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人深省的白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剛剛小學畢業。全國所有學校都停課了，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我們升中學的程序自然也中止了。
經過近兩年的「鬥、批、改」和抄家、串聯、武鬥，1968年初，學校被要求「複課鬧革命」，我們也直接「被分配」成了中學生。雖然是「複課」了，但主要是「鬧革命」，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政治學習、參加運動和到工廠學工，下農村學農以及學軍拉練、挖防空洞了。即使學習了一點「文化知識」，語文多限於毛澤東、魯迅著作，數學不過一次方程，英語也只學會幾句革命口號。一年後的1969年，我們就「畢業」了。「根正苗紅」的同學開始分配工作，留在了城市；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長「有問題」的同學則上山下鄉，作為「知識青年」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便是到晉東南地區插隊的知青一員。
三年的插隊生活，艱苦和勞累自不必說，最痛苦的是精神苦悶。特別是在1972年末知青們迎來選調招工，大部分同學有了工作之後，依然留在農村的知青成了被一再淘汰的「篩子底」，幾乎沒有了前途，甚至看不到希望。我不幸再次成為其中之一。
儘管如此，年輕人依然有幻想。我的最大幻想，就是繼續上學，上大學，求知識，靠知識改變命運。雖然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幻想近乎說夢，但有夢總比絕望強。
1973年春天，我們插隊的第四個年頭。「文革」後全國高等院校首次大規模統一招生的消息，悄然而迅速地在各地流傳，猶如興奮劑，使許多知青頓時從近乎麻木了的精神狀態中活躍起來。上大學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文化考試簡直是我們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的福音！「政審」終於不再是唯一條件，分數總算有了一席之地。「網」開一面，我們的命運或許真的會有轉機了。許多同學紛紛拾起扔下多年的課本，晝夜苦讀，都準備去碰碰運氣。
由於只有小學文化水平，我不得不找來所有能夠找到的初中課本，從第一課開始「生啃」、「硬灌」，三個月生吞活剝地「掌握」一些基本常識後，就走進了考場。那時，我唯一覺得還有些「把握」的是，這些年自己沒有放下書本，讀了不少雜書，在文史方面能夠拿到分。但對數理化，我連得分的指望都不敢有。
兩天考試以政治、語文、數學、史地為序。除了數學，我自認為都正常發揮了。對政治與史地成績，我也很自信。這樣三門成績加起來，可以彌補數學的缺憾。
考試成績出來了，據說我在錄取名單中。那時候，沒有公布成績的做法，我們聽到的都是「小道消息」，但那肯定是確實的，因為已經先後有暨南大學和山西師院的招生老師找我談過話，就一些歷史知識進行了面試，明確表示了招收我去讀書的意向，而且都是我喜歡的歷史專業。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遼寧知青張鐵生一紙「發人深省」的「白卷」，把不知多少年輕人的夢想化作泡影，無可挽回地破滅了。考試成績非但沒有證明我們學習的成果，反而成為我們「追隨修正主義教育黑線回潮」的「罪過」。重新錄取的結果，我「落榜」了，取代我的據說是一位與縣武裝部某領導「關係很好」的女生。
坦率地說，這件事給我的打擊很大。我回到村子裡，三個月不給任何人寫信，埋頭在地里幹活，鬧得家裡人以為我尋了短見或出了什麼事情。也是從那時起，我知道了什麼叫做「拉關係」、「走後門」，知道了這世界的無常。
一出「決裂」鬧劇
1974年，高校繼續招生，但不再進行文化考試，改為「與貧下中農座談」，通過座談「考察」學生「在三大革命實踐（階級鬥爭、勞動生產、科學實驗）中的收穫」。當然，參加座談會的前提首先是「獲得貧下中農推薦」。
因為「政治第一」，因為需要「審查」，我必須將自己的思想對「組織」做一個交代。因此，寫了兩篇東西，一是《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談談我在鬥爭實踐中對上大學的認識》，二是《對我父親歷史問題的認識》，兩份材料中，緊跟形勢「上綱上線」是必須的；檢討和批判去年「迎合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必要的；但我始終沒有說出「紮根農村幹革命」的話來。我不想「堵死」自己可能的出路。
