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黃金十年的誕生
1980年代黃金十年是怎樣誕生的？有人說是從1977年8月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上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開始，有人說是從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也有人說是從1980年8月26日建立深圳經濟特區開始，這都對。但我認為，無論何時開始，中國有可能誕生黃金1980年代的前提是文化大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又叫「十年浩劫」，不結束文革十年浩劫，就沒有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人民日報》轉載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推動全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確定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也就沒有1980年提出的「改革、開放」，在毗鄰香港的保全縣設立「出口加工區」，也就是後來的深圳經濟特區；也沒有1988年4月26日進而將海南島從廣東省劃出，獨立建省，建成一個大特區；更重要的，也不會有黨內外有識之士順天應人發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
因此，談1980年代黃金十年，就有必要先談文革。
（一）
文革開始於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我1965年2月進入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文革開始，是我走出學校，踏進人生之旅的第二年。
我是文革前1965屆高中生，比文革中的「老三屆」高一屆。我就讀的廣州市廣雅中學，前身是清末洋務運動領軍人物之一、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廣雅書院」，1949年中共建政後列為重點中學，學生以廣東省黨政軍高級幹部子弟為主，配備較強的師資，升學率高。升學率高的原因，除師資力量強，還有學生們都以未來中共革命事業接班人自勵，學習刻苦認真，以及大學招生有對幹部子弟優先錄取不成文的政策。我的同學大多數考上大學，我在離高中畢業還差半年被招收進入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因此我的同學在大學裡鬧文革，我的文革十年是在廣播電台鬧的。
文革開始。我和大多數青年一樣，熱情澎湃，以為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義，社會上牛鬼蛇神要翻天，我要以生命捍衛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於是滿腔熱血沒日沒夜的寫大字報，揭發和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首先要揭發批判的當然是廣東電台的女台長田蔚，田蔚被抄了家，剃了光頭。田蔚在中共延安時期擔任新華廣播電台的播音員，是中共廣播事業的開啟者。田蔚並不保守，文革前就銳意改革，提出電台的記者要像西方國家的廣播記者那樣，放下筆，拿起麥克風，生動活潑的在現場報導新聞事件。這一改革現在所有的電台、電視台都做到了，但文革前到文革期間，廣播記者是要把採訪到的新聞寫成文字稿，交給領導審查後，由播音員一字一句的讀稿播出；如果需要製作錄音報導，被採訪者的話也要寫成文字，領導審查後，再交給被採訪者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那時廣播是報紙的有聲版，記者的廣播稿也是文字稿的有聲版。田蔚台長曾隨著中國廣播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她看到歐洲國家的廣播記者，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記者，都拿著麥克風而不是拿著筆採訪和作現場報導，於是回國便在自己領導的廣東電台作改革試驗。