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系2011年寫的舊文，原發表於《南方周末》，後增加了「補記」，收入《洛城論學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近見有帖子轉載此文，但刪去了材料出處，現重發全文於此，並另寫了「補記二」，以備參考。「補記二」提供的材料甚為重要，敬請留意。
作者：胡文輝
中國舊制度影響美國的幾條線索
我們都很了解，近代以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迅速崛起的、最強大的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是壓倒性的；以至於我們很少留意，中國作為一個延續到近代的最繁盛的古典文明，對新興的美國曾產生過什麼影響。約半世紀前，美國哈羅德·伊薩克斯（即伊羅生）曾這樣描述：
中國痕跡點綴於我們的日常現實生活中，這一點可謂老少皆知。一個多世紀以前，由新英格蘭航海家引進的中國式的房屋裝飾風格，至今還伴隨著我們。在最近幾年裡，中國式的風格已擴展到女性時裝，甚至是面部化妝中。在本世紀20年代，麻將熱席捲全國，然後消失，但中國餐飲卻已成為美國城市風景中令人熟悉的一部分，雜碎、炒麵和許多十分精緻的碟子已經被這塊擁有許多烹調技術的國土所吸收，變得很自然。因為對這些餐館的熟悉，或是由於過去從爆竹包中撕下的包裝紙，或是由於唐人街五顏六色的招牌，幾百萬美國人無疑可以辨認出中國字來。根據大量一般的知識來源，我們很小就可以輕車熟路地一眼認出中國農民戴的圓錐形草帽，或是中國式樣房頂向上翹起的角。我們知道中國謎語、中國棋、中國燈籠、中國紅、中國黃——事實上，《韋氏新國際詞典》中幾乎有三欄密密麻麻的帶有「中國」前綴的單詞，其中包括一些我們最喜愛的花卉，這些花是很久以前從中國帶回來並移植於我國的，如杜鵑花、木槿、牡丹、紫藤。（《美國的中國形象》，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頁84－85）
但除了這些生活風情的片斷，還有嗎？在觀念和制度上，還有更深刻的影響嗎？
伊薩克斯已提及，富蘭克林、傑斐遜都曾受到歐洲重農學派的極大影響，這樣就等於是間接地受到了中國思想的影響。富蘭克林就表示：
假使我們非常幸運地能夠引進中國的工業、他們的生活藝術和畜牧業的改良方法……在將來的某一天，美國可能會變得像中國一樣人口眾多……（據《美國的中國形象》，頁124－125）
此外，我近時偶爾留意到幾則個案，對此問題還可以作一些補充。
首先是商業擔保制度。清代廣州洋行（十三行）實行所謂「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壟斷對外貿易，但行商必須承擔約束外商、保證關稅上繳等責任；而行商之間有連帶責任，假如一行倒閉，全體行商都要共同分擔其債務，包括對外商的債務。荷蘭漢學家包樂史指出，這種債權擔保制度，直接成為1829年紐約設立「安全基金」（the Safety Fund）的樣板——而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存款保險計劃之一，也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雛形。當時「安全基金」的倡導者佛門（joshua Forman）寫信給紐約州長說明：
讓銀行對彼此而言變得可以信賴的適當性，可以從廣州的行商身上看出來。在那裡，一群各自行動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擁有與外國人交易的排他性權利，同時在彼此生意失敗時，對彼此的債務是可依賴的……這個抽象的公平原則已經經過了70年的現實考驗，而在其下行商的連帶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將這個原則調整並使其適應我們共和體制的溫和特質，就成了這個系統的基礎。（《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沉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61－62）
當時參與中美貿易者也多讚譽廣州的洋行制度，甚至說它「與世界上任一地方的制度相比，都更簡單而非更複雜」，沒有任何港口能像廣州那樣「讓貿易進行的快速而規範」（《看得見的城市》，頁62）。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種債權擔保制度的有效性，外商遂大量向行商放貸，形成所謂「商欠」問題，使行商制度在鴉片戰爭前就已左支右絀了（可參章文欽《清代前期廣州中西貿易中的商欠問題》，《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考試制度。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補充華裔學人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西傳考》一文時指出：美國最早提出實行文官制度的任克思（Thomas A. Jenkes），在其1868年的報告中就有「中國之文官制度」一章；同年愛默生（Emerson）在向中國外交使節演講時，就提及任克思的提案，並說：
……中國是走到我們前面了，也走到英國同法國前面了。同樣，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
他還特別強調著名傳教士丁韙良為了給美國政府提供借鑑，也在同一年發表了《中國之競爭考試》，「很可能影響到美國的改革運動」。顧立雅總的看法是：
英國文官考試制度的起源，我們可以很有理由地斷定是受了中國公開競爭制度的影響。至於美國文官制度所受中國的影響，似乎也用不著詳述，因為美國的制度大部分系采自英國，一部分系采自德國。……美國採行文官考試制度似乎也可能有一點是直接受了中國的影響，然而更直接的影響則為英國的。
（見《中國考試制度西傳考》附錄《美國文官考試制度所受中國之影響》，《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台]食貨出版社民國69年版。按：《美國文官考試制度所受中國之影響》一文在內頁中未另外標明作者，但全書目錄《中國考試制度西傳考》一條下註明「附顧立雅教授續考」，似乎就是指附錄的此文。）
