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1年9月26號出生的。生在上海的開封路上，我們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時間據說是子時，一天中的第一個時辰。那天是陰曆八月十五，後來我習慣過陰曆的生日。
據說我的家庭曾經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時候，家裡已經窮得一塌糊塗了。我父親名叫沈漢英，小名叫寶囡，是上海人。他是一個大少爺，一輩子不做事的。我的母親是寧波人，是開封路這個住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據說是在大場，就是現在上海大學所在的地方。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場一帶討生活。他去世的時間比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是靠開飯館謀生。飯館有很多種，他開的那種在上海叫「包飯作」，專門給寫字間送飯。當時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辦公大樓，裡邊的工作人員要吃飯，為他們服務的餐飲業就應運而生。我祖父開的飯館據說是規模比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產。
我的父親在小小年紀就成了小老闆，但是家產在我的祖母手裡掌管。我祖母姓馮，是上海的本地人，從小生長在廟頭這個地方，大概就在大場附近。
祖父去世後，家裡剩下四個人，祖母、父親和兩個姑姑。父親排行最小。祖母當家。但是按照舊時的規矩，重男輕女，父親是獨生兒子，要多加培養。祖母怎麼培養他呢？這牽涉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時間比較長，她親口告訴過我，講過多次，按照我們家的這種情況，應該叫我的父親學著抽鴉片。用我後來概括出來的話，叫「抽鴉片的孩子不變壞」。我問過祖母是不是這樣，她說的確是這樣。為什麼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有產業的家庭里，能導致家產破敗掉的行為，就是嫖和賭。在當時的社會裡，孩子只要一抽鴉片，就不嫖不賭了。所以就要訓練他們抽鴉片。我懂事後，還埋怨過祖母：為什麼叫我爸爸抽鴉片呀？祖母說，你不了解，抽鴉片的孩子不嫖不賭，能保住家產。
我父親怎麼樣呢？據說確實是不嫖不賭，可是家產也沒有保住。為什麼呢？當時沒有想過這些。現在想，原因很簡單，家產要想保住，除了不敗掉，還要經營管理。抽了鴉片的人，大概是不會去管理的。祖母說，我父親是個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躺在煙榻上抽鴉片，不干一點兒壞事兒。可是，他也沒有幹過一件正經事情。他大概一輩子沒管過家裡的事兒，據說就是這麼一位大少爺。到我三四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記憶，就是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在他靈前哭。但是，他長得什麼樣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長相的。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家的「包飯作」生意就衰敗得不行了。家裡欠下了很多債。欠多少呢？據說，用我們在開封路的房產抵債都還不夠，也就是「資不抵債」。大概就是在1934年，我們家就逃亡了。我媽媽抱著我，到寧波；我祖母抱著我姐姐，到了煙臺。
為什麼她們要到煙臺呢？我有兩個姑姑。大姑姑一輩子抽大煙，跟著我父親一起抽。她沒有嫁人的興趣，沒有結婚。我不知道鴉片怎麼能這麼厲害，能叫人沒有生存興趣！她不成家，一直跟著妹妹一起過。二姑姑不抽大煙，正常結婚成家。二姑父在煙臺海關工作，被認為是個非常精明強幹的人。那時候的海關是英國人的，二姑父會講英語，他在那裡為英國人的海關工作。我祖母就抱著我姐姐去投奔了二姑姑和二姑父。
當時，我姐姐六七歲，我才三四歲。為了逃避債務，我們全家就實實足足地逃亡了。家裡負下的債既然用房子頂不了，就寧肯逃走後讓債主來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敗掉。那處住宅，我小時候壓根兒就沒有見過，長大也沒讓我去看。在寧波那段時間裡住的房子，我記憶里倒是還有點印象。
我和媽媽到寧波後，就住在我媽媽的娘家了。這樣生活的時間不長，我印象中間，也就幾個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媽媽、我祖母和姐姐，就分別從寧波和煙臺回到了上海。回不到原來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媽的婆家那裡租了一處最蹩腳的房子。上海人把這樣的房子叫作「棚戶」。解放後，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拆掉了這些棚戶。
