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倒垃圾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2024年去世的台灣音樂創作人、作家鄭華娟，曾經創作《加州陽光》《聰明糊塗心》《蒙娜麗莎的眼淚》《太委屈》《謝謝你曾經愛過我》等經典之作，她在1993年遠嫁德國，就曾在書中感嘆，因為德國過於細緻的垃圾分類和嚴格的操作時間，自己還經常鬧笑話犯錯誤。比如錯過了垃圾車導致錯過將廚餘送出家門，只能再在家裡放兩天。
德國兒童從小就會接受垃圾分類的教育，德國人往往周末也要定鬧鐘按時起床，把垃圾桶放到外面等待清運車輛到來。每周收一次日常垃圾，每月收一次廢紙，每季度收一次舊家具、舊輪胎，具體日期都寫在《垃圾清運時間表》上。
為了強制每個居民分類倒棄垃圾，德國政府制訂了一套嚴格的處罰規定，並設有「環境警察」。一旦發現居民亂倒垃圾，就會發警告信，如不及時改正，會發罰單，再不改，收取垃圾費用的費用就會提升，從而加重整個小區住戶的垃圾處理費用，不僅會招來鄰居的譴責，甚至有可能被管理員趕出公寓。
在德國，日常垃圾一般分4-5類，然後再細分出至少62種生活垃圾。不同顏色的桶要這裝不同的垃圾。即使只是玻璃瓶的回收，都有幾種不同的垃圾桶，而且垃圾桶的桶身上已經標明了顏色，如無色、綠色和棕色等。德國人民不但要按顏色分類，還不能將瓶蓋一起放進去，瓶子必須沖洗乾淨，裡面不能有殘留物。
今年五月份開始，德國實施更為嚴格的有機垃圾分類，還開始用人工智慧檢查有機垃圾分類，重金打造監測系統。
之前一直有人說，作為工業大國，德國在人工智慧時代掉隊了。它的AI專利不到落後於美國和中國，還落後於日本和韓國。在AI初創企業的培育方面，德國也比較落後，每十萬人擁有的初創公司數量，比不上英國和法國，更加比不上美國。
從數據上來說，德國的人工智慧發展確實不夠耀眼，這跟德國的產業結構、高等教育格局等有關。但反過來說，一向注重傳統產業、也注重傳統價值觀的德國人，對人工智慧也不能說是一味冷淡，而是相對態度務實，將人工智慧放在一些真正需要的領域，而不是不考慮客觀情況，單純將之用來取代人力。
在垃圾分類方面，德國人早在幾十年前就採用了數學建模，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數據分析，統計各種垃圾的數量並進行分析，進而確定回收垃圾的頻率與時間，乃至不同功能垃圾桶所需要的數量和大小等細節。在人工智慧時代，德國也在這方面進行了延伸，除了數據分析之外，還設計了回收機器人，負責垃圾入場後的分類，速度遠遠快於人類分揀，準確率也很高。
這個月開始，德國有機垃圾分類有了新條例，更為嚴格，所以不少垃圾處理營運機構花了不少錢，在垃圾車上配備攝影頭、傳感器和人工智慧技術，用戶的垃圾箱也會配上晶片。這些技術可以辨別垃圾錯誤分類的問題。比如說有機垃圾中的污染物（比如塑料）比例超過3%，涉嫌垃圾處理違法行為，垃圾車就會停止收集，由住戶重新分類，不正確分類就不會拉走，住戶還會被罰款。如果想申請機器代勞，就得花錢。這是因為有機垃圾如果被污染，那後續的處理就會非常繁瑣，
當然，這些措施也一直存在實際問題，比如分配罰單。很多住宅區都是多個家庭共用垃圾箱，罰款會轉化給所有住戶，對於那些正確進行垃圾分類的住戶來說，這顯然不公平。
在難民潮的大背景下，德國的過度縱容也曾經引來許多質疑。雖然接納難民展現了德國社會的大愛，但不加甄別的接納確實影響了德國社會生態。對於其他宗教對女性的歧視，有違現代文明的一些所謂傳統，德國往往滑向過度政治正確，以「尊重」之名行「縱容」之實。
德國的難民福利政策也備受質疑，伊斯蘭難民的工作率非常低，這顯然跟難民補助有關，前兩年縮減福利後仍可做到四口之家每月2000歐元的標準，相當於人民幣近1.6萬元。而且德國政府還額外承擔住房成本，加上教育和醫療免費，等於一個難民家庭拿著這2000歐元只用來吃，其他方面沒有什麼開銷。德國食品又有補貼，麵包牛奶等基本消耗品都相當便宜，在這種情況下，難民還可能願意去工作嗎？
垃圾分類也一樣，德國一些城市（如路德維希堡）就提出難民看守所並不執行垃圾分類。這當然跟難民沒有足夠的垃圾分類教育有關，相比從幼兒園開始就接受垃圾分類教育的德國人，他們顯然更容易在複雜的德國垃圾分類標準前犯糊塗。但問題在於，他們明明可以慢慢學習。政府可以採取一定的容錯機制，鼓勵難民學習，逐步讓他們懂得如何分類，而不是直接來個無需執行。
這不是對難民的呵護，而是在過度政治正確的形態下，製造新的社會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