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早就有著「八九一代」的說法，卻從不知曉。在禁忌之地，長久以來以為它只是藏在一些人心中的秘稱。
多年前驟然閃過這個意識，也曾從同輩口中毫無預兆地聽到：「我們是八九一代」——帶著生命的驚覺與莊重。在我心中，有過啟蒙先驅的「五四一代」，有過長兄如父的「四五一代」……而「八九一代」，是某種宿命的秘密代碼，是不可逾越的信念操守，是一段未完成的道路，一架鋪設中的橋樑。
「八九一代」，不僅僅是一個代際指認，它無法來自他者的命名，只能來自隱秘的認領。
「社會閒雜人員」
1989的前一年，我完成了大學學業，學生身份隨告結束，工作前景起起伏伏，從明朗兩度轉入莫測。及至八九之春，卻樂得處在一個空檔。春潮初起之際，曾為自己不復學生而沮喪，風起雲湧之時，又為不能置身某家單位的遊行隊列而懊惱。有朋友為我找到了歸屬——「社會閒雜人員」，一個當時經常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官方廣播中的詞彙。在那五十天裡，我在廣場學習、成長，在街頭接受啟蒙，見證人心，但「社會閒雜人員」的身份終究是尷尬的，邊緣的，自認相關經歷也必然相當空泛，不值一提，因此輕易便交付給了歲月和遺忘。不久前，偶然發現「八九」春夏時節留在碎紙片上的一點殘章斷簡，其實只是隨機記下的幾個關鍵字，幾個人名，幾個事件，極粗略而無章法，漫長時日中從未觸碰過，甚至忘記了它們的存在。隔著三十多載，那稀少的字詞忽而顯出些珍貴，我試圖喚醒它們，回溯一個「社會閒雜人員」的一段閒雜歲月。
「四月是個殘酷的季節」
——艾略特
美國詩人的這句判詞，總被添上更豐富的註腳。
四月有風淒雨泣、呼告無地、灑血灑淚的悲情，四月也有過揚眉拔劍的憤激，四月還出現過最明麗的天空，最詩意的大地，最相愛的人群。
或許「八九一代」心中有著一個永恆的、共享的「四月」，這個「四月」是傳說中的、最傳奇的「節日」，是我們長久的理想光芒所在，也是無以解脫的哀慟所在，至今它依然是「殘酷的」。
1989年的「四月」始於4月15日。胡耀邦走了。
首站，直奔北京大學三角地。我看到了遠超預想的輓聯輓詩、大小字報。兩日後，轉移聚焦天安門廣場。眼見廣場人群呼嘯聚起，迅速擴大，至夜不散。
我的幼年裡有過另一個「四月」——發生在1976年的「四五」，那時我遠離現場，卻將它視作自己人生的重要開蒙。1989年的這個「四月」，我知道自己能親證歷史了，它必是最寶貴的青春印記。
「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是「四五」最著名的詩章，它的剛健氣質，也是那個時代最可敬的氣質。
1976的「四月」故事有個振奮人心的結局。清明的淚，出鞘的劍，僅僅兩年後，便化為金秋的禮讚。詩歌與花朵，道義與人心，笑到了最後。我曾有過深切的「四五」情結，我甚至認為它昂揚的基調，奠定了內藏的生命的明亮底色。
《於無聲處》《生活的顫音》《有這樣一個小院》《抹去吧，眼角的淚》……「四五」的餘音久久纏繞於心，中小學生時期的作文里，我總是力圖嵌入「四五」作為背景，大學時代的「四五」清明，仍會特意走到天安門廣場默然懷想。
13年後，眼見歷史記憶中相似的演講者、朗誦者、抄錄者、拍攝者在現場復活……花圈，條幅，詩歌再次布滿天安門紀念碑四周。
聞到了1976年「四五」的味道。於無聲處，驚雷欲震。
據傳某處還出現了一個砸碎的「小瓶子」——我對「四五」中的「小平頭」印象深刻。
「民心如鏡」
——幾個清華人
「是一身硬骨，是滿腔真誠，豈有壽終正寢……」
「一生不自保，千載有英名」
在眾多悼文中我著重抄錄了它們。
我愛胡耀邦，由來已久。只因他「唯有赤子心」，只因他在人格上是個違逆傳統糟粕的珍奇異類。從最初電視新聞、報紙圖片看到他，面對他的一派熱烈坦蕩，至真至誠，便時時生出欣悅與感動。
他有著一目了然的熱切、真朴、敞亮，也有著顯而易見曲高和寡的孤獨。在這塊盛產油滑世故、退避逃逸的土地上本就罕有此類文化人格，而他居九五之尊仍葆有率直、透明、勇毅的品性，更是一反機謀詭詐曖昧陰鷙的帝王人格傳統。
日常不難聽到這樣的議論，說他不夠穩重，不夠威嚴，情感外露，缺少城府，每聞此言我必憤懣不平，痛感傳統的重軛仍令人艱於呼吸——由此，我始終執拗地認為，矯枉必須過正，正如兩個被民眾授予「民族魂」的人物——魯迅，胡耀邦，人格風範恰是最違逆傳統的異類。
國家至尊者的個性氣質當然直接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氣候風貌。80年代那些春回大地、陽光明媚的日子，自然與胡耀邦的個性相關，80年代果真也是創造奇蹟的年代，而我們的青春歲月竟也有幸從「奇蹟」歲月走過。