這種改革的必要性我也有體驗，文革初期西德桌球隊來中國訪問，在廣州體育館與中國桌球運動員比賽，我在現場採訪一位德國運動員，他見我這位廣播記者拿著一支筆記錄他的話，好生奇怪，就用手比劃要麥克風；我被他一比劃，頓時尷尬了，翻譯看我的尷尬模樣，對德國運動員說了一番話，不知道他是怎麼說的，為我解了圍。田蔚的改革，並沒有實現，文革期間，成了她的一大罪狀。田蔚更嚴重的「罪狀」，當然是在她主持廣東電台期間，播出「封資修」和「文藝黑線」的作品，包括根據中外作家的著作改編的廣播劇、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馬師曾、羅品超、文覺非等被打成文藝黑線人物表演的經典劇目。批鬥田蔚，事無巨細，都翻出來，我記得一個細節，就是她請來做家務的保姆，每天下班時間在窗口張望，看見田蔚回家走在路上，才去炒菜，以保證田蔚回家能吃上熱飯菜，這竟然也成了田蔚的罪狀。
田蔚的丈夫是王匡，國共戰爭時期任職新華社，1949年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長、主管宣傳的廣東省委常委、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曾主持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和起初由廣東省委管轄後來由中南局管轄的《羊城晚報》創刊。文革開始，王匡被揪來電台接受批鬥，除了他對《羊城晚報》編輯記者發表的言論，強調報紙要多靠近群眾、靠近生活，而被指妄圖使黨報脫離黨性外，還因為他講過的一句話：1960年代中國桌球隊參加世界桌球錦標賽，容國團、莊則棟贏得世界冠軍，那時中國電視不普及，每有中國運動員比賽，便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解說員宋世雄現場轉播，全中國上下都圍在收音機旁收聽比賽實況。宋世雄在中國運動員扣球得分時，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此時收聽廣播的王匡不以為然了，他說如果下一個球扣出界外，難道是毛澤東思想的失敗？王匡口無遮攔講了一句大實話，這句話非常有名，使得人們幾乎忘記了他還有更多走資派的言論。這句話成了他惡毒攻擊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思想的最大罪狀，一場場批鬥會鬥得他不亦樂乎。
我還參加過趙紫陽的批鬥會。因為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他的批鬥會在廣州市越秀山體育場舉行，看台上和看台下的足球場上坐滿了人，規模盛大。造反派列舉他的罪狀多得數不清，他罪狀中有一句話非同小可：有一年他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住北京飯店，乘電梯時，對同在電梯中的一位幹部說：「天子腳下難做官」。這句話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不重要，被直接聽到或間接聽到的人揭發出來，便成為趙紫陽污衊、攻擊毛主席的一大罪狀。不過趙紫陽不承認自己反對毛主席。文革期間，凡是被開大會批鬥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無不被革命群眾勒令低頭認罪，唯趙紫陽絕不低頭。批斗大會上，造反派喊口號「毛主席萬歲」，他跟著舉手喊；造反派把他的頭按下去要他低頭認罪，他倔強的昂起頭來。造反派問他為什麼不低頭，他說自己的頭腦里有毛澤東思想，不能低，造反派就不敢按他的頭了。我在文革中參加過無數次批鬥走資派的大會，在造反派面前不低頭趙紫陽是唯一的一位。回憶自此，使人想起89民運中，趙紫陽寧願丟官下台也拒絕下令向學生和民眾開槍，六四屠殺後拒絕檢討不向鄧小平低頭。趙紫陽文革後期被流放到湖南衡陽一間機械廠監督勞動，後到內蒙古任第四把手，然後又調回廣東，不久調四川任省委書記，於是就有了四川的一系列改革，和民間「要吃糧找紫陽」的讚譽。
田蔚、王匡、趙紫陽都是我的長輩，田蔚、王匡的女兒，趙紫陽的兒子，都是我的中學同學。文革一來，長輩便都成了我的階級敵人、革命對象。
