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到香港投行面試「官二代」,常用的一個問題就是:請直接寫下你認識或者可以聯繫到的中國內地政治經濟界的要人名單。
「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你能給公司帶來哪些業務?」這個據稱曾廣泛流傳在外資投行招聘圈的問題,顯示的是一場外資行和所雇員工之間微妙的心理對戰。
多年前,有個未經證實的段子流傳在香港的投行界。某中資投行的一高管對朋友抱怨稱,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級別太低,他們根本不要。「前兩天我把東部一個副省長的公子給拒了。」
國際投行們非常清楚,就算在香港,想要做內地的生意,「人際關係是非常關鍵的因素」——他們逐漸開始適應中國的「圈子」文化。
這些國際投行在中國攻城略地、賺得盆滿缽滿的背後,有著一張龐大的人際關係網,他們重金聘請的中國的官後代,為其衝鋒陷陣,權力規則成為制勝的重要法寶。
ONE螺絲釘&VIP
有人說,四大和投行里有兩種人,一種是螺絲釘,一種是VIP。
VIP制度玩得最溜的摩根大通早在2002年就頒布了一個大名鼎鼎的「子女計劃」,專門聘請重點客戶的子女作為正式員工。
被公開的內部郵件里,滿滿是普通員工對VIP員工工作能力的吐槽。這些前來應聘的客戶子女要麼「要求午睡」,要麼被描述為「他們所見過的最糟糕的商業分析師應聘者」,然而,更讓投行精英們失望的是,這些完全不符合要求的人,最終成為了他們的同事。
一位摩根大通的員工曾經向老闆吐槽VIP:「她真的在跟我們一起做投行的工作嗎?還是說她就是一台複印機?」老闆的回答雲淡風輕:「是複印機。」
讓我們乖乖閉嘴的是,有些VIP確實有錢得過分。
除了摩根大通,像摩根史坦利、高盛、花旗、瑞銀、瑞信、美銀美林和德意志銀行也有類似的「子女招聘計劃」。
瑞士信貸、花旗大量僱傭了很多留美的中國人,他們均有顯赫的家世。
比如曾經就職於瑞士信貸的胡知鷙,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貸先後出任過董事總經理、中國區投資銀行部主席。
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陳小欣,也是出生豪門,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四大、私募等其他行業,這類現象也是很常見。幾年前,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蓮就到安永北京所做A2。
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何猷君,也曾在華爾街實習。他還在微博曬照,說自己加班到全公司只剩下他一個人。
這些VIP們的招聘和供養,其實是公司一個收益巨大的市場投資。
例如,一個投行想要獨占某家估值千億的大公司上市項目,最好的方法就是贏得公司負責人的認同。
恰好這時,這家公司負責人的兒子剛剛從一家海外名校畢業,那麼,有什麼比將這位太子爺招攬進來擔任分析師更高明的做法呢?
摩根大通盛行子女計劃時,在他們的雇員名單里,75%是其承銷的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的高管子女。
摩根大通的一位高管甚至曾經在郵件中寫道:為了贏得 XX公司的 IPO業務,我們已經僱傭好幾位這家公司的高管子女,付出了大概80萬美元的成本,我們一定要把這筆錢賺回來。
仔細算來,摩根大通付出的僅僅是80萬美元的工資成本,而可能贏得的是超過2000萬美元的收入,折算下來只有4%的銷售成本。對精明的投行家來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划算的生意了。
儘管摩根大通後來因涉及僱傭高官子女而遭美國FCPA反賄賂條款的罰款,但這項法規也只針對僱傭決定是為了回饋或誘使政府官員下單的情況。單純的僱傭關係並不違法。
而更多情況下,金融行業里的各種VIP僱傭幾乎不受限。
但是這一切從商業的角度再正常不過,舉些拉仇恨的例子:人家可能分分鐘「搖」來一個其他同事連門路都還沒找到的大項目;你費心想結識的大佬,是他們家的世交,是他口中的 xx叔叔。所以,當投行需要拿到某個非常重要的項目時,這些自帶資源的富二代們可能就會發揮一定的作用。
TWO官二代&IPO
在中國近年來眾多大藍籌和紅籌股的上市過程中,融資額動輒數百億美元,眾多國際投行趨之若鶩——而在他們的背後,則閃現著不少中國官員子女或女婿、媳婦的身影。
「外資投行能否順利拿下中國國企香港上市項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資投行中國區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總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層坦言,通常來說,僱傭一個背景深厚的官員子女擔任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或中國區總裁,可能帶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回報。
這些背景深厚的官員子女甚至女婿媳婦,從而成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對象。
目前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後軍師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駙馬」——第一任特區首長董建華家族的姻親。
阿里巴巴與姚曾任職的洛希爾一直甚有淵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將其B2B業務來港上市時,已聘請洛希爾作為其財務顧問。而姚允仁也適逢於2006至2012年間,在洛希爾擔任董事總經理兼投資銀行業務聯席主管,故不排除當年已與阿里巴巴主席馬雲相識。
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億的資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其中不乏高層的後代。比如前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前中信集團原董事長王軍。
流傳在香港投行界的一個段子非常具備說服力。
有些國際投行在招「官後代」時,常用的一個面試問題就是:請直接寫下你認識或者可以聯繫到的中國內地政治經濟界的要人名單。如果寫下的名單夠長或者夠重量級,基本上都可以當場錄用。
而在隨後的投行生涯中,這些官後代各顯神通。
2003年7月,中電國際的IPO項目中,美林成為中電國際赴港上市的最大贏家,不僅是交易的保薦人,擔任牽頭行和主承銷商,同時也是中電國際的帳戶管理人。
投行部董事總經理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電國際大單的重要功臣。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他身世顯赫,進入美林之時,George Li只是一個新手,在投資銀行界不到一年時間,關於他的身世眾說紛紜,但是沒有一個實錘。
除了國際投行,中國大投行里亦是官後代雲集。中金自不用贅述,中銀國際1998年之後,很快成為「托兒所」。名氣稍遜的建銀國際(現任董事長LI潛心,優秀的80後女性),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級副省級領導人子女居多,近幾年積極介入各地政府融資平台業務。
但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夠讓投行變成鬼,也能夠讓鬼變成人。
在沒有強大的背景和感情基礎的前提下,全拼綜合實力。對於弱逼來說,那些所謂人脈,看似全線滿堂紅,實則虛假繁榮。
社會是一個圓錐,每個人都在圓錐的高上面爬。你和同等水平,不同領域的人的距離就是你所處平面圓的半徑。只要你的水平更高,你接觸別的領域的人的距離就會更短。
三流的投行員工認識三流的演員不太容易,但是投行老總和大明星就可以出雙入對。博士剛畢業的學術菜鳥認識一個基層政府科員的難度微大,但是院士可以很方便跟省長交流交流,喝一杯茶。
所以,決定你人脈的不是你接觸範圍的廣袤否,而是你自身的實力水平。
你認識多少人沒有意義,能號召多少人才有意義。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學生,上午和一個富二代一起看書,下午旁聽了馬斯金的制度經濟學,晚上買票參加了李澤楷的慈善晚宴,又能怎麼樣呢?即便是你四處發朋友圈,發tiktok向著世界描述你和富二代,馬斯金,李澤楷等等多麼多麼熟悉,但又有什麼意義呢?
富二代不會幫助你,馬斯金不會給你寫推薦信,李澤楷也不會跟你合夥做生意。
而投行里的「螺絲釘」們也大可不必高呼不公平,說句殘酷而實際的話——沒有VIP拉來的大單子,螺絲釘可能也沒活兒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