棚戶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釘成的。住到幾個月的時候，木板就開裂了，板跟板之間也不接縫了。我記得，我七八歲的時候，住在棚戶里的最大樂趣，就是躺在床上從板縫裡看街景，或是一邊做功課一邊從板縫裡看馬路上的汽車，很高興。那時候，家裡不讓我出去玩，我可以透過板縫看馬路上的風景，看得很來勁。
這樣回到上海以後，我就上學了。先是在棚戶那個地方上小學。為了進學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裡為我起的名字叫沈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幾個，一個原因是為了躲避債主追討債務。同時，入學的時候，總要有個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張我一定要進好學校，要進上海最好的學校。祖母這個主張對我的一生影響都非常大。
剛回上海的時候，我進了一個比較差的學校。這個學校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我已經不記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現在的話叫「弄堂小學」。好像是寧波人辦的學校，在學校里都講寧波話。我能講很好的寧波話。
我媽媽的家在寧波，是個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個商人，他是我爸爸的開封路住宅的一個房客。他們就是那麼認識的。我媽總結過她的生活，總跟我講；尤其是逃亡到寧波以後，更是經常講；從寧波回來以後就一直講，一直講到她死。她說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就是嫁了上海人。上海人不可靠，寧波人可靠。我以後差不多都做寧波人了。當然，我的生活經驗也證明，寧波人的確跟上海人不一樣。
寧波的有錢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條，就是要孩子吃苦。家裡再有錢，孩子都要去學徒的。就是家裡開了店，有現成的產業，孩子也要去學徒。必須吃上三年苦，然後再回自己家的店裡做小老闆。對於沒有吃過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兒嫁給他的。孩子一定要吃過苦才行。像我父親那樣，一開始就做小老闆，在寧波人那裡是不可想像的。我父親沒有做過學徒，沒有吃過苦，只吃家產，不正經做事，導致坐吃山空，家裡負債纍纍，祖母和媽媽逃亡。
媽媽非常遺憾當年沒有遵守寧波人取捨標準的這一條，她一輩子吃虧就是因為嫁給了上海人。因此，我媽媽不大讚成，甚至很反對我和姑姑接觸。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銳的矛盾。對我媽媽來講，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發現我祖母想要影響我的時候，就把我帶到她在上海的寧波人親戚家裡，不讓我和上海人接觸，還不斷告誡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壞。
可是有一條，祖母和媽媽是一樣的，就是對我的教育中經常強調：我們是好人家的孩子，我們一定要進好學校。我們家附近有一所學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區小學」。我的祖母反對我開始進的那個弄堂小學，後來就想辦法進了北區小學。
為什麼叫北區小學呢？實際來說，它是工部局小學，是英國人辦的學校。在上海，我們住的地方是在租界，而且是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國人管。英國人管租界的地方，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職命的名。英文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意思是上海市政會議。英文名字聽起來是非常的客氣，可實際上是個很野蠻的地方。
工部局辦了好多學校，是按地區辦。我住的地方是在北邊，所以叫北區小學。另外還有西區小學，等等。工部局辦的還有中學。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學是育才中學，還有一所格致中學，也很有名。這些都是工部局辦的。工部局有一個機構，叫「華人教育處」，專門管這事兒。華人教育處有一個時期的頭頭非常有名氣，是陳鶴琴先生，一位華人教育家。他好像在南京還辦了一所師範學院，所以他在師資方面很有優勢，可謂優良。他尤其重視英語教育，從小學開始就這樣。
我的祖母堅持要我進北區小學。要進這個學校，學費很貴，家裡負擔不起，怎麼辦呢？我那位在煙臺的二姑父姓王，他的哥哥或是弟弟是在工部局工作，具體職務我不知道，我們叫「大寫」，意思就是今天的「文員」。這種人的工作in the office，你這屋子就叫「寫字間」，在寫字間工作的職員叫「大寫」。我就假託是他的兒子，改姓王，一方面有利於入學，一方面也利於躲避債務。他的兒子輩的名字是以「昌」字排行，年齡跟我差不多，我就把原來的名字「錦文」改成「昌文」。我用「王昌文」這個名字，算是他的子弟，進入了工部局的北區小學。所以，我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我進這所小學後，又從一年級念起。第一年交了學費，從第二年起開始免費，就沒有再交過學費。這所學校很好，地方很大，在上海很有名。這地方現在還在，當年叫「克能海路」。克能海是一個英國人名字的漢語譯音，這個人好像是英國在上海的一個領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條路。我在這所非常講究的學校讀書，從1937年讀到1943年。我很用功，功課非常好，讀到第二年，就進入品學兼優的學生行列了，就是免費生了。
