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炎黃春秋》2011年11期上胡治安先生寫的《章乃器：政治運動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再讀再思，一陣陣自責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憶著，反思著……
那是1957年7月，我在杭州參加浙江省第二屆戲曲觀摩會演期間，突然接到一個重要通知，命我參加「章乃器專案小組」。我顧不得會演中即將演出由我創作的溫州亂彈（現為溫州甌劇）、長達200多分鐘的六場大戲《高機與吳三春》，抱著對黨無限忠誠，對反黨分子章乃器萬分憤恨的動機，急忙忙趕赴青田，採訪撰寫有關章乃器借回鄉視察之名行反黨之實的揭露批判文章。在途中，我也自問：章乃器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堅持抗日，擁共反蔣，建國後，在上海幫黨克服經濟危機，在糧食部部長任上，也是做出過貢獻，怎麼會是一個一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人呢？難道他是一個偽君子？因為世上的確存在著一些偽君子。這些疑問，均被我對黨的忠誠與信任而釋開了。
到青田後，我造訪了青田縣委、縣人委有關負責人，說明這次來青田的採訪任務，是搜集有關反黨分子章乃器回鄉視察的罪行。縣領導指派邢副縣長陪同我一起采寫。先由縣警局提供章乃器於1956年6月間在青田視察的一些資料，然後按圖索驥地隨同警局人員去小源等地走過場。我是遵循我國大文豪的名言——「有罪之人，言者有罪」的教誨，去撰寫青田人民揭發章乃器的罪行。不一日，文章寫好，主題是：「借視察之名，行反黨之實」，副題是：「青田人民揭露章乃器罪行」，全文共分四節，即「章部長『察訪』，反動派吐氣」、「大讚特務『功績』，為犯罪人乞憐」、「貓哭老鼠假慈悲，煽動農民投『炮彈』」、「群眾擦亮眼睛，一致聲討罪行」，共計1200多字。很快，新華社發了署名通稿，除中央大報頭條通欄刊登外，省報也都在顯著版面登載全文。文稿見報後，我收到了不少稿費，還沾沾自喜，沉浸在為黨做了貢獻的幸福之中。
中國有句古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在我做黨的馴服工具，揭發章乃器罪行見報的七個月後，即1958年的春天了，全國反右運動宣告結束時，本單位20多人中，已劃出包括二、三把手在內極右分子4名，反革命分子2名，而領導仍嫌不足，還要深挖。於是，我這條小魚也在「補課」中被釣了出來。一天，領導找我談話，說上級領導考慮你在反右運動中表現良好，如揭發大右派章乃器罪行等，所以對你從寬處理，不批鬥，不戴帽，但有個前提，你要揭發你們集團另一核心人物殷某某，還要具體羅列你們反黨集團的大罪行。我當時大吃一驚，全蒙了，便問，什麼大罪行？領導拉長了鐵青的臉，說，那問問你自己，如復辟資本主義，如篡黨奪權等都可交代。我嚇得幾乎癱倒了，說讓我回去好好想想，好好想想。領導說，好，是要好好想想你的政治前途和你的家人。談話結束後，我沒有回家，竟到東南劇院去看戲。到午夜，我才回家，見單位里的反右健將坐在我屋裡。他們見了我，便高興地說，好了，好了，我們走了。我不解地問，你們等我？他們說，我們以為你自殺了呢！我說，我為什麼要自殺。他們說，那好，那好，我們何時來拿你的揭發交代材料？我說，不要等，現在我說你記。於是，我像編戲一樣編造了吳林叫我去民主黨派活動，與黨分庭抗禮；編造了吳林叫我去籌辦資產階級機關報等等「罪行」。他們聽了記了，十分滿意，臨走時，對我說，明日是批鬥你們集團的核心人物殷某某，領導叫你在會上揭發他，叫他承認是反黨集團的核心人物。於是，在那次批鬥會上，殷某某交代了一些如黨性不夠強等雞毛蒜皮的事。領導正色地說，殷某某不老實，負隅反抗，現由其集團成員何某某來揭發他的罪行。我便應聲而起，說：殷某某，你是我們反黨集團核心成員，你還不承認？話未落音，只聽「砰」的一聲，殷某某癱倒了。（其實，殷某某早已調離本單位，到宣傳部當秘書。）
當時，我為什麼違心地瞎編罪行栽贓於人呢？除了奉命外，便是藉機立功逃命。但是，命中有你的，逃也逃不了。沒多久，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送到麗水林場勞動。從此，我被打入另冊。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曾被變相監獄關過4次，短的1個多月，長的7個多月，關我的罪名繁多，先是說我是鄭伯永黑線人物，後擢升為周揚黑線人物；為胡風分子叫屈，為彭德懷翻案。「文革」中，先說我為「走資派」搖旗吶喊，後又說我是勾結「四人幫」的雙皮老虎；甚至連蔣介石從台灣放來的熱氣球中的反動傳單，也說是由我接收發放的……
20年的漫漫歲月，使我這個從十幾歲就參加黨領導的游擊隊抗日的少年，經短暫的青年，變成了滿頭白髮的老人了，這是為什麼？不能怨天尤人，只恨自己寫了違心文，說違心話，自己釀製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下去。如果，當時我也像章乃器那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當，委員、部長可以不做，人還是要做的。「寧可站著死，決不能跪著活」，情況可能不一樣。更可貴的，章乃器在批鬥時說的那句話，對我來言，更是振聾發聵的名言：「我不願意顛倒是非以對人，也不能泯滅是非以對己。」世上，沒有如果，只有現實。我直到1979春天右派改正後，剛過知天命之年，接到老首長李鐵鋒的來信，叫我先學會做人，再學會革命。從那以後，我才在思想上稍有點滴覺悟，才覺得做人的真實意義，不管如何，決不能突破做人的起碼底線。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再不能說違心的話了，再不能寫違心的文了，我要說句良心話：「章乃器真不失為『七君子』中鐵骨錚錚真君子，而我這個史達林所說的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卻是個脆脆軟肋的凡夫俗子。」
《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