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宛如本來零散的一堆玻璃珠，串起來後會出現當初沒有想像到的花樣來。或說人生宛如一局撞球，擊打了第一球以後，它會撞到哪一球，而那一球又會撞到哪一球，並不是打球者能完全控制住的。
我是日本人，東京一家壽司店的女兒。70年代末考大學時候，第一志願是東京大學，但是連續兩年都名落孫山。求其次而上的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當年女生比率特別小，教學樓里連一個女廁都沒有，課間休息時要解手，非得跑下樓梯到院子裡去的。何況我選擇了當年冷門的漢語為第二外語的結果，兩個班共100名學生當中，女生竟只有我一個人。日語把那種情況形容為"紅一點"，受周圍人注目是毫無疑問的，但也大有可能被視為異類遭受排斥，這個狀態可以說是有好有壞。
可說幸運的是，當年系裡有著名漢語學家藤堂明保先生教初級漢語。他本來任教於東京大學，可是1960年代末，該校發生"全共鬥"學運的時候，他選擇站在學生一邊，為了抗議校方要強行驅趕學生的作法，毅然交辭呈而走人。後來，早大請他來當客座教授。結果，本來沒考上東京大學的一批"庸才"，幸而能上一位超一流學者開的課了。
如果我不是當年班裡的"紅一點"，恐怕藤堂老師不一定注意到我，畢竟班級規模比較大。但是身為"紅一點"，我在課堂上沒有辦法躲起來，於是乾脆每周都主動坐在第一排正中間的位子，果然老師很快就記住了我的臉孔和名字了。不僅如此，當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他都把我叫到身邊來說："如果你想學好漢語的話，在大學上每周兩堂的課是不足夠的。恰好離這兒不遠的飯田橋車站附近，有家學校叫日中學院。你每周三次去那兒上晚間課吧，效果一定會好很多了"。
我自己從第一次上課的一天起，就非常喜歡學漢語，但也並不屬於勤勞好學的學生類型。整個暑假裡玩得很忙，把漢語忘記得幾乎是一乾二淨。當第二學期開始臨前，忽然覺得，這樣子去上藤堂老師的課有點兒沒面子，於是匆匆到那家日中學院報名去了。
在歷史交織的日中學院學中文
【圖略】(早稻田言語學院)
那是1981年秋天的事情。學院所在的善鄰學生會館還沒有改建，仍然保留著1930年代竣工時候的樣子。那是相當陳舊的四層高水泥大樓，門口兩邊坐著一對獅子，入口是中國城樓式的隧道設計，感覺滿嚇人的。
【圖略】善鄰學生會館。（網絡圖片）
當時的我還根本不知道，那座善鄰學生會館，最早是愛新覺羅溥儀來東京時，下令蓋的滿洲國留日學生會館。屬於"偽滿"的財產，日本戰敗以後則被戰勝同盟國接收，繼續給華僑學生居住了。可是1966年中國和日本兩國共產黨之間鬧翻，中國隨即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結果，支持日本共產黨的日本人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華僑學生之間，發生了政治路線上的矛盾。從1967年2月到3月，在會館裡發生了超過100次的武鬥，有許多人受傷，乃所謂的"善鄰學生會館事件"。14年後，我走進去的時候，會館3樓和4樓有中國留學生居住，1樓除了日中學院的教室和辦公室之外，還有一家中華書店。
也許是曾發生過流血事件的地方，事後多年都會保留著血腥的氛圍吧，更何況有可追溯到滿洲國的負面歷史，我對那棟老樓的印象始終不能說是正面的。但是，日中學院本身的氣氛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上的夜間班叫"別科"（日間班叫"本科"），老師隊伍里有中國人、日本人、馬來西亞華人，學生則是從十幾歲到六十多歲的男男女女，非常多元。大夥感情不錯，下了課就一起去飯田橋車站旁邊的小酒館，吃呀，喝呀，彈呀，唱呀，每每都要熱鬧到末班車快要開的時候。
三年後的1984年，我去中國留學的同一年，善鄰學生會館終於被拆掉，改建為日中友好會館了。那是1972年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慶祝10周年的1982年兩國政府同意由雙方出資金建設新會館所致。目前，在地下4層、地上12層的大樓里，除了日中學院以外，還有中國留學生住的後樂寮、日中友好美術館、會議室、禮堂，以及共計167室的後樂庭園酒店（Koraku Garden Hotel）。
如今回顧起來就不能不承認，1962年出生的我，雖然一直自以為屬於日本戰後新世代，但是實際上，更像屬於戰爭世代的尾巴。如果沒有滿洲國，就不會有善鄰學生會館，那麼受了中國文革影響的武鬥也不可能發生在那裡。
當年在日中學院的教室前邊黑板上面貼著"學好中國話，為日中友好起橋樑作用"的標語。那是1951年，漢學家倉石武四郎（1897-1975）老師創立日中學院（早期叫"倉石中國語講習會"）以來的理念。對其散發的政治氣味，我當初不大能接受，心中想：學習一門外語非得談政治不可嗎？
不過，後來我逐漸明白，倉石老師的意思是：學外語的真諦在於通過口頭語直接跟外國人說話溝通。為此，對傳統漢學造詣非常深的倉石老師，從東京大學退休下來以後，自己開辦講習會，要給日本老百姓通過拼音教授漢語口語。