有些官員在文革中被群眾批鬥，也有官員平時作惡多端的原因。河南省官員在大躍進中，浮誇、反瞞產，無所不用其極，「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劉少奇在山東提出來，在河南得到完全貫徹。時任省委書記吳芝圃不但全力貫徹這個口號，而且批鬥對這個口號提出質疑的省長潘復生。三年大饑荒，全國餓死四千萬人，河南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1959年信陽地區家家斷炊，處處新墳，饑民「易子而食」。主政河南的吳芝圃，與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安徽省委書記陶希聖、山東省委書記舒同，都是當年最著名的酷吏。罪惡滔天的吳芝圃後來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繼續當官。文革開始，河南造反派南下廣州，揪鬥吳芝圃，清算他在河南的罪行，當屬正義之舉。我父母家住廣州市東山區，與中南局機關大院一街之隔，我看過河南造反派進入中南局揪鬥吳芝圃的情形。吳芝圃1967年病死，1979年中共中央給他的結論竟然是「文革受害者」。
（二）
自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文革就由鬥走資派迅速演變成群眾鬥群眾。「八一八」後，紅衛兵紛紛成立司令部，全國大串聯，到各地煽風點火。不久江青號召造反派「文攻武衛」，武鬥殺人之風更加猛烈，群眾組織之間、人與人，互相殺戮，對「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大開殺戒，如同中國又發生內戰，中國又成了屠宰場。廣東的武鬥，規模沒有別的省大，像四川，群眾組織把軍工廠搶了，架起大炮、開著坦克車向對立派轟擊；廣東也沒有發生像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縣那樣，一夜間殺光全縣所有「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也沒有像廣西，解放軍把數千群眾逼進地下防空洞放水淹死，革委會、支左部隊、基幹民兵、群眾組織，任意殺人，把「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刀剮、炸藥炸、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學生們吃掉了自己的校長，基幹民兵們強姦地主的女兒然後割下乳房下酒，女民兵隊長吃掉「地富反壞」家庭青年男子的生殖器。但我在廣東親眼見到的文革人鬥人、人殺人，也令人驚悚。
我工作的廣播電台離我父母家隔著半個廣州市。1967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騎自行車回父母家，一出電台後門，見馬路旁的電線桿和大榕樹上，吊著幾具屍體。騎自行車一路走去，至少見到七八具屍體被吊在電線桿和大榕樹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衣衫襤褸，有的穿戴整齊。人們都不敢上街，馬路上空無一人，如同鬼域。隔天我聽同事們說，他們也看到同樣的情形，廣州市那天的電線桿和榕樹上，至少吊著三百具屍體。有的屍體被吊幾天，沒人收屍，也沒有家屬認領。這些死者都是什麼人？為什麼被吊死？誰把他們吊死的？五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沒人給個答案。
文革期間，我曾經到廣東境內的珠江中游西江沿岸採訪，時常能看到有屍體在江上飄過。這些屍體可能是從廣西飄來的，也可能從靠近廣西、湖南縣份的西江支流飄來，那些縣也發生貧下中農殺「地富反壞」的暴行。西江上漂浮的屍體，被江水泡得腫脹，沒人打撈，一直飄過廣州市，漂到珠江口，被香港同胞打撈上來安葬。
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播電台被定位為「黨的喉舌」，文革中提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發布和傳播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的聲音，那時廣播電台的地位高於報紙和通訊社。尤其林彪的「政變論」發表，林彪說：「凡政變都要首先占領電台」，電台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廣東電台派一個連解放軍把守，電台工作人員被重新政治審查，過去查一代，現在要查三代。電台雖然重要，但電台的編輯記者、技術人員，仍被歸屬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稱作「臭老九」（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每年七八月間，電台工作人員都要集體下鄉幫助農民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稱作「雙搶」。