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我親身體驗了《人民日報》上下同心，煥發出的昂揚正氣和朝氣蓬勃的精神，《人民日報》有了「人民」的味道了。後來六四屠殺發生，胡績偉連同他的繼任者、《人民日報》的改革派，與中共黨內改革派一起全軍覆沒，一大批倡導體制改革、支持89民運、譴責六四屠殺的編輯記者被抓捕入獄或流放邊遠。他們中許多人是《人民日報》與中國社科院合辦的新聞研究生院培養的傑出新聞人才，已擔任報社中層領導。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根據鄧小平指示執筆撰寫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的《人民日報》編委兼評論部主任，由於他本人在89民運期間反對首都戒嚴、反對六四屠殺，六四後也被整肅流放到邊遠省份，擔任閒職，顯現了中共報人的人生悲劇。
我到《人民日報》後，被分配到記者部，接著，便被派駐深圳，出任駐深圳特區首席記者。記者部是《人民日報》最大的一個部，除了我們這些派駐各地的記者外，《人民日報》許多老資格記者也屬記者部，他們擁有高級記者職稱，行政級別最高達八級。劉賓雁，也是記者部老記者群中的一員，不過他是老記者中年輕的一位。老記者中，有的延安時期就在《解放日報》或新華社工作，國共戰爭時期，大多數是中共野戰部隊的隨軍記者。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凡的經歷，都有上通天庭的關係。在記者部常有這樣的事：某老記者接到某元帥、某將軍、某部長、某副總理、某政治局委員、常委打來的電話，說好久沒見了，今天家裡包餃子，請他來家吃餃子、喝酒。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時間不長、離開《人民日報》已經很久。作為新聞人，我為曾見證和參與締造《人民日報》的一度輝煌而感到榮幸。這就是我的《人民日報》情結。
我調《海南日報》工作時，對《人民日報》戀戀不捨。我向《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總編輯譚文瑞提出，我在海南工作三年、五年，只把黨的組織關係轉去海南省委，行政關係留在《人民日報》，三、五年後回《人民日報》繼續當記者。錢李仁和譚文瑞答應了。《人民日報》有先例，一些曾被調往地方報紙任職的記者，多年後，又返回《人民日報》。但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和省長梁湘對我這個念頭很有意見，他們認為我給自己留後路，說我沒有打算全心全意獻身海南大特區建設。梁湘對我說：來海南，就像在深圳一樣，一往無前，別想給自己留後路。我拖延一年多後，迫於許士傑、梁湘的壓力，只好改變初衷，與《人民日報》脫鉤，把行政關係也轉來海南。我回北京辦理調轉行政關係的手續時，《人民日報》記者部的同事設宴為我踐行，我在宴會上，在幾分酒意下，情不自禁大哭一場。
（八）
六四屠殺後，《人民日報》許多在推動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做出傑出貢獻的領導人、編輯、記者慘遭整肅，但也有人借這一場歷史性的事變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卑鄙的人生道路。這裡有我熟悉的兩個人值得寫上一筆。
一是楊振武，三是朱維群。
楊振武是我在《人民日報》記者部的同事，那時我擔任《人民日報》駐深圳特區首席記者，他擔任駐河北首席記者。我的印象是，他並非出色的記者，卻是一位循規蹈矩、老實聽話的年輕人。「六四」屠殺前，他參加了八九民運首都新聞界的遊行，和大家一起喊出「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的口號，但「六四」後，他急速轉彎，不但沒有像其他同事一樣被整肅，反而獲重用，升任記者部副主任、主任一直升遷到《人民日報》編輯委員兼海外版總編輯，後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決定他快速升遷的，是當年擔任駐河北記者期間，採訪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寫了一長篇人物通訊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把習近平好一通表揚，這篇報導成了習近平從河北正定縣調升福建廈門任副市長的墊腳石。而習近平由廈門副市長一路升遷為福建省長、浙江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楊振武就在上海再一次遇到習近平。2013年習近平獲取了黨和國家的最高職位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立即將楊振武調回《人民日報》出任總編輯和社長。在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楊振武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期間，就像民國初年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為袁世凱稱帝而為其一人辦的《順天時報》一樣，將《人民日報》辦成了只為頌揚習近平一人而辦的《順天時報》，創造了《人民日報》頭版的所有稿子全部報導習近平，每篇稿子的標題都冠以習近平名字的先例，而這些關於習近平的報導全無任何新聞價值。