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個故事，說一天夜裡下起了雨，某個村子裡的教書先生，原本過一條溝，要繞一點路，從一個小橋上走。但是，那天他沒帶雨傘，看看四下無人，就從溝上跳過去了。不巧，村裡的一個孩子，正在溝里摸蝦，給看了個正著。然後就嚷嚷起來，先生跳溝嘍，先生跳溝嘍！於是全村人就都知道了，以至於這位從外面請來的教書先生在村里待不住，只好辭館走了。
教書先生是讀書人，是戴方巾，穿長衫的。走路得有個斯文勁兒，過溝就是能跳過去，也不能跳，這就是當年一般人對讀書人行為的一種要求。這位先生，書教得好不好不說，單就這一個「失當」的舉止，就導致他威信下降，有人會因此認為他沒法給弟子做表率。即使沒有這樣，一個先生，老是讓人說三道四，也感到丟臉，所以只好走人。
古代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如果做過官有過功名，那就是縉紳，標準的上等人，而且是有文化資源的上等人。這樣的人，有沒有行為準則，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呢？有，也沒有。說它有，是因為的確存在一些默認的規則，大家公認，讀書人不能做什麼。比如說，從小的方面講，穿著舉止要得體，家鄉的公益事業，你要管。從大的方面講，你不能太無恥，禮義廉恥在面子上要過得去。要說沒有，那就是總會有一些讀書人，尤其是有身份的讀書人，在大的方面，根本不講究這個。
在明代之前，士大夫的墮落，還有個底線。比如說，你可以拍當道的馬屁，但不能拍宦官的。所以，無論東漢還是中唐，宦官專權，一邊是仗著皇帝的撐腰，一邊是仗著手裡的兵權，鮮有士大夫做幫凶的。但是，到了明朝，前面還湊合，太監專權，士大夫即使暗中幫忙，也不敢公開。但是待到魏忠賢做了九千歲的時候，公開做魏忠賢乾兒子干孫子，肉麻地歌頌廠臣（魏忠賢自稱），給魏忠賢建生祠的事兒，士大夫們都幹了。你可以說，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大批士大夫冒著生命危險在抵制，但抵制歸抵制，馬屁歸馬屁，後者聲勢更浩大。
所以，明亡之後，顧炎武說，士之無恥，是國之大恥。國恥又怎麼樣，就算導致了國喪，斷送了崇禎夫婦兩口，人家就無恥了。
從魏忠賢之後，士大夫統一的行為準則，也就沒了。也不是沒了，小規矩還在，讀書人還是不能隨意跳溝，但大規矩，無所謂了。只要皇帝老兒不問罪，別人說什麼，誰管得？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可以竊國，但不能竊鉤。清朝基本上沒有宦官專權，晚清李蓮英他們，還不算專權，只是跟太后膩乎一點，就有人走他們的門路，跟李蓮英結拜的，也不知道有多少。行為的無恥，已經在悄然之間，不再算事了。因為，人們為了利益，已經不要臉了。所謂計程車大夫，行為舉止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臉，如果不要臉了，那麼，還有什麼可在乎的呢？
當年的魏忠賢，實際上是站著的皇帝，能得到皇帝的讚許，即使被人戳脊梁骨，又算得了什麼，咱不要臉，有的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