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1995年進入政府，並迅速晉升。他是習近平最親密的顧問之一，也是習近平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出色設計師。蕭在1988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了「新威權主義」概念，此後他作為上海的大學教授繼續倡導這一理念，直到十年前退休。他關於民主是一種「無根政治」，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論點，至今仍是中國主流思想之一。蕭教授是否影響了共產黨的方向，還是只是為黨提供了理論依據，這很難說。但1988年，鄧小平聽取了另一位 中共領導人關於「新威權主義」的匯報，這位領導人將其描述為「政治強人穩定局勢並發展經濟」的模式。據說鄧小平回應道：「這正是我所主張的」；他唯一的顧慮是這一概念需要重新包裝。後來，隨著中國經濟騰飛，世界開始接受更多外交稱謂——「國家資本主義」或更模糊的「中國模式」。
作為一名關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作家，我懷著不祥的預感目睹了美國開始表現出與長期主導中國的威權主義相似的跡象。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宇宙般的諷刺：西方原本希望其對手變得更像自己，但結果卻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像對手。蕭和他的盟友幾十年前所宣揚的思想——強人的穩定力量和對文化傳統的尊崇——似乎已經進入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控制中心。
在川普最近獲勝後，我決定拜訪蕭。我想了解這位學者是如何幫助強人從歷史的塵土中重現的，也想知道他對強人現狀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有何看法。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他正在默默地應對自己思想帶來的後果。蕭有著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傾向——埃德蒙·伯克和麥可·奧克肖特對他的影響很大——但他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漸進主義者，夢想著中國能夠實現「憲政民主」。他的理論是開明的統治，即威權政權先戰勝「激進分子」，創造經濟奇蹟，最終將權力理想地交還給人民。他列舉了台灣等已有的例子，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前拆解了自己的專制政權。蕭並沒有完全否認威權主義，他似乎也支持美國的新右翼。但隨著民主在中國的直接前景幾近消失，他的政治理念也從反應轉向反思。蕭告訴我，威權主義「有其自身的問題」。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利用新獲得的權力發起了一場反腐運動，蕭對此表示支持。但此後，習近平廢除了主席任期限制，摧毀了民間社會，並加強了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作為一名中國大陸學者，蕭小心翼翼地避免表露自己對政權的看法。他轉而談論了他現在認為無法解決的「困境」。民主人士可能會將危險的思想引入社會——無論這些思想是否合法，都可能加速一個國家的滅亡。蕭部分選擇支持威權主義，因為他認為中國正朝著這個方向迅速發展。然而，「新威權主義領導人必須睿智，」蕭略帶惱怒地告訴我，「但他未必是。」一旦你把希望寄托在一個能實現正義的強人身上，換言之，他可能會走正義之路，也可能不會。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掌控了權力。
在一個陰霾密布的星期一晚上，我來到了蕭和他的妻子居住的上海低層公寓樓。他是個精神矍鑠的人，頭髮花白，劉海梳向一邊。二十年來，他每天堅持高強度的鍛鍊——一百五十次深蹲和三百多次室內壁球或網球來回擊打。在此期間，他一直在努力撰寫一部厚達三卷的中國史，從古代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希望能在2030年前完成）。蕭對古典音樂有著濃烈的痴迷。他經常帶領客人進入一間簡樸的客廳，展示他花費數萬美元購置的一套超大音響系統。（「這是我一生的積蓄，」他說。）在我拜訪期間，我們聆聽了德國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演繹的《卡門幻想曲》，音量開的非常大，適合聽力不佳的人。
在美國大選後的幾天裡，蕭在他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對選舉結果的地緣政治影響發表了看法。他擔心川普的孤立主義言論會導致一些中國人低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從而增加「中美直接衝突的可能性」。然而，在我們的會面中，他也闡述了兩國之間的相似之處。他告訴我，中國八十年代的新威權主義與今天的共和黨有著共同的敵人，由「激進自由派」所推崇的「浪漫主義」。
蕭用「浪漫主義」一詞來描述這種受啟蒙運動啟發而產生的信念，即人類可以通過理性設計出理想的社會。他批評這種觀點無視歷史和經驗——或者套用一句老話，「使完美成為現實可行的敵人。」蕭生於1946年，在毛澤東思想下長大，親眼目睹了這種空想治國之道帶來的最惡劣後果。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蕭剛剛高中畢業，在工廠工作。他沒能考上大學，可能是因為懷有「資產階級」的同情心——包括對西方哲學的熱情——於是，他成為某機械廠的「工人造反派」領袖。但隨著革命的深入，他自己也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者」，接下來的幾年裡，他都在工廠里從事最艱苦的勞動。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清算開始了。人們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民主牆前，張貼呼籲自由和問責的訴求。知識分子呼籲「新啟蒙」，1988年一部具有顛覆性的紀錄片《河殤》將中國文明比作渾濁的黃河，需要「好好洗刷」。在一片否定過去的狂熱中，蕭看到歷史正在重演。文化大革命堅定了他對自由現代性的信仰，但矛盾的是，它也讓他對現代性的實際推動力量產生了本能的恐懼。受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影響，蕭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大聲疾呼：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