《人民日報》成了《順天時報》，由楊振武開創，一直延續至今，這在世界報業史上堪稱荒唐醜陋得不可思議。楊振武對媒體的敗壞登峰造極，後人尚無法超越。論卑鄙，能與他比肩的只有王晨：六四屠殺後，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晨憤而退黨，被人勸止。六四後王晨擔任了《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炮製《中國人權白皮書》，之後又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是怎樣轉這個彎的？其實不難，昧著良心便可以了。
我的另一位《人民日報》同事朱維群，六四後當上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是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據說他先後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對藏民的統戰和鎮壓，他的後半生幾乎所有精力都用於污衊、攻擊受藏人尊崇的達賴喇嘛。他在任期間，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對此任何人都會動惻隱、同情之心，但朱維群卻污衊達賴喇嘛「想把藏傳佛教變成一種自殺教、自焚教。」朱維群的言行表明他已經放棄了人性的底線，他的意識中充滿獸性。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對朱維群的印象是：誠懇、誠實、有羞愧心，是個好人。1987年海南籌備建省，我奉調出任《海南日報》總編輯，朱維群那時是《人民日報》國際部駐南斯拉夫記者，在一次駕車外出時與一輛大貨車相撞，坐在他車上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夫人當場死亡。他是這場車禍的肇事者，南斯拉夫法院判處他三年徒刑，礙於他是中國記者，判刑後並未執行，把他遣返中國了事。我見到的朱維群，三年刑期未滿，神情沮喪，有羞愧之心。他不願意繼續留在《人民日報》，希望到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工作，海南省便成為他的首選。他通過我記者部的一位同事找到我，我表示願意幫助他擺脫現在的處境，答應在《海南日報》為他安排一個相當的職位。我回海南即為他辦理接收手續，當省委組織部準備向《人民日報》發出商調函時，朱維群沒有知會我，通過門路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來又去了統戰部，很快升遷為正部級的常務副部長，干起了毀滅藏族文化、褻瀆藏傳佛教和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鎮壓藏人反抗的勾當，由人變成一隻兇殘的狼。
我為在1980年代曾與《人民日報》許多優秀的報人共事而感到榮幸和驕傲，也為曾經與楊振武、朱維群這樣的卑鄙報人共事而感到羞恥。
（九）
我這一生曾遇到三位對我影響至深的偉大新聞人，一位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便認識後來成為《人民日報》同事的劉賓雁，一位是89「六四」後流亡美國結識的「中國記者第一人」、原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第三位就是胡績偉。前兩人都已去世，胡績偉也走了，他是在中國政治改革可望出現一線曙光，中國新聞改革呼之欲來之時離我們而去。
人之偉大，有的是因為創建了一個偉大理論，有的是因為進行了一場偉大實踐。胡績偉是報紙「人民性高於黨性」理論的創建與實踐者，是中國新聞改革的先驅。
《人民日報》從來是黨的而不是人民的，自胡績偉主政後才有了人民的色彩。從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始，為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推波助瀾。沒有胡績偉主政的《人民日報》，就不會有中國的黃金1980年代。沒有胡績偉主政的《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更是罪惡累累，一無是處。
我與胡績偉先生接觸不多。對一位偉人的感受，其實不需要朝夕相處。