我的同學都是有錢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錢人家的，實際上家裡窮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給了我一條規矩，或說是家教，對我影響非常大，就是進了好學校，只准跟好學校的同學玩兒，不能跟我家住的那個地方的孩子們玩兒。對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們是「野蠻小鬼」，不讓我沾染他們的不良習氣。
我住的那個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況都比我強，因為他們的父母都是販夫走卒，當小商販，上海話叫「賣吃飯」。我們家沒有這樣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媽媽給人家當保姆。我媽媽整天出去當保姆，上海話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們還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極嚴，說我們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們在一起。所以，我從來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們來往。到我小學畢業，我們在那兒住了多年出來，有一點我很自豪，家裡也老是稱讚我，就是我從來不會罵人，不會說粗話，說話不帶髒字兒。
大概每個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罵人的話，有些人就經常掛在口頭上，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話，沒有這樣的習慣。一個原因，就是我不和習慣這樣說話的孩子們一起玩兒。
我的同學們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們上下學都是有汽車接送的，日常的語言表達上也比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裡也沒有車能接送。我和同學們從來沒有講過家裡情況和他們不一樣，但是在語言習慣上接受的是同一種文化氣氛的薰陶。我很聽家裡人的話，只跟他們一起玩兒。大概我的「奴才主義」在那時候就開始養成了。我的這個「主義」，日後幫助我避免出格，在黨的領導之下沒怎麼犯錯誤。所謂「揭竿而起」、「拍案而起」這類本領和行為，我從來沒有過。所以，「反右」時沒有被劃右派，「文革」中也沒有很多「造反」行為，等等。這都是後話了。
和富家子弟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兒，也有一個問題。他們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顯出太大差別，我就只能儘量假裝家境也不錯。
比如有一條，我在家都是穿中國式的衣服，包括襯衫什麼的。進了北區小學，必須穿西式襯衫，我沒有，家裡也買不起。怎麼辦呢？我媽媽就連夜給我縫，參照同學們穿的樣式來縫。縫好了，我穿著去上學。其實，他們穿的是縫紉機縫製的，我的襯衫是媽媽用手工針線縫出來的。我能從這裡更多體會到媽媽為我上好學校付出的辛苦，而這一點，富家子弟是體會不到的。
當然，也有不少同學知道我家裡的情況，可是究竟都還小，還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等級觀念，我平時又很注意，所以沒有出現過很過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課好，老師很喜歡我，我靠自己完全站得住。就這樣過來了，學完了小學。
我上的小學注重英語教學，而且強調英國式的英語，老師反對講美國口音。受學校的影響，我從小也就很注重學習英語。學校里的老師，大部分是中國人。可是到了1942年，突然就大為改變，來了日本人。那時候，天下不太平，我上學沒有幾年，日本人打進來了，學校就被打亂了。在學校里也聽過老師說，「這學校是大不如前了」。
當時打仗，就在離開學校沒多遠的地方。我上的學校在北邊，閘北就在打仗。「七七」抗日就在那一帶。1942年，珍珠港事變後，學校領導層里的英國人被關到集中營里去了。我們不能再學英語了，要改學日語了。這大概是我讀到五年級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日本人來之前，當時的學校里有一些政治教育內容，主要是「黨化教育」。每個禮拜一是紀念周，都要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我從一年級唱到五年級，會唱，可是不知道詞兒是什麼。就像過去私塾里的孩子，會念會背《三字經》、《千字文》，卻不知道什麼意思。年紀大一點了，看見字能知道什麼意思了，卻又聽不見國民黨黨歌了。直到1994年，我和董秀玉一起去台灣，上街看電影。當時台北的電影院裡放電影前要唱「黨歌」，要全體起立，把歌詞打到字幕上，我這才知道那些文縐的詞兒都是什麼字。