我過了「推薦關」，準備參加座談。文史哲、數理化知識沒用了，轉而背誦毛澤東「水土肥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廿四節氣歌」以及各種農諺之類，而且要做到能夠逐一解釋清楚，並用實例說明。我多少還幻想拼一下。
座談會依然在縣一中，考生與貧下中農代表圍坐在一起，有問有答，倒也中規中矩。我發現，那些貧下中農代表比我們還緊張、拘束，想必是從沒見過這場面的緣故。其實，我們和他們都是被擺布的「玩偶」，座談會只是個「過場」，招生結果完全被「政審」或「後門」操控著。對於這一點，由於有了去年的「經驗」，我是有心理準備的。
不過，那年招生，我們縣出了一大「新聞」——一位被錄取的知青放棄了升學的機會，「與舊思想、舊傳統決裂，立志紮根農村幹革命」。縣裡發出號召，要全縣知青向他學習。這事來得突兀，蹊蹺，讓我們充滿了疑惑，不相信那是真的。於是千方百計打聽「內幕」和真相。原來，那位知青在與某領導談話時說了一些大話、套話，竟被領導「重視」了，馬上派人總結了他的「先進事跡」，「樹立」他為典型。為了錦上添花，又一手導演了「錄取了又放棄」的鬧劇。
有了「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榜樣」，我們也不得不「表態」。招生接近尾聲時，我奉命在縣報《長子通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一生交給黨安排》，其中寫道，「在對待『理想』和『前途』問題上，存在著兩條路線、兩種世界觀的激烈鬥爭。我們革命青年，以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為自己最崇高的理想；為人民服務就是我們最好的前途……被錄取了，要堅定為革命學習的方向，在黨和毛主席的關懷下，認真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文化科學知識，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以便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未錄取，也決不灰心喪氣。要愉快地留下來，繼續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村也是大學，可以大有作為。」
看得出來，我那時雖然還有幻想，但已知道無望。表態也是在安慰自己。所以，當落榜的消息傳來時，我平靜地接受了。
不錯的「推薦意見」
1975年的招生，連座談會的形式都沒有了，按照「推薦——政審——錄取」的簡單程序進行。那時，我已經在縣五七辦公室「幫助工作」幾個月了，自以為總比在村里干農活有「優勢」，所以第三次爭取上學的機會——儘管那時父親依然沒有「解放」。
辦公室司主任找我談話，希望我安心留下來「寫材料」，領導會考慮把我轉為「正式幹部」的。我當時連想都沒想就回絕了，明確說，如果有升學的機會，我還是希望去上學。主任聽了，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扔下一句「你自己掂量吧」就走了。
我把這事與幾位好朋友說了，他們都說我不懂「人情世故」。在縣裡當幹部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不識抬舉」，一口回絕，連這幾個月「幫助工作」的「成績」都抹了。想上學，難了。我也知道，這事處理得莽撞了，但事已至此，我不可能回頭去「檢討」、「乞求」。我決心走下去。
第一關還是「貧下中農推薦」。我回到村里找支書商量，支書說，算這次是第三次了，你能成嗎？我說，你再給我個機會，一定成。支書比我大不了幾歲，我倆打過架，也喝過酒，保持了一種他既想「管」又怕我，我既「服從」又「威懾」他的關係。他明白，即使我上不了學，也不會永遠留在村里，所以決定還是推薦我，並且說，「這次咱們弄好點」。什麼叫「弄好點」？我保存了當年的一份評議記錄原件，全文如下：
「對升學青年張刃同志的評議
時間：1985年8月13日晚10點30分
地點：萬村大隊學校院裡
參加評議人：××××××27名
評議主持人：苗滿川
記錄人：張玉勝
評議開始：
王安根（革命幹部）：從天津來到萬村是不簡單的。經五年插隊，這個同志思想波動不大，在言語、行動上看不出什麼看不起農村的表現。並任知青排長做學生的思想工作，遵守制度比較好。勞動不怕苦累，自己腿有些痛仍然堅持勞動。對辦板報搞得好，在政治夜校講課耐心細緻，儘量用當地語言讓貧下中農聽懂。（手章印）
