺，朴槿惠在任內被捕並最終被判刑。
但很多人並不知道，韓國的總統制其實有點蹩腳，也可以說是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混合體制，即國會的權力比一般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權力更大，比如從這次事件中我們所知道的，國會可以否決總統的戒嚴令。這樣的"制衡"確實會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總統的施政行為。
所以這次尹錫悅鋌而走險實施戒嚴，並不能簡單地視之為政變或兵變，更不能因此就稱之為獨裁者——簡單地把他跟幾十年前的朴正熙、全鬥煥們類比，是無知且可笑的。
作為民選總統，尹錫悅上台兩年多來的處境一直就岌岌可危。尹錫悅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屬於右翼政黨，主張與美日改善關係；而一直給他找茬的反對黨，則屬於左翼政黨，剛好反對黨又是國會多數黨……可想而知，尹錫悅的處境有多難。反對黨在國會不停地否決、彈劾，令他領導的政府舉步維艱。反對派甚至對尹錫悅的夫人實施"釣魚執法"，這也是此次事件發生後，尹錫悅被不少人戲稱為"護妻狂魔"的直接原因。
可見，行動前尹錫悅抨擊國會"反覆彈劾、壟斷立法、壟斷預算，使國家功能癱瘓"，並不完全是誇大其詞。實際上脫胎於威權時期的韓國政制也確實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問題，比如為防止總統專權而進行的一些制度設計，是否令總統制徒有其名——今天下午我和朋友聊天時，表達了以下一些看法：
韓國有兩大，一是國會權限過大，二是總統的施政壓力（難度）過大。這樣的掣肘，弄好了是制衡，弄不好還真可以癱瘓政府。與其如此，不如搞真正的議會制，由議會多數黨組閣執政，總理感覺不妙可以辭職了事，該幹嘛幹嘛，不至於被政敵置於死地窮追猛打。所以韓國總統有時候為了"政令能出青瓦台"，或者純粹是為了自保，就很有可能不得不鋌而走險，比如這次尹錫悅的做法。
所以真不能稱尹錫悅是獨裁者。首先，他宣布並實施戒嚴，是總統職責所在；其次，當國會否決戒嚴令後，他也選擇了維護憲制，終止戒嚴。世上不可能有這樣"窩囊"的獨裁者。
當然，說尹錫悅的行為"合法"，並不是說他此舉就一定"合適"。實際上這場6小時的軍事行動，確實引發了各方（包括執政黨內部）的激烈反彈。最直接的原因是，這是自1980年光州事件以來，韓國唯一一次戒嚴。韓國近些年的影視劇，不斷提醒人們"民主歷程的艱難"。其中，以全鬥煥"9小時軍事政變"為原型的電影《首爾之春》（其實應該叫"漢城之春"），更是迄今票房最高的電影。韓國人越發清醒地意識到——"軍政關係"是自由民主的生命線；軍隊是保衛人權還是踐踏人權，區別僅在旦夕之間。
進一步說，韓國政壇的這次劇震，也引爆人們的許多爭論，比如在現代社會，軍隊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什麼樣的軍政關係，才能帶來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作為一個轉型國家，又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政治學大師塞繆爾·亨廷頓的《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似乎正是專門為此類事件而作的。寫這類話題的著作原本就很少，而這本書直言不諱、論辯有力、旁徵博引，成為政治思想史上的"出圈之作"。
在《軍人與國家》中，亨廷頓通過對古今、多國軍政關係的歷史與比較考察，提出了實現軍政平衡的新模式——以"軍事專業主義"實現文官統制——
其一：客觀的專業化，培養一支有組織的、工具性的軍隊，使軍人、軍官自發地服從政府領導（如這次戒嚴解嚴，軍隊都服從政府）；
其二：主觀的專業化，通過分權制衡、政府組織、階層准入等手段，極力擴張文官的權威，嚴密掌控軍隊。
這種模式，不僅保障了軍隊的戰鬥力，還通過科層組織自治，杜絕了軍人專權、軍事獨裁的可能。軍官團越有專業化和責任心，就越有政治中立的榮譽感，越能捍衛國家主權，以及國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
如今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能分清軍隊與政府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亨廷頓的理論貢獻。《軍人與國家》是一部研究軍政關係的一流著作，獲得了業內學者的一致好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王湘穗：該書是研究軍政關係的經典之作。以文官控制保障權力平衡——亨廷頓對軍隊與國家關係的洞察，角度獨特，啟發思考。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力：從憲制視角理解軍政關係，從軍政關係拓展憲制研究視野，亨廷頓挑戰了現代西方政治學憲法學研究的一個死角。這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譯著。
《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已絕版多年，先知書店深知本書價值，聯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獨家復活本書。聞道不分朝夕特向大家誠摯推薦亨廷頓先生的這部成名之作，同時一併推薦目前市面上能夠收集到的最全"亨廷頓作品集"（共6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