當時的工部局華人教育處，在陳鶴琴先生卸任之後，接上來的還是教育家，比較注意跟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接軌。偶爾來一些外國老師，但不是很經常，主要還是中國的老師。
到了1943年，我小學畢業了。那正是日本人的時候。過去學英語，我是英語班裡學得比較好的。學日語的時候，我還是很用功，又成了日語班的第一。日本人把我們學英語改成學日語，可是他們沒有改變教育體制，體制還是老的。我畢業了，進什麼中學？我的祖母還是堅決主張，一定要進好學校。於是，我就和北區小學的一批同學一起，考進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學。
從進中學開始，我把姓改了回來，恢復姓沈。但是名字不再叫錦文，就叫沈昌文了。這所學校現在應該還在，在上海的山海關路。學校在市區西邊，當年來說，路很遠，但還是要去那裡讀書。
進了育才中學，為了少給家裡增加負擔，我申請免費上學。校方和華人教育處對我的各種成績作了鑑定，同意我的免費申請，還和我作了談話。跟我談話的人，是接任陳鶴琴先生的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職務的人，他的名字我記得非常清楚，叫沈有干，是一位留學美國的教育學博士。他的父親，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名流，叫沈恩孚。這位沈老先生在科舉中取得過功名，經常為人家題寫匾額。
當時，我的免費途徑，就是獎學金，可是因為日本人的侵略，獎學金已經取消了。我不可能獲得獎學金了。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有這位沈恩孚先生，我得到了意外的資助機會。什麼機會呢？沈恩孚先生在八十大壽的時候，收了一些壽金。沈有干先生就把這些壽金充作獎學金，在工部局辦的學校里選拔提出申請免費的優秀學生，資助他們上學。我得到了這樣的資助，就這樣進了育才中學。環境還不錯，周圍基本上都還是小康之家的孩子。
這所中學，我進得很不容易，沒想到只念了一年。學校雖然是日本人統治，這種學校教育的內里完全是英國人留下來的那一套東西。課堂上要講英語，上體操全部是講英語。英國人走掉了，中國老師發脾氣的時候自然就講起了英語。表面上沒有英國人了，可是實際上英國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響還是非常大。
應該說，上中學以後，我的成績不像在小學那樣拔尖了，不再是第一第二了。原因很簡單，我的數學不行。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這腦子對幾何、代數就是不能適應。小學高年級的數學，已經有點不適應了，但是還過得去。到了中學的幾何，我就完全不能適應了。不過，從總體看，我還是屬於中等偏上的。
我就這樣上了一年初中。到第二年，沈恩孚老先生資助的獎學金已經花完了。我沒有獎學金了。初二的學費，我欠了幾個月到半年的樣子，勉強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學校老是來催欠款，可是家裡還不上，再也欠不下去了。很無奈，我祖母和我媽媽就作了決定，讓我離開學校，去做學徒。
1945年3月底，我沒有跟任何同學打招呼，就離開了學校。上半個學期的學費還欠著，我怎麼說呢？不能說呀！只能這樣走，等於是溜號了。又是一次逃債！離開那麼好的學校和教育，我的心裡很難受，可是沒有辦法。
我輟學以後，我媽媽就按照她一貫的願望，讓我走寧波人的路，到寧波人那裡去做學徒。我進了一家寧波人開的銀樓。說是銀樓，實際上是金銀首飾店，是個小首飾店。1945年3月底，我進了這家小店做學徒了。老闆是寧波人，徒弟是他在寧波農村招來的文盲半文盲。從老闆到學徒，店裡全是寧波人。
這一類商店，用的都是同鄉，不是同鄉的必須熟人介紹。我媽媽娘家的一個姑父，在這家小店裡做過職員，跟老闆認識。他介紹我進去的。做首飾的店，進人是很嚴的，他要避免你偷竊，甚至捲逃，所以用人都要知根知底。我是屬於他不知根底的人，有熟人介紹，就算有了信譽上的擔保。
我拜師的時候，嚴格遵照了當時的舊式規矩。要送一幅紅紙，上面寫著什麼什麼字，還要磕頭行禮。這時候，我媽媽的姑父，就是我的外姑祖父，在旁邊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寧波人的確是講究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我進店以後，對這一點深有體會。
比如，對店裡所有人的稱呼，我全部是按照老闆兒子這一輩的叫法。他的弟弟，我叫叔叔，剛剛去世，九十歲了。他的媽媽，我稱呼祖母。老闆不但在生活上養育我，而且負責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以後發生了很多事情，證明了這一點。
我的師傅兼老闆沒有兒子，他的太太不會生育。所以，他很重視所收的徒弟，包括對我的訓練和培養。回頭我會講到這一點，他是怎樣特別地優待我，我的表現討他喜歡。我是一個「小馬屁精」嘛！因為我沒有辦法嘛！