搶收、搶種不是目的，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才是目的。有一年我和一百多位同事到廣州市北郊區三元里附近的農村，住在一間小學的教室里，白天下田勞動，晚上在小學操場上參加貧下中農為我們舉行的階級教育大會，批鬥村裡的「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階級教育批鬥會開始了，只聽到貧下中農的頭頭一聲令下，十幾位「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被押上批鬥台，有七十多歲的老人，有不到十歲的孩童。貧下中農的頭頭又一聲令下，十幾位貧下中農，手持木棍、扁擔，一擁而上，朝著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暴打。一時間，台上一片哀號。一位七十多歲的奶奶用身體護著不到十歲的孫子，貧下中農把老奶奶一把拉開，先當著奶奶的面把小孫子打死，然後再打死老奶奶。不到十分鐘，台上就沒有了聲息，十幾位「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個個血肉模糊，沒有一個活下來。貧下中農頭頭再一聲令下，血肉模糊的「地富反壞」和他們的子女被拖下台，血跡留在拖行屍體的路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人被活活打死，而且是十幾個活人一起被打死，心劇烈顫抖，腦子嗡嗡作響。但這時，也是我和我的一百多位知識分子同事們表現無恥的時刻：我們在台下看著台上的殘暴和血腥，連連振臂高呼：「堅決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當晚我睡不著覺，我的許多同事也睡不著覺，我想，如果當時貧下中農命令我們上台和他們一起殺人，我們會上去嗎？我不敢往下想。每個人的靈魂深處，有人性，也有獸性，包括我。文革把人的獸性激發出來了，無論是工農兵還是臭老九。
殘暴血腥也發生在廣播電台大院。文革期間，電台至少有五人自殺死亡，多數是跳樓：人事科長從樓上跳下，皮帶摔成兩節；一位女播音員從宿舍五樓跳下，美麗的臉龐湧出鮮血和腦漿。電台幹部輪流參加借用一間學校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住學生宿舍，學習毛主席著作讓「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互相揭發批判。一天早上起床，聽人喊有人跳樓了，那是文藝部的一位女編輯，她被徹夜批鬥，責令她交代與「文藝黑線」的關係，交代她的丈夫——一位大學校長，貫徹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行。批鬥會結束，已是凌晨，女編輯便從樓上一躍而下。活著的人對自殺的人也不放過，每當有人自殺，大家便要參加聲討大會，聲討自殺的人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自絕於黨和人民，死有餘辜。沒自殺的革命群眾也要隨時小心瞬間變成反革命：電台技術部一位技術員在舊報紙上寫大字報，寫到「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打倒」二字剛好與報紙背面的「毛主席」三個字重疊，便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押送監獄，他的生死，沒人知曉。文藝部一位音樂編輯，是位作曲家，出於投身文革的熱情，譜寫了一首歌頌文革的歌曲《向文化大革命進軍》，這首歌的標題有語病，是因為漢語的不嚴謹，他被指要向文革宣戰，不由分說，逮捕下獄，文革結束才被釋放。
電台的編輯和記者在工作中也戰戰兢兢。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電台設備陳舊，新聞節目的稿源主要來自通過一部收訊機接收的新華社電訊稿，和用一部鋼絲錄音機收錄抄寫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這些設備現代人很難想像是什麼樣子。收訊機把新華社發出的滴滴噠噠的信號變成數點，數點組成文字印在紙條上，收訊員把紙條貼上稿紙；收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的錄音機，不是用磁帶而是用一卷細鋼絲，鋼絲時常斷開，要用鉗子接起來。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人民日報》社論稿件發來，如果收訊機信號微弱字跡模糊，或錄音機鋼絲斷開接起來少了幾個字，編輯和播音員便犯下篡改最高指示和黨中央聲音的大罪，等於走進了鬼門關，等待他們的就是手銬和監獄。