1986年初，我在《羊城晚報》深圳記者站站長任上，接到《羊城晚報》總編輯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來的胡績偉先生。當時胡績偉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報》社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他一到人大就著手推動制定《中國新聞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請香港新聞界人士過來，為制定《中國新聞法》提供意見，並順道考察深圳特區。胡績偉不願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也不願意接受具有省委機關報身份的《南方日報》接待，認為那有礙於他了解真實的深圳，他選中與民間較為貼近的《羊城晚報》。《羊城晚報》深圳記者站配有一輛麵包車，記者站有自己的小飯堂，胡績偉在深圳的幾天，我為胡績偉張羅召開座談會，陪同他到深圳四處參觀，胡績偉一日三餐都在記者站的小飯堂用餐。小飯堂的小廚娘，是一位從農村來的姑娘，小廚娘特別喜歡這位比深圳市委書記、市長官還大的和藹可親的老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給他做好吃的家常菜。胡績偉特別喜歡吃記者站的家常菜，一邊吃一邊夸小廚娘好廚藝。
胡績偉第一次到深圳，我一邊陪他參觀，一邊向他介紹深圳特區創立的來龍去脈，創建以來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前景，並且向他講解圍繞建立和建設深圳特區，發生的爭論。我向他表達了對深圳在全國未實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情況下，特區在舊體制的包圍中，面臨的艱難險阻和有可能失敗的擔心。胡績偉對我的介紹和講解連連稱道，對我所表達的對特區未來成敗的擔心表示認同。他說聽過許多對深圳的描述，但第一次聽到如此深刻的分析，讚揚我作為年輕記者，實屬難得。胡績偉完成了深圳的工作，臨走前，問我：「小程，你願不願意到《人民日報》工作？如果願意，我向《人民日報》推薦。」我一愣，胡績偉這話不像是隨意說的，我心中一喜，回答道：「願意！」胡績偉走後，我懷疑自己是否把胡績偉的話理解錯了，我知道，進入《人民日報》的門檻非常高，從地方報紙調進《人民日報》的情況很罕見。但胡績偉走後不出一個月，《羊城晚報》便收到《人民日報》人事局通過廣東省委組織部轉發來的調令，要求我半個月之內前去北京《人民日報》報到。從我的調動看，胡績偉雖然離開了《人民日報》，但他對《人民日報》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胡績偉到全國人大後致力於制定《中國新聞法》，遭受重大挫折，原因是陳雲的幾句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們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的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就這樣，胡績偉幾經努力草擬的一部《新聞法》，在送交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前夕，因陳雲的這句話而胎死腹中。
胡績偉對於我，不僅是我進入《人民日報》的舉薦者，更重要的，他的「報紙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理論與實踐，徹底改變了我的新聞理念，影響了我的後半生。
我帶胡績偉在深圳各處參觀考察期間，我向他講述我對建設深圳特區的思考的同時，也聆聽了他講述「報紙的人民性高於黨性」新聞理念。
胡績偉說：一張報紙，從事新聞工作的每一位編輯記者，應牢記「人民性高於黨性」，當黨與人民發生衝突時，毫不猶疑的站在人民一邊。共產黨宣稱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當然包括高於黨的利益。如果黨與人民的利益發生衝突，那就證明黨犯了錯誤。胡績偉說：堅持「人民性高於黨性」，才是新聞工作者的黨性原則。
我自小在中共的生態圈中長大，從事新聞工作，一向以黨性為自己的最高思想和行為準則。雖然從來沒有想明白黨性這個概念指的是什麼東西，也沒有想明白黨性與人民性有什麼不同，全身每一個細胞都經過共產黨的黨性原則侵蝕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績偉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論述，使我的思想豁然開朗，長期得不到答案的困惑得到解答，從那時起，報紙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理念便在我思想深處紮下根來。在深圳與胡績偉短短几天相處，作為新聞人，我獲得思想升華，因為胡績偉，我才覺得自己成了中國的一位真正的新聞人。
胡績偉主政期間的《人民日報》，以及胡績偉離任後直到六四屠殺相當一段時間，解放思想、為民代言，成為報社上下多數人的共識。整個報社，充滿了奮發向上、銳意進取的氣氛。1980年代，是《人民日報》創刊以來唯一的黃金年代，與整個中國的1980黃金年代共生共榮。我有幸在那個年代加入《人民日報》工作，雖然時間短暫，卻難以忘懷。
1987年，中共中央決定海南建省，辦中國最大經濟特區，我被調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到海南工作，出掌《海南日報》，使我有機會實踐胡績偉的黨報「人民性高於黨性」的理論。