上面提到的丁韙良一文，見中譯本《漢學菁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響力》第四卷第十七章（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
還有經濟調控制度。留美華裔學人錢存訓在論述中國對美國的影響時特別舉出一個事例：
我們這一代所親身經歷，完全經由學術途徑傳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實例，就是美國採用了中國古代的所謂「平糶」制度，那就是在豐收的年頭由政府向農民收購米谷儲藏，到歉收時期便以平價拋售給平民。這項中國古代的經濟理論，最早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的陳煥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論文中加以討論。1918年，華勒斯（Henry Wallace）先生主編一份周報，這篇研究論文正巧落在他手裡，自此他對這一項中國古代制度極為讚賞。當華勒斯於1933年出任農業部部長時，這個中國的理想終於為美國所採納。他運用此經濟理論以控制不斷增加的小麥及其他剩餘農產品，當20世紀30年代中，美國剩餘農產品的堆積，形成了1929年不景氣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頒布的農業調節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乃是羅斯福實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糶法」這個中國制度在美國具體化的一個案例。
（《美國對亞洲研究的啟蒙》，《東西文化交流論叢》，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另，書中《袁同禮館長與國際文化交流》一文也提及此事。）
這個引出了美國「農業調節」制度的陳煥章，是廣東高要人，曾在萬木草堂受教於康有為，光緒末年考中進士，隨後赴美留學，1911年以博士論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門理財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這個履歷在當時顯然是很特別的。可他雖然當了洋博士，卻是辜鴻銘式的保守派，返國後大力提倡「孔教」，曾為魯迅所譏。作為逆思想潮流而動的人物，陳煥章長期聲名冷落，就連熟悉經濟學史的林行止，也是在寫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時，才知道陳煥章系其中國門生（《克拉克獎的克拉克》，《經濟學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魯迅誤打陳煥章》，《我讀我在：林行止隨筆三集》，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不過，陳煥章近年已受到重視，一個明顯的標誌是他的《孔門理財學》居然出了三個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發展出版社、中華書局）。
以上三例，完全是讀書抄，其詳細情形，我沒有能力探討，只是考慮到此問題似缺乏系統研究，故提供線索，期望學界於此多加留意而已。
關於中國文明影響美國的問題，自然是附屬於中國文明影響西方這個更大的問題。大概說來，討論中國對歐洲影響的，以往的研究較多一些，檢點手頭的文獻，中國人的專著略有陳受頤《中歐文化交流史事論叢》（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9年版）、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陳志華《中國造園藝術在歐洲的影響》（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西人著作的中譯本有[德]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法]安田朴《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按：又譯作艾田蒲《中國之歐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討論中國對美國影響的，我就只有一本趙毅衡《詩神遠遊——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了。
當然，這也是事出有因，不難理解。在近代早期，大約18世紀以前，西洋文明已如日方升，但中國文明仍在盛世，中國形象在西方人眼中還是正面的、積極的，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上還處於「出超」狀態；而到了18世紀末以來，中國文明迅速衰敗，西洋文明則以加速度興趣，美國更是後來居上，此時中國形象則轉向負面的、落後的，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上則變為「入超」狀態。過去研究者聚焦於中西交流的黃金時代，自然就更注重中國文化「出超」的時代，更注意中國對舊歐洲的影響，相對地，就忽略其「入超」的時代，也忽略其對新大陸的影響了。
最後，順帶說幾句題外話：像打著復古旗號的所謂「新儒家」那樣，或者像惟哈耶克馬首是瞻的秋風那樣，在思想層面極力美化中國古代文明，我是無法認同的；但像開口閉口「大歷史」的黃仁宇那樣，在制度層面一味抹殺中國古代文明，我同樣不以為然。我覺得，與其在思想層面空洞地禮讚傳統，還不如在制度層面踏實地挖掘傳統。如果我們從唐宋時代算起的話，一種延續了千餘年的制度，必有其實用性和合理性，如果這樣的制度是失敗的，那麼歷史上還有什麼制度是成功的呢？
附記：
此文寫完以後，在網上搜索到李超民先生的論文《從翰林到博士：陳煥章〈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及其影響》，已引用了錢存訓的文章；進而又知道他已著有專書《常平倉：美國制度中的中國思想》（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年版），以華萊士（即錢存訓文中的華勒斯）為中心，全面地梳理了「平糶」（常平倉）制度影響美國這一問題。好在我本來就是抄書，姑仍其舊。
