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李小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致力於的性別研究，被稱為中國當代女性研究的開拓者。2月12日，74歲的李小江因病逝世。獨立媒體「低音」梳理了李小江的生平和學術貢獻。
文章寫道，李小江生於1951年，成長於毛澤東口中「男女平等」的時代，讀書和下鄉插隊期間並未感受到性別方面的壓力，也「沒人特別照顧你」。直到70年代步入婚姻，面對母職帶來的壓力，李小江認為自己掉入了「一個歷史的、關於女人的陷阱」。但當時中國沒有婦女研究的理論和機構，於是李小江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開拓者。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女性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新困境逐漸顯現，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張掩蓋了這些問題。例如，1980年，「感情破裂」作為法定離婚理由被寫入新的《婚姻法》，這個法條看似增強了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性，但卻沒有為離婚後陷入經濟困難的女性提供解決方案，更加暴露出婚姻與經濟地位之間複雜的關聯。此外，女童失學、女工下崗等問題，也並沒有因為法律上的「性別平等」而自動解決。
李小江在2016年題為《婦女解放？女性烏托邦——女性主義的歷史命運及其學術作為》的演講中還舉了一個例子：
就比如說平等，在新中國是立國的原則，可是一直長期難以落實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間。我們今天不願意講，但一定要講的是什麼？是城市裡的婦女的社會地位，高於所有的農民。我想說所有的，不管你在城市裡沒有工作，戶籍上都給你有保障，你在這個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上，中國城市婦女在地位上高於（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男女平等的訴求不可能像西方女權那樣的單純。也就是說，缺乏了社會公平的基本內涵，任何貌似平等的立法，在實施中間都會打折扣。這也是女權主義在中國社會缺乏成長空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對「婦女」的討論，是否足夠關注到她們具體的生活處境，而不僅僅是圍繞政治理念展開？對「男女平等」的訴求要怎樣才可以更接近人們的生活？作為一個在地的學者，李小江希望通過「地緣」的方法論，來討論這些現實的問題。
她索性走了出去，在工廠，個體攤販，婚介所等各種地方做一線社會調查。她其實很早就退休，開始過一種隱居的生活，但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在還在大量整理女性口述資料。2003年三聯出版的《讓女人自己說話――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四冊從書，就是李小江將婦女史和口述史聯結在一起的成果。為了做這個在當時算得上是最大規模的女性口述史研究，李小江走訪大江南北，採訪了包括抗戰時期的女性軍人、普通農婦、慰安婦等上千名女性。
[…]在一些訪談和與其他學者的通信中，她屢次提到對於權力，「主義」和「政治正確」的警惕。在接受穀雨訪談時，李小江分享了一件事。在主編「婦女研究叢書」時，出版社曾希望邀請一位婦聯的官員來做顧問，她謝絕了這個提議。在後來出版的另一套叢書里，她為自己的行為做了解釋。她寫道：「為了保證讓女人自己說話、避免不必要的打擾和干擾，項目執行期間，沒有任何官方機構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資助。」
她對做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堅持，和對政治、名聲的警惕，來自於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她說，「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決定了你的人生命運中什麼是紅、什麼是黑，我們昨天還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類，又是為什麼？」在她日後的婦女研究里，她非常強調不為某個群體，或者女性整體「代言」，並且與「女性主義」討論中的「政治正確」保持距離。
[…]除了「婦女研究叢書」，李小江還參與組織翻譯了一批女權主義經典著作，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奧秘》。李小江是最早向國內介紹女權主義理論的學者之一，也是在那個年代，少數強調做婦女研究同樣要注重理論發展的學者。這兩本書在當時的中國不太受歡迎，這讓李小江開始思考西方的女權理論和中國婦女現實之間的割裂。她覺得，和女權主義保持必要的距離，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夠和中國婦女真實處境靠的更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