和全國其他省市一樣，廣東省的文革，所有的工廠、農村、學校、機關、街道，群眾也分成兩派：一派為造反派，一派為保守派，兩派都宣稱「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喊同樣的革命口號，唱同樣的革命歌曲，互相大打出手，甚至大開殺戒。平時在一個辦公室的同事，親密無間的朋友，甚至夫妻、兄弟姐妹、父母與子女，因為參加了不同派別的組織，反目成仇。我有一位從同一間學校被招來在電台同一個部門工作的女同事，她長我兩歲，待我如同弟弟，家裡有好吃的總不忘叫我到她家裡吃飯，文革期間她參加了與我不同的組織。我這一派屬保守派，受軍管支持，有恃無恐，動不動就抓對立派的人批鬥，我的這位女同學被我這派的人剃了光頭，我看不下去，去制止這種肆意侮辱人的行為，但毫無用處。我在文革中被曾推舉為一派的頭頭，在兩派衝突中挨過打，也動手打過人。有一次我們這一派把對立派堵在一間辦公室里，我拿起滅火筒向對立派噴射，使對立派的人，身心受極大傷害。文革中期，我因向軍管提了他們對電台女性存心不良的意見，得罪了軍管，我也對文革感到厭倦，便成了「逍遙派」，每天從窗戶爬進貼了封條的圖書館，去讀禁書，沉浸在中外名著中，從而沒再犯下更多更大的錯誤和罪孽。如今七十歲以上的一代中國人，都經歷過文革，都應該反省並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負責。不要僅僅聲稱自己是文革受害者，其實許多人也是對別人的加害者。我五十年前在文革中犯下的過錯，鑄成我對被我傷害過的同事、朋友，一輩子的歉疚，是我自己內心深處永遠不能消除的傷疤。二十多歲的這份歉疚，折磨了我五十多年，我不能把所有過錯都推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也不能藉口那時年輕愚昧而原諒自己；但我沒有機會當面向他們說一聲道歉了，我只能帶著我的歉疚，走到人生的終點。我不信上帝，此時倒希望真有上帝出現在我面前，對我做人生的終極審判，上天堂也好，下地獄也好，讓我再無歉疚的去到另一個世界。
（三）
廣播電台死人許多是在廣州軍區對電台實行軍事管制期間發生。派駐電台的軍管組有數十人之多，大多數是團以上軍官，軍管組長是廣州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軍官組政委是駐防汕頭地區的五十五軍副政委。軍管組不但奪了各部門主任、副主任的權，還從廣州軍區通訊兵部調來一批女兵和技術人員，接管了電台的電話總機、電波發射塔。軍事管制下的電台，民眾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卻絲毫不耽誤軍官們在電台獵艷漁色。廣東電台曾設有廣播文工團，文工團建制撤銷後，演員們分配到電台各部門，電台有的是美女。來電台軍管的解放軍軍官們，在軍營里憋太久了，見到電台的美女，兩眼發光，如餓狼見到羔羊般撲上去。那些被認為自身或家庭有問題的女人，是軍官們首先獵捕的對象，這些女人的榮辱、去留、生死，都在軍官們喜怒之間決定，拒絕與軍官上床便要受審查、批鬥、清理出電台。那時電台民眾間暗中流傳著軍管搞女人的淫穢段子，淫穢段子在電台大院不脛而走，不堪入耳。有一個段子叫做「壓斷床板」，故事情節我不說大家也想得出來。直到一位女播音員因被軍管組的軍官姦污而自殺，軍官們的性醜行才暴露出來：不僅僅一個軍管，也不僅僅兩個、三個軍管，而是整個的軍管組由紅色變成桃色。事發後，為掩蓋真相，廣州軍區把第一批軍管撤走，換上第二批、第三批，軍管組長先後由海南軍區副參謀長、師政委、萬山要塞政委擔任。他們上任後，主要精力用於處理前任軍管在電台淫亂婦女遺留的問題，並管住現任軍管褲襠里的那些事。
文革期間，我曾經到海南採訪生產建設兵團。去之前，一位曾在海南工作的同行向我講述海南兵團女知青的悲慘遭遇，我將信將疑，去海南兵團採訪後，才知道實際情況比我的同行講述的更嚴重。兵團按軍隊建制，連以上幹部由現役軍人擔任，一個連長掌握著本連知青的命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大多數來自廣州。女知青們，為了離開窮困艱苦的兵團，甚至為了獲得一張回廣州探親的假條，不但把家裡寄來的食品獻給連長、營長、團長，還得獻上自己的身體，與連長、營長、團長睡覺。一到晚上，兵團的連、營、團長，就像皇帝「翻牌子」，翻到哪位女知青，哪位就得「侍寢」。兵團的軍管隨意姦污女知青的情況在新疆、黑龍江、雲南等地的兵團同樣不是秘密，凡有姿色的女知青，少有不被這些解放軍糟蹋的。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將在文革初期為他衝鋒陷陣的數百萬城市中學生趕到農村去。廣州的知青登上開往海南的輪船時，發表一封激情滿懷告別廣州的公開信，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鄉上山，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結果，沒過幾年，許多男青年被累死了，女青年被姦污了，一代青年被葬送在兵團、農村的荒山野嶺中。