郭福先（革命幹部）：插隊以來無論工作、學習比較先進，學習鑽研，跟得上形勢，群眾關係好。不隨便外出亂跑，有事請假。不遭（糟）害群眾的東西，遵守紀律嚴格。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付（符）合貧下中農的要求。這個同志住萬村時間較長，從天津來到萬村鍛鍊是不簡單的。（手章印）
王群只（革命幹部）：這個同志已經五年啦。自從插隊以來，思想沒有什麼顧慮，不論搞宣傳板報、勞動都很好。73年在大隊菜園很負責，對學農業技術很虛心，表現很好。曾任知青排長給學生解決問題。從天津來到萬村從不叫苦。（手章印）
鮑占元（下中農社員）：我和他接觸很近，在我家住。自從來到萬村任知青排長，在勞動方面抓得很緊。學習也很緊張，每次我到他那裡（他）都在學習。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間較長，但回家時間很短。（指紋印）
王建明（貧農社員）：他各方面表現都好，我同以上幾個同志講的一樣，不再重複啦。（指紋印）
王生龍（貧農社員）：自從來到萬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錯，對政治夜校學習很關心。（手章印）
王芝則（貧農社員）：自從插隊以來，在勞動、學習中抓的很緊，勞動也很好，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同意推薦這個同志升學。（手章印）
主持人：苗滿川（手章印）
記錄人：張玉勝（手章印）
大隊意見：根據該同志插隊以來在我隊表現。確實在學習、勞動各方面表現都很好，深受廣大貧下中農歡迎，為此一致同意該同志上學繼續深造。
長子縣南陳人民公社萬村大隊革命委員會（章）
支部書記郭金玉（手章印）」
對這份記錄，需要幾點說明。
1）這份原件本應該存入我的檔案的，怎麼會留在我手裡，已經記不清了。從我保留的正式推薦意見草稿看（由我起草，文字比較通順、完整，也嚴謹許多。既「突出政治」，也有不少溢美之辭），可能另有副本或抄本。因為沒有原始記錄是不可能的。
2）發言者中，王安根是前任支書；郭福先是時任大隊革委會主任；王群只是1937年的老黨員，我跟他在菜園勞動過一年；鮑占元是我的房東，「四清」時的下台幹部；後三位都是我所在生產隊的小字輩。主持人苗滿川是生產隊長。記錄人張玉勝是大隊會計。那時在農村，蓋手章、按手印都是很嚴肅的事。
3）我當知青排長是在插隊之初，幾個月後，同學們就四散搭夥，各自「獨立」了。1972年大部分同學分配工作，村里常年留守的只有幾個同學，我是「駐守」時間最長者。
4）「腿有些痛」是指我插隊一個月，就因雨地久蹲間苗導致雙腳神經麻痹，後又發生肝炎。「寫板報」是指從1970年起，我就負責寫、畫大隊部外面的兩塊黑板報，堅持了五年。「政治夜校」是指1975年全國「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中，我做「理論輔導員」給社員講課。至於「不遭（糟）害群眾的東西」，似乎是想說我的好話，卻無異於「指控」我比「糟害嚴重」者要好些。實際上，我每年看青護秋，還確實「保護」了集體財產。
不清的「3%」
有了「弄」得不錯的推薦意見，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接下來的「關口」還多著呢。由於我拒絕了留下當幹部，五七辦公室是不會給我支持了；父親的歷史結論不能改變，我政審依然不好「過關」。必須想點「辦法」了。我知道，舅舅的一個戰友在我們軍分區當領導。去年我落榜後，媽媽就曾經說，要不要去找找他。我覺得那很「丟人」，便放棄了。今年，我準備試一試。
一天傍晚，我走了70里路，來到軍分區大門外，通過哨兵聯繫，被帶到了一座小樓里，見到了那位叔叔。他知道了我的來意，說，若在兩年前，這事不難辦。現在全國反「走後門」，批「資產階級法權」；當地的派性鬥爭又很複雜，許多事不好辦。我看他為難，沒有再說什麼，就告辭了。臨出門，他說了一句：過幾天，你去找找縣委書記看。這話讓我摸不到頭腦，又不能多問，只好走了。但這段進軍營，走後門的經歷，卻是難忘的。
回到縣裡，我繼續找各種有用或沒用的「關係」，打聽準確或不準確的消息，而且真的去找了一次縣委書記。他說他知道我在縣裡的「表現」，也希望我能去上學。又說他很快就要調動工作了。我們誰都沒提軍分區那位領導的事，就結束了談話。
開學的日子早就過去了，許多人陸續拿到了錄取通知書高高興興去報到了，我還像沒頭蒼蠅似的到處亂撞，而且希望越來越渺茫。11月1日那天上午，我正在縣城十字街口漫無目的地走著，忽然聽到一位同學喊我的名字，叫我馬上去拿錄取通知書。我大喜過望，飛快地跑到了縣招生辦。
錄取我的是「天津財貿學校」，中專，會計統計專業。儘管我對這個學校一無所知，對會計統計毫無興趣，而且這個結果與我的理想相去甚遠，但我依然如同抓住了寶貝似的，拿過通知書跑到了街上。我在縣郵局給家裡發了電報，立即回村里去辦各種手續。從城裡到萬村20里山路，從萬村到公社所在地南陳8里，兩天時間，我穿梭般往返，順利辦好了一切。最後一天是處理東西。大部分衣物被我連賣帶送換了路費；農具留給了房東老鮑；會計說我曾經吃過隊裡殺豬時的一副下水，沒給錢，我卻實在沒錢可付了。最終還是隊長「拍板」：先記下，以後再說。