那種教學方法跟日本古來的"漢文訓讀"，即用日本古文念漢語文言文，可說正相反。歷史上，"漢文訓讀"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會看古漢文卻完全不會口語的傳統日本文人。根據倉石老師的自傳"中國語五十年"（1973年），早在1920年代去中國留學的時候，他就為了一定掌握好當代中國口頭語，"把'訓讀'丟棄於玄界灘（日本九州西北方海域）了"。他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1963年），跟傳統漢和辭典劃清界線，是按羅馬字順序排列了漢語單詞的第一本辭典。
【圖略】中國語五十年。（網絡圖片）
【圖略】岩波中國語辭典。（岩波書店）
可惜的是，我出生得晚，沒趕上直接跟倉石老師學中國話的機會。1976年倉石老師去世以後，繼承日中學院院長職務的，竟然是我在早大的老師藤堂明保先生其人。日中學院的教職員們中有幾位，知道了我是早大藤堂班的學生以後，異口同聲地半感嘆半逗笑著說："又是給院長直接釣上鉤的！"他們用的是日語"一本釣（いっぽんづり）"一詞。——果然日中學院院長的重要職務也包括直接招生幫學院經營的。日中學院的經營方針很"社會主義"，連教職員的工資都白紙黑字地印在發給學生的收支報告書上。
文革餘波未散下更好奇香港雜誌的"叛逆"
如果我當初考上了東大，就沒有上早稻田大學，則不會認識藤堂明保老師，結果也恐怕不會去日中學院，而不會按照倉石武四郎老師的方法去掌握好現代漢語的口語。回頭看來，這局撞球打得相當漂亮吧？只是，我後來走上中文書寫一條路，其實並不因為我是個聽從老師的好學生，反而是心中壓不住的叛逆精神所致。
當年在善鄰學生會館，日中學院的隔壁，有家中華書店。賣的大多是中國人民出版社的橫排簡體字書籍。印書用的紙張質量不好，運到空氣潮濕的日本來，每本書的封面都呈著波浪形狀。書店裡，另外也賣日本出版的課本、參考書。我都買過一些讀本，是左邊一頁上印有簡體字，右邊一頁則附上漢語拼音，下面欄外用日語解說詞彙的。我就是以那個形式讀了魯迅、老舍等中國作家的小說、散文。
至於繁體書刊，當年沒有從台灣進口的書，因為即使身在海外的日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只能選擇"一個中國"，而日中學院就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實際上，當年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往的極左政策遭到批判，開始走改革開放路線了。但是，在日本，人們對中國的認識改變得很慢。我們在課堂上學的中文歌曲，除了推動四個現代化的《甜蜜的工作》以外，仍然有《游擊隊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紅太陽》、《我的祖國》等等紅色歌曲。
有趣的是在那麼個環境的書店裡，卻擺著幾本從香港進口的政論雜誌。《爭鳴》、《七十年代》等刊登的中國政壇內幕消息，當年日本主串流媒體上也偶爾會介紹，可是跟著中國共產黨路線走的日本老師們包括藤堂先生在內，都說"不要輕易相信香港情報，這是牽涉到個人哲學立場的大問題"。
然而，不同背景的老師有不同的觀點。有一天，我到了學院早了，順便走進中華書店去，就看到馬來西亞籍的陳志成老師正要買香港雜誌。他說："為了理解中國實情，外面的人要看這些雜誌的。"然後，指著封面上的一個文章標題問我："你懂這是什麼意思嗎？"那裡用豎排繁體字寫著："馬克思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中國被捧上神明的馬克思，在香港媒體上果然是八卦的對象！太有趣了吧。於是我也買下了那份雜誌，在回家的電車上翻開，主要想看看八卦文章。
如果那天沒有在中華書店碰到陳老師，我是不會買香港雜誌的，更不會一年以後開始給那份雜誌供稿了。記得那是1984年的春天，中英兩國關於香港未來的談判正在進行中，但是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還拘泥於文化大革命。從香港應邀來東京的《七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先生，在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和三菱綜合研究所的兩次演講，都是談文革的。日中學院的陳老師知道李總編要來東京，就帶我一起去見他。原來兩位是老早認識的朋友。
當時的我開始學漢語有差不多三年了，也已去過北京華僑補習學校上四個星期的夏季速成班，也到上海去過一個星期的跨年自由行，還考過了中國政府舉辦的留學獎學金考試，半年以後要往北京出發的。但是，那時的我還遠遠談不上會說中國話，看書也仍在半夢半猜的狀態下，至於書寫中文，更是連想都沒想過。可是，李總編得知我跟其他大學的女生們一起辦跨校園雜誌，翻看之下發現有一篇對於1960年代末曾參加了"全共鬥"學運的兩位女鬥士進行的訪問錄，就要求我把那篇文章翻譯成中文給他們雜誌刊登。"不會吧"，我說。"沒問題，如果你中文寫不好，我們會幫你修改的"。陳老師也說，"應該可以，試試看吧"。
就那樣子，那年改名為《九十年代》月刊的1984年7月號上，登出了一篇文章題為"日本全共鬥時代的激進女學生"，署名新井一二三，是我用中文書寫的第一篇稿件。我當時完全沒想到，那就成為即將跨海持續四十年的中文書寫生涯之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