我在兵團和農墾系統採訪，到處聽說兵團和農墾的創建者、後來當了國家副主席的王震，每到一個地方視察，都要年輕女人伺候。有一年我到湛江，住湛江賓館，這個賓館的前身是湛江地委招待所，一號樓用來接待中央領導。我與賓館經理閒談，他告訴我王震來湛江住賓館一號樓，女服務員進去為他打掃房間或添熱水，有點姿色的，進去就出不來。一天負責保衛王震的湛江市警局的一位科長，見又有服務員進王震住的一號樓沒出來，他擔心首長的安全，推門看個究竟，見王震正在把女服務員衣服扒光，壓在床上干畜生幹的事。科長急忙向局長報告，局長臭罵科長，說：「老頭子出來久了，你讓他高興高興。再管閒事我撤了你！」那個年頭，凡接待首長的招待所或賓館，年輕女服務員都保不住自己的貞操。在北京，幹部家庭絕不會把女兒送去人大會堂、釣魚台國賓館、養蜂夾道高幹俱樂部、軍隊的京西賓館當服務員；在各地，幹部家庭不會把女兒送去省委、軍區的賓館、招待所當服務員。直到現在，這些場所的服務員，都是從偏遠地區招來的農家女孩。
文革期間，地富反壞右，其中的「壞」，便包括有男女關係問題的普通群眾，被解放軍糟蹋過的女性，列入其中，他們往往選擇自殺，以免受人世間的羞辱。一些被發現與性沾上邊的人，如婚外性行為，或閱讀過被認為是「黃色」的文藝作品，都難逃一劫。文革中，「性」只是普通群眾的禁區，卻誰也阻止不了毛澤東在中南海里游龍戲鳳。權勢熏天的中央文革成員暗中做著多少淫穢事也不為人知。與我同一個部門的一位同事，家庭出身貧農，黨員，為人忠厚老實，保守黨的機密守口如瓶。一天他突然被調去香港執行任務，誰也不敢問他去做什麼，那當然是潛入敵占區執行絕密的神聖的對敵鬥爭任務。兩年後他從香港回來了，回到原工作崗位，整天低著頭，一臉的沮喪，沒有外派幹部常有的得意和優越感。他雖然守口如瓶，但人們還是打聽到，原來他被派去香港，專門為江青收集和購買黃色書刊和電影，通過一個特設的渠道，直接寄給江青本人。至於江青看完給了誰，那就沒人知道了。我的這位同事從香港回來，低著頭一臉沮喪，說明他有羞恥之心，並且對黨組織委派這個絕密任務充滿疑惑。
普通百姓，被強制禁慾，誰被指犯有「男女關係」或「作風問題」的錯誤，如同犯下反革命罪，由此不知生出多少悲劇。文革前至文革，在城市工作的幹部和工人，如果配偶在農村或在別的城市工作，一年只有十二天探親假可以團聚，或丈夫探望妻子，或妻子探望丈夫；也就是說，夫妻結婚三十年，探親假加起來，總共只有一年時間可以生活在一起。如果妻子在農村，要持大隊或公社開的證明，才可以去城市探望丈夫，妻子住滿十二天必須返回農村，否則城市裡丈夫的單位便要收回提供的探親房。我在廣播電台新聞部有兩位同事，男方的妻子在粵西偏遠農村，女方的丈夫在江蘇某城市，這一對孤男寡女，正值青壯年，長期相處，生出情愫，性慾難耐，便找了一個廢棄的房間做起秘密夫妻。女方的丈夫來探親，察覺妻子有了另一個男人，便逼迫妻子交待這男人的名字，威脅要向組織舉報。被舉報等於被毀滅，包括生活與政治生命。晚間兩人睡在床上，待丈夫入睡，妻子操起一把柴刀向丈夫一陣亂砍。最後的結局是，丈夫被砍至重傷，我的這位女同事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男同事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返農村老家。女同事被判刑後關在粵北監獄，那座監獄關押了很多被判重刑的刑事犯和政治犯，我到粵北採訪時，順道去監獄看望我的這位女同事，沒有見到。獄方告訴我，她表現良好，現在是犯人中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獄中犯人排演革命樣板戲《白毛女》，她扮演喜兒。我聽後苦笑。人有性慾，是人的本性，如果不是毛澤東思想對百姓禁慾，我的這位同事何至於殺人、入獄。
（四）