直到被錄取，我都沒有再和軍分區的叔叔以及縣委書記聯繫，他們也沒有找過我，沒有任何信息。我不知道我的被錄取與他們有沒有關係，真的很難判斷。但我寧肯相信是他們幫助了我。據說，我是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錄取的，而那樣的名額，按照政策規定，只有招生總數的3%。我果然幸運嗎？不知道。
1975年的11月3日，我最後一次步行20里，從萬村走到東田良火車站，坐上了經河南新鄉轉北京回天津的列車。從此結束了我5年零5個月23天的插隊生活，開始新的學習。
不上課的「教育革命」
1975年11月5日，我到天津財貿學校報到。開學已經一個多月了，同學們都去了天津五金公司水暖批發部見習。這是「教育革命」後新的「教學方法」，沒上課先見習。
我生平第一次與商業批發工作打交道，而且是會計工作，雖然很新鮮，但沒有什麼興趣。兩個星期過去，只是留下一些印象而已。這期間，與同學們倒是熟悉了許多。大家都是「工農兵學員」，全班44人，除了來自天津各單位在職生，郊縣的農村生，就是我這樣的插隊生了。在職生有工資收入，農村生和插隊生每人每月給12.5元的助學金，學費則是免交的。
見習回校後，開設的課程除了必學的馬列毛著作、哲學、政治經濟學之外，和專業沾點邊兒的只有《商業經濟》一門，而且沒學幾天，就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事情是從北大、清華而起，教育界自然首當其衝。我們每天都要讀報、學文件，寫批判稿，開批判會，校園裡還用葦席圈起了大字報張貼區，如同文革初期一樣，批判文章、圖片漫畫鋪天蓋地。我對這些早已失去了「熱情」，隨波逐流而已。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我們學校設了靈堂。1月12日還開了追悼會，我哭得一塌糊塗，真的從心裡哭中國，哭百姓，哭命運，哭說不清楚的種種……那是我迄今記憶中有限的幾次痛哭之一。回到家，我寫了同樣迄今寫作中唯一一首長詩。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繼續，正式的課程更少了。1976年3月，學校搞「開門辦學」，把我們都拉到距天津幾百里外的薊縣去。我被分配在城關供銷社，每天站櫃檯，賣油鹽醬醋，間或學著記帳之類。當然，寫大批判稿、參加軍訓（包括打靶）也是「必修課」。那期間，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鄧」的18條指示，緊接著就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大家都感到，中國要亂，世界要變，但卻不知向何處去？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天津的破壞尤其嚴重，學校完全停課，並很快接受了到災區寧河去抗震救災的任務。我們到達後，自建席棚，自行開伙，開始負責清理縣五金公司完全倒塌了的倉庫，把埋在廢墟里的物資一點點挖出來，整理造冊。這項工作我們幹了兩個多月，其間，經歷了毛澤東逝世和粉碎「四人幫」兩件大事，11月初才回到學校參加「揭、批、查」運動。11月15日的強烈餘震，再次打亂了正常生活，直到1977年初，才開始多少學習了一些「專業課」，無非會計統計基礎知識。而那時，距離我們「畢業」只有幾個月時間了。
1977年夏天，我們「畢業」了。那個年代，畢業分配關係到今後工作的好壞，甚至可能影響人的一生。暑假期間，許多同學到處托人情、找關係，希望分配一個好的單位。就當時的「行情」講，天津財貿系統（不含金融）最好的單位是外貿，其次是一商（工業品），再次是二商和供銷社（農副產品及飲食服務），而且後者所屬基層中，集體所有制單位很多，人們當然都不願意去。分配權是掌握在學校和班主任手裡的，同學們「攻關」自然是向他們「托情」。我卻不屑於此，和朋友們痛痛快快玩了一個假期。10月下旬通知我們去學校拿分配單，一些學習成績並不好的同學都分配得不錯，有的郊縣來的同學都分配到了市外貿公司，而我的去向是第二商業局。
分配工作後，我先是下車間做了鉗工，後調厂部寫材料，再「借」到局機關，直到「轉正」，始終沒有放棄上大學的念頭。由於當時的政策，中專畢業三年內不能參加高考，從1978年起，我先後讀過夜大、電大，1983年，作為在職幹部考入中國工運學院脫產學習，算是讀了全日制的大專，完成了「學業」。但我知道，自己永遠沒有畢業，也不可能畢業了。
《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