補記一：
關於最早敘述中國考試制度的西洋人，鄧嗣禹當時所知為克羅茲，系葡萄牙傳教士，1556年來華；而近時研究者則指出此前已有維埃拉、加列奧特略有涉及，亦葡萄牙人，其中維埃拉系1517年來華（吳孟雪、曾麗雅《明代歐洲漢學史》第四章第二節，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針對鄧著的結論，方豪曾表示質疑，其理由是：歐洲人在了解中國考試制度以前，已有自己的考試制度，只是在後來「中國熱」的風氣下，他們才「不知不覺」地誤以為西洋考試制度系受中國影響。西人對於本土考試制度是否會數典忘祖，尚可存疑，但即使是方豪，也不得不承認一點：「西方所受中國影響的，換言之，真正為中國考試制度上所獨有的，不是筆試，不是官吏考試，而是西方從前只有一校一院的考試，中國了是合各縣、各府、各省的學子而舉行規模不同、程度不等的會考。只有這一點，中國曾經影響了西方。」（《西方考試制度果真受中國影響嗎？》，《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台灣民國58年自刊本）這樣一來，方豪的質疑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了。
補記二：
關於十三行「保商」制度對美國銀行保險的影響，以後[美]葛富銳撰有專著，其結論是：十三行的商業實踐，包括行商的債務危機，美國人並不清楚，但其商業共同責任制度這一理念，是準確地傳達到了紐約州議會的《現代銀行業的中國基石：廣州十三行擔保制度與銀行存款保險的起源1780－1933》（何平、於燾瓮城、李純元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6－290頁）。
關於科舉制對於歐洲文官制度的影響，湯因比曾提及：「有些英國人非常欣賞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徵，比如英國第一批駐華領事館成員之一的密迪樂就在1856年出版的《中國人及其叛亂》中推薦中國的科舉制，認為英國應當仿效。」更有意思的是，他還另外指出：「維多利亞後期的公務員也和中國公務員一樣，不僅要精通學術，而且也被期待、鼓勵在履行職務期間繼續學術研究。這也說明1905年以前，英國公務員有時間進行這兩種活動，一個勤勉有章法的公務員有能力同時進行行政和學術工作（大多數通過考試選拔的公務員在行政和學術中都很有德行)，此外，這兩種活動不僅並行不悖，而且互相成就。學術研究可以幫助公務員拓寬視野，免於淪落為無聊官僚，公務事業可以幫助學術研究更有方法，有時甚至可以在業餘時間中寫出偉大的作品，而如果他是個有大把時間卻缺乏自律的大學導師，可能還創造不出這樣的作品。」（《交遊錄》，李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119頁）他表彰中國舊制度的學術官僚傳統，是很可見其眼光的。
關於科舉制對於美國文官制度的影響，衛三畏1879年寫過一篇為中國移民辯護的文章，痛斥加州擬立法排斥華人，裡面有這樣話：「它詆毀了一個教會我們如何製作瓷器、絲綢、火藥，給予我們指南針，展示給我們茶葉的用處，啟迪我們採用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的民族……」（據[美]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顧鈞、江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293頁）衛三畏年代甚早，且熟知中美情形，而他明確認為科舉制「啟迪」了美國，這一認識是相當有力的。
此外，有個超出題外的事情，也值得附帶提及：中國的貨幣制度可能也影響到歐洲尤其是德國的銀行業。
馬克斯·韋伯曾指出：「中國提供了儲存銀行的範例。在中國，鑄幣的貶值導致給商人的商業建立一種金屬儲存銀行。重量單位既經確定，銀的支付不是用個體商人對他存有銀條的銀行所開具的支票或類似支票的其他票據來進行，就是用鑄成條的銀塊——銀兩——來進行，但後一辦法和用支票進行的支付相比，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這樣就建立了一種銀行貨幣，銀行貨幣不但是建築在商人對金銀塊的持有上，也是與儲存制度有關的人的專用支付手段。」他並且認為，西方在16世紀仿效了中國的這一「範例」（見《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56－157頁；參舊譯本《社會經濟史》，朴太鄭譯，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版，第三冊第275頁）韋伯更認為，近代漢堡銀行的會計制度（Verrechnungswesen）也是按中國模式建立的（據楊聯陞《中國貨幣秘信貸簡史》，《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楊聯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又，有位瓦爾特·桑德爾也說過：「在18世紀，當國家的貨幣單位因為所謂的國家需要而不斷波動，且因此在可知的一段時間內人們不能再依賴貨幣價值的時候，漢堡的商人找到了一條可行的道路。通過創立漢堡直接轉帳銀行和學習古代中國的銀兩體系，他們採用未鑄造的、精確定義的銀兩代替政府貨幣作為帳戶的基本單位，從而開始獨立於國家造幣系統。這個銀兩被稱為銀行馬克，成為了恆定的計算單位，後來為整個北部歐洲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據[美]托馬斯·H·格列柯《貨幣的終結》轉引，周琴、劉坤譯，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35頁）這一關聯若能確定，在經濟史、金融史上是相當重要的。
總之，我覺得一般討論中國對西方的影響，要麼關注物質問題，要麼關注思想文化問題，似罕及制度問題，這一缺憾理應彌補。但限於學識，以上仍只限於提供線索，更深入的探討，就有待於專門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