這要說到我的經歷和感悟。我從念小學開始，始終處於人性扭曲的情況下。我連哭都不能大聲哭，笑也不能大聲笑，說話也不能隨便說。我始終要仰仗別人的幫助，為了能上一個好一點的小學，我連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兒，因為我的祖母不允許，那是她眼裡的「野蠻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時候，我唯一的遊戲就是悶在家裡，隔著板縫往外看。這形成了我比較特別的經歷，也促使我這個當學徒的永遠要念書，要上進。以後幾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終不跟荒廢時間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學一點東西，自己去找本領，找飯吃。現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兒，現在也還是這樣在玩兒，就是從板縫裡看這個世界。我從五六歲的時候就在板縫裡看外面的這個世界，一直看到了現在。
我進店學徒沒有多少天，就到了月底盤貨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盤貨的場面，才看到店裡有那麼多金銀首飾，而且要一件件稱。當時是日本人統治，買賣不怎麼好做。我在的這個店，在這一帶算是比較大的，房子前後兩個開間。生意的主要對象是一般小康人家的小姐、太太，幫她們買首飾、做首飾。
我的師兄弟們，都是寧波農村來的，差不多都是半文盲。我念過一年初中，算是很好的了。尤其是因為學校課程的關係，我會講幾句英語，那就不得了了，是唯一的知識分子。我們受到的是非常嚴格的寧波式的學徒訓練。但是，我的周圍應該說沒有一個人對文化有興趣。這不能怪他們，他們沒有這個基礎和條件。我離開學校，開始學徒，進入的就是這麼一個環境。我完全按照寧波人的學徒生活方式來生活，完成了這麼一個過渡。
沒有過多長時間，我生病了，是扁桃腺發炎，人被搞得非常消瘦。我的師傅很不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嘛！他叫我去做手術，把扁桃腺割掉，並為我支付手術費。這以後，我的身體才好起來。
寧波人的店，沒有工資的。每個月有幾塊錢的生活補助，這個錢叫「月規錢」。三年學徒時間裡，什麼都要做的，就是傭人啦。一邊學手藝，一邊做雜活兒。老闆看我有點文化，沒有怎麼叫我學手藝、干雜活兒，而是叫我做了帳務，企圖把我培養成帳房先生。我把自己稱作「帳房間裡的學徒」。事實上，是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手藝雖然也懂一點，可沒有怎麼做。
在另外這個方向上，我立刻表現出了我的所謂才華。比如打燈謎，師傅喜歡這個。當時有一個小報，我記得叫《東南日報》，上面經常有燈謎。師傅見到就猜，站在那裡想半天。想出來的，就把謎底寫在那裡。可是，有兩個燈謎他始終想不出來。他擱在案頭兩三天，還沒有想出來。其中一個謎面是「兩枚制錢」，是什麼什麼「格」，最後兩字應是疊音。打一個古美人名字。我很快就想出來了，謎底是「陳圓圓」。制錢是古物，陳舊的東西，又是圓的嘛。嗬！師傅高興啊！另一個更是讓他高興，我早先也經常拿出來顯擺自己的才智，謎面是「山在虛無飄渺間」，是白頭格，打一古人名。師傅想了很久，沒有想出來。我想出來了，就悄悄在謎語下面寫了謎底，叫「孔丘」。按白頭格，「孔」諧音「空」，「丘」的意思就是「山」嘛。我的師傅看見了，對我驚為奇才呀！
師傅沒有兒子，真是拿我當子侄輩對待。所以，我看病，動手術，都是他出錢。當然，我也能讓他滿意，讓他高興，因為我挺會顯擺自己。比如說，1945年，抗戰勝利了，美國人來了。美國兵在大街上開著吉普車，旁邊常常坐一個吉普女郎，上海話叫她們「鹹水妹」。這個稱呼是英文裡邊handsome_mate的漢語音譯，原來的意思是漂亮姑娘。
那些「鹹水妹」經常來這一帶。我的那些師兄弟沒見過外國人，我在學校里什麼都見過。英國人、日本人我都見過，一點都不害怕。不僅不怕，而且我還會講幾句外國話，所以我的地位又高了一點。
我有一些在街道上熟悉的小朋友。他們專門在街上兜售美軍剩餘物資，地點在江西路、南京路。那地方現在還在，不賣剩餘物資了，保留了一個小商場。那些小朋友告訴我，叫美國人該怎麼叫。要用英文叫，叫他們「羅斯福總統」、「杜魯門總統」，他們就很高興，樂意跟你做生意。我也學會了這樣叫法，還可以和他們講價錢，無非就是幾個英語數字的變換。師兄弟們看我能和他們做生意，我的地位自然就高了。
才學徒一年，我就做了帳房了，現在叫會計。這樣，我就避免了做很多雜活兒。但是有的事情還是要做。比如，寧波人每天要吃那些醃臭了的東西，就要去臭菜缸里里撈那些很臭的莧菜梗，拿到師母那裡。菜梗上面爬滿了蟲子，師母就把蟲子一個個挑掉。挑出一個，就念一句「阿彌陀佛」，因為挑掉一個蟲子就意味著殺掉一個生命。挑乾淨了，澆上香油，給大家做早點用。這個事情我還是要做的，其他瑣事就做得少多了。
我有這樣的條件，就開始實行我自己的主張了。從1946年開始，我就開始我的半工半讀生活了。為求一技之長，我學了好多東西，語言呀，無線電呀，新聞呀，等等。我心裡明白，將來要跳出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實力。
這是我的祖母給我的教育。
（沈昌文口述，張冠生整理）
（選自《溫故》（之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