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南，我的一串腳印
1977年8月，中共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澤東逝世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會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是劃時代的宣布。如果沒有這一宣布，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文革仍將繼續，那就不會有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不會有1980年代的黃金十年。
1980年代，正如回憶文章所描述：那是一個煙火與詩情迸發的年代，是一個開放包容、充滿情懷的年代，那是一個知識分子以激情、浪漫、理想主義營造自己心中烏托邦的年代。那個年代，我和人們一樣，閱讀介紹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理念的《走向世界》叢書，觀看反思中華民族三千多年的「黃河文明」、為國人引入「蔚藍色海洋文化」的電視片《河殤》。那個年代，大家喝上了可口可樂，寫文章引用蘇格拉底的名句，閱讀潘恩的《常識》、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文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觀看好萊塢電影《教父》、《羅馬假日》，日本電影、電視劇《追捕》、《血凝》，追捧日本明星高倉健、山口百惠。大家都會吟誦北島、舒婷的詩，都去聽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輕搖滾歌手扯開沙啞磁性的嗓子嘶吼「一無所有！」那時，闖進人們心裡的另一位歌手是鄧麗君，她屬於台灣，也屬於中國，我記得我把她的演唱會實況錄音帶放到汽車上，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永遠聽不夠。
1980年代到來之際，記者工作也別開生面、豐富多彩，我參加了過去不會有的採訪活動。81年5月，我去杭州參加文革後恢復的電影「百花獎」、「金雞獎」頒獎大會，獲獎電影為《巴山夜雨》、《廬山戀》，採訪了編劇葉楠、演員張瑜、導演謝晉、演員達式常、仲星火。然後前往上海，採訪文革結束後，中國的這個經濟重鎮如何煥發活力，為此我報導了馳名的永久、飛鴿牌自行車，寶山鋼鐵廠建設工地選址，城隍廟小商品集散地。
在上海，我還採訪了5月29日逝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的「國葬」，聽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工作人員悄悄告訴我，送葬隊伍中走在前面的有一位是宋慶齡的女兒，宋慶齡與國父孫中山並無子嗣，她的女兒從何而來？這令我驚訝不已。我還與跟隨到上海為宋慶齡送葬的已故總理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參觀宋慶齡在上海的居所。當鄧穎超想進入居所二樓宋慶齡的臥室時，被居所的工作人員擋在門外，工作人員說，宋慶齡生前要求，她的臥室，除了跟隨她多年的保姆，任何人不可進入。鄧穎超聽了悻悻然說：那我們就不進去了。
1980年代初，在我到深圳工作之前，曾被報社派遣到趙紫陽曾主政的四川採訪。那時趙紫陽已經升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四川到處可見他留下的生氣勃勃景象。我報導了趙紫陽如何扭轉四川各級黨政機關文革留下的頹敗之風；如何在廣漢縣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復傳統的鄉鎮建制；如何在四川棉紡廠、重慶鐘錶公司實行黨政分開、廠長、經理負責制；成都飲食服務公司如何在美國紐約開辦第一家川菜館。尤其使我難忘的是，趙紫陽為扭轉自大躍進到文革，農村違背自然規律的大干快上之風，教農民將水稻種植由一年三季改為一年兩季，讓農田得以休養生息，他為農民算了一筆簡單的帳，就把農民說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意思是一年種三季水稻每季畝產三百斤，不如一年種兩季每季畝產五百斤，這一改變，使得1977年比1976年，四川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1978年，四川農村政策進一步放寬，趙紫陽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從此四川糧食年年豐收，於是便有了民間廣為傳頌的「要吃糧，找紫陽」。
我住在《四川日報》招待所，每天有一份當天的《四川日報》送進房間，瀏覽《四川日報》，更感受到四川的變化之大。外出採訪，路上打開隨身攜帶的小收音機，成都電台正連續播送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以真實強烈的感情講述發生在那個特殊年代裡的悲慘故事。遇羅錦和他的哥哥遇羅克的文革遭遇，重重的敲擊著人的心弦。我在四川採訪，使我能夠期盼，「冬天的童話」不會在1980年代的中國重現。
1980年代，興辦深圳和海南兩個經濟特區，是1980年代之所以成為黃金年代最重要的標誌。我參與了深圳特區和海南大特區創建的全過程。這兩個特區都留下了我的一串腳印，是1980年代中國記者中僅有的一人，這也成就了我記者生涯的黃金年代。
（一）
中國的經濟特區從哪一天誕生？應是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主持第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那一天。但其開始醞釀籌備並開始運作，應是在其正式誕生前的大約一年半。
正如世間任何事物都要經歷誕生、成長、衰老與死亡的過程一樣，如今，中國的經濟特區，應是已經度過了她蓬勃、鼎盛的年月，進入了衰亡的時期。早在深圳特區成立20周年之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便指出，經濟特區已進入衰亡期，為此他與經濟特區官方發生了一場爭論。胡鞍鋼是對的，他講的不是理論而是事實。
一位遲暮的英雄，當輝煌不再，人們便會緬懷和稱頌他當年的輝煌。中國的經濟特區雖已遲暮，仍不失為英勇卓絕、引領中國走出渾沌的英雄。經濟特區的創辦，是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為中華民族做的罕有的一件好事。
我最初踏足特區，是深圳特區建立之初的1982年，繼而在1987年底，我跨過瓊州海峽，參加海南獨立建省、建大特區的工作。此期間，我見證了中國兩個最大經濟特區的誕生，和經濟特區生機勃勃的青春時期，我深深了解經濟特區對中國產生的重大影響。
深圳，原為廣東省寶安縣的縣城，毗鄰香港的一座小鎮，與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界河深圳河，只不過是一條小溪，河兩岸村民來往涉水而過。1980年代初深圳城區衰微破敗，滿目荒蕪。當年寶安縣是廣東省的三類縣，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GDP）僅六千萬人民幣。全縣最大的企業是一家機修廠，全縣最高的建築是一家五層樓的旅館，如今高樓鱗次櫛比的深圳建設路，當年是由手扶拖拉機壓出來的一條機耕道。香港的小姐太太們通過羅湖橋進入深圳，遇到下雨天，就得把自己的高跟鞋脫下來拎在手上光著腳在泥濘中走路。進入深圳，看到最「豪華」的建築是深圳戲院，那是陶鑄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時，覺得深圳人文化生活太貧乏，下令修建的。與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寶安農村，農民的收入與河對岸的新界農民相差八十倍。深圳河這邊有一個羅芳村，河對岸也有一個羅芳村，這邊的羅芳村只剩下老人的兒童守著老屋，對面的羅芳村人丁興旺。我到深圳時，中共建政後從1967年至1979發生的第四輪偷渡外逃潮進入尾聲，高潮時深圳的山上躲著上萬人，等夜晚一到便蜂擁下山奔向大海。此時深圳街頭仍可見到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偷渡者，靠近香港水面的深圳灣和大鵬灣，不時浮現因體力不支、沙魚噬咬或海浪衝擊而葬身波濤中的偷渡者屍體。
寶安縣1979年1月升格為專區級建制的深圳市，調廣東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張勳甫為第一任市委書