1989年三四月間，89民運發生前，我趁回北京，去拜訪胡績偉，他仍住在王府井煤渣胡同的《人民日報》老宿舍。我邀請他年底到海南過冬、考察，並請他代我邀請北京新聞界的老前輩，組建一個海南過冬、考察團，與他同行，人數不限，為期一個月。《海南日報》負責他們過冬、考察期間的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要求是他們考察結束後，每人為《海南日報》撰寫一篇評述海南大特區建設的文章，留下三條《海南日報》新聞改革的建議。搬動北京最權威新聞界前輩來海南考察，我做不到，胡績偉能幫我做到。胡績偉高興的答應組建這個考察團並擔任團長。可惜，89民運和六四屠殺發生，這件大好事成了泡影。
儘管形勢異常的險惡，工作充滿艱辛，我在海南還是一往無前的實踐胡績偉「黨報人民性高於黨性」的理論。胡績偉1980年代初在《人民日報》將其「黨報人民性高於黨性」的理論付諸實踐，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我追隨胡績偉，1980年代末在《海南日報》也為實踐「人民性高於黨性」，付出了沉重代價。
我1990年2月辭國流亡，4月到達美國，隨即被列入禁止回國的黑名單，再也沒能見到胡績偉。胡績偉曾通過新聞界的朋友詢問我在美國的生活和工作情況，轉達對我的關心。我流亡美國後與胡績偉唯一的一次聯繫是，2005年12月5日，我《人民日報》的同事、89六四後流亡美國的劉賓雁，在他的旅居地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病逝，劉賓雁的好友北明、一平、黃河清三人編輯一本《劉賓雁紀念文集》，我自告奮勇擔任這本書的校對。紀念文集缺少胡績偉的一篇文章，我打電話向胡績偉約稿，胡績偉很快寄來文章《和諧社會，豈容遊子有家不得歸？——沉痛悼念賓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來悼念劉賓雁的文章《賓雁，我為你深深地悲哀》。胡績偉在文章中稱讚劉賓雁具備優秀新聞記者應有的可貴品質，那就是貼近人民，以人民為先。
胡績偉因反對六四屠殺，支持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提出的要求，並與江平、秦川等24位人大常委會委員聯署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決天安門廣場危機，在六四屠殺後遭整肅。自此，胡績偉生活在一個險惡的環境中，身體日漸衰弱，但精神卻更加硬朗，不斷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呼喚中國的政治改革。胡績偉是在中國政治改革出現一線曙光又沉入漫漫長夜、中國新聞改革呼之欲來卻又無影無蹤之時，離我們而去。他去世前，讓人轉告著名記者高瑜女士，請她寫文章呼籲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這也是胡績偉的遺囑，不僅是對高瑜的囑託，也是對海內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權人士、有志於為中國政治與新聞改革而獻身的所有新聞人的囑託。
2012年9月16日，胡績偉逝世，終年九十六歲。海外中文網站刊登了胡績偉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馬立誠發布。我17日打電話到胡績偉家致哀。胡績偉的女婿接電話，告訴我國內媒體沒有報導胡績偉逝世的消息，網上一有帖子就被刪掉。我打電話給國內新聞界的朋友，他們都不知道胡績偉逝世，可見中共當局對胡績偉逝世消息封鎖之嚴密。凡是令中共恐懼的人和事，中共都要封殺，胡績偉在世他們恐懼，胡績偉逝世他們仍然恐懼。
胡績偉遺囑：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進八寶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來胡績偉家，說八寶山給胡績偉留著一個位置。他的女兒胡雪滔只用一個字回答：「不！」。八寶山裡有一眾鬼魅魍魎，胡績偉怎能與他們共用一個墓園！胡耀邦、趙紫陽都拒絕葬入八寶山。
回憶和紀念胡績偉，也是回憶和紀念作為媒體人的1980年代。80年代，我剛過而立之年，心智已經成熟，有強烈的願望要讓自己從文化大革命的封閉、愚昧與恐怖中解脫出來。那時，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內有一批領導人，決心帶領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讓世界進入中國，讓中國走進世界。於是我便和所有那個時代的媒體人，滿懷激情的投身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以嶄新的思維和境界奮鬥。
雖然中共對媒體的禁錮越來越嚴厲，但我相信，未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勢必首先從新聞改革實現突破。而中國新聞改革的偉大先驅胡績偉，仍將是新聞改革的一面旗幟，引領人們對中共扼殺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專制體制展開衝擊。這面旗幟上寫著七個大字：「人民性高於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