李先念曾稱胡為黨內的「陽人」。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過：胡伯伯打牌，一手牌全桌都看得到。曾有好心人勸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他認為在黨內「防人之心也不可有」。曾看到文藝界前輩憶及胡耀邦每每動容：他是史上最關心文化事業的國家領導者，他對知識分子的尊重讓人如沐春風……但最終，卻只能目睹他在那個群起攻之的「生活會」上大放悲聲。
1987年元月天光慘澹，自己處於形神俱廢狀態。風雪交加之際，忽聞學生被捕受難，胡耀邦被迫辭職下台，永恆無解的存在之惑疊加無力回天的現世之痛，終於複合攪拌為一場生命歷程中嚴重的精神危，個人的生命軌跡由此與這位歷史人物發生了記憶關聯。我以為這種關聯是種巧合，但置身廣場意外地發現，原來胡耀邦並不缺少知音同道，驅動民眾、學生、青年知識分子前來集會追悼的，正是他們與胡耀邦間各種深切的精神淵源。
標為「幾個清華人」的四字橫批對現場民意心潮做出了最好的概括：「民心如鏡」，《中國青年報》即時敏感地捕捉刊登出來。
「何處招魂」
——中央美術學院敬輓
4月18日學生提出「七條」及「對話」的訴求後，和平請願便與哀悼活動相隨。對「七條」印象尤深的是要求否定並平反「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開放報禁」。我當時記憶中的「文化英雄」多來自那兩場倒春寒的文化「運動」。
民運的帷幕迅速拉開。大量和平請願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中南海靜坐，繼之發生了所謂的「衝擊中南海事件」，八九民運中最重要的角色——北京民眾隨之登場，開始奉上麵包、汽水，支持與鼓勵。夜半市政府開出宣傳車，現場播放北京市政府公告，耳邊忽而響起年少時記憶中熟悉的詞句腔調：「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而又聞「四·二〇血案」，凌晨警察為驅散集結在新華門前的學生暴發嚴重衝突。
另一重要角色——知識分子也隆重登場。《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在文化部會議室召開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由戈揚主持，為「清污」「反自由化」翻案，並牽出其後的「導報」事件。幾十名作家聯署的「公開信」迅即傳開，寫有《四五運動紀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嚴家其先生直言：「汲取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教訓，不能置之不理。」
京城藝術院校的學生、藝術研究機構的人員開始出現在廣場。中央美院200多名學生將高3米寬2米的巨幅胡耀邦畫像一路抬置廣場紀念碑北側，上書：「何處招魂」，立即成為焦點。
事件一件接著一件，一波推著一波，分身乏術，欲罷不能。開始階段並無遠見，將每個事件都當做了最後一樁，把每股激浪當做了最後一波潮湧，因此全都高度關注，高度緊張。這個時期我正寄居於北二環內的姑姑家，只好謊話連著謊話，皆以尋覓聯繫工作，等待某單位某要人召見為名，甚至早出夜不歸，倒也一直未受什麼質疑與阻攔。
廣場常常是事件中心，信息中心，尤其是一些心有靈犀的朋友不約自來的會聚中心。胡耀邦追悼大會前夜，北京高校首次集體行動。春夜的寒風砭人肌骨，5萬學生長隊綿延，提前進入廣場，京城民眾歡呼圍觀，對學生展現大愛之心。
自此，初現學運的良好模式——整齊有序，和平理性。
我數日流連廣場精力耗竭，又以為在室內觀看追悼大會電視直播是更佳的選擇。沒想到返家在電視上只能看到人民大會堂里的追悼會場面，廣場上的情況完全空白。滿懷困惑重返廣場，方知錯過了重要的歷史場景——徹夜守候的學生們欲送胡耀邦最後一程，卻被無情地繞過甩開，靈車根本未在苦盼的學生們視野中出現，後來跪遞請願書無人搭理。
憤懣的神情和議論充溢在尚未散去的圍觀者中……
《新觀察》主編戈揚憤而成詩：「一片土地分成兩邊／中間隔著暴力的牆。這邊是冷漠的冰川，那邊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屍體在這邊，耀邦的靈魂在那邊。我們都是來自那邊，沒有那邊哪有這邊。」戈揚，是心目中的一個傳奇，這個春天到來前，恰好多次去過她的雜誌社，聽到過她的屬下對她的真心尊崇與傳神描繪，可惜從未有緣相逢。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