我因為出身好，所謂「根紅苗正」，無歷史問題、家庭問題，也無現實表現問題，因此文革期間，我沒有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一直留在電台新聞部工作。留在電台工作雖然不受勞改之苦，但也不得清閒。每天上班要向毛主席早請示、下班向毛主席晚匯報；一遍又一遍的讀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狠鬥私字一閃念」。還要學會對著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跳幾個簡單的舞蹈動作本不難，但軍管認為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跳的忠字舞體現不出對毛主席的「忠」，請來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教我們跳。教跳忠字舞的場地在飯堂，廣州三四月間回南天氣，類似江南地區的梅雨天，空氣濕度近百分之百，飯堂的水泥地濕滑。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聲中，跳得正起勁，一位五十多歲的貧下中農婦女腳下一滑，摔倒在水泥地上，咔嚓一聲，她骨頭斷了。人們去扶她，她一把將扶她的人推開，朝著毛主席像，舉起一隻手，喊道「不要管我，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緊！」就像解放軍董存瑞手托炸藥包炸國民黨軍隊的碉堡高喊「為了新中國，前進！」，就像志願軍王成在美軍陣地上對著步話機高喊「向我開炮！」，那般凜然，那般壯烈。此時，誰要去扶這位婦女，把她送去醫院，誰就不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大家只好眼睜睜的看著她凜然、壯烈下去。
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記者們便要去工廠或農村採訪群眾「熱烈歡呼」和「堅決擁護、堅決執行、堅決照辦」；平時則要下工廠和農村採訪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尋找那些學了毛主席著作，啞巴會說話，癱瘓病人健步如飛，罹患癌症不藥而愈的事跡。當年《人民日報》有一篇報導《靠毛澤東思想治好了神經病》，成為範文，於是記者們下工廠、下農村採訪，便去尋找這樣的神經病人。有一次我去全國學毛著先進典型惠陽地區博羅縣黃山洞大隊採訪，文革期間新聞單位要求記者下鄉採訪，要與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邊工作一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到了黃山洞，住在一位學毛著積極分子家裡。他家徒四壁，只有牆上掛滿毛主席像章和寫滿忠於毛主席的字句。他家睡覺沒有像樣的床，吃飯的桌子只有三條腿，飯是少量米摻大量紅薯煮成，菜是一碟蘿蔔干，我在他家搭夥幾天，從來沒見過肉。菜一端上來，便爬滿蒼蠅，必須揮手把蒼蠅趕走，趕緊夾幾塊蘿蔔乾到自己碗裡扒一口飯，此時蒼蠅又回到蘿蔔乾上，等到準備扒第二口飯，又得揮手趕走蒼蠅。文革期間，學校停課，工廠停工，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不敢養豬、養雞，不得種自留地，越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先進單位越是窮困。但這位農民學毛著積極分子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每次吃飯都對我說：程同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了我們貧下中農幸福生活，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吃完飯我跟著農民下地勞動，見到田裡的每個男人都脫了衣服光膀子，胸前的奶頭上，別著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做得很小，後來越做越大，大如人的半個手掌。碩大的毛主席像章掛在奶頭上晃來晃去，看得人渾身起雞皮疙瘩。奶頭是人體敏感部位，將毛主席像章的別針硬生生插進奶頭，該忍受多大的疼痛。我雖然沒有找到學習毛主席著作治好神經病的典型，但眼前毛主席像章掛奶頭上晃來晃去的情形，是人在精神狀態正常下做出來的嗎？不是毛澤東思想治好了神經病，倒像是毛澤東思想引發了神經病。我就這樣一邊勞動一邊採訪黃山洞貧下中農，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見召開對「地富反壞」的批斗大會？他們回答：程同志，你來晚了，「地富反壞」都被我們貧下中農消滅光了。我聽了，起完雞皮疙瘩的身體又不寒而慄，眼前立即出現我在廣州市郊區農村參加批鬥會的情形。可見那樣的殘暴和血腥，不僅在一個兩個村子，而是在整個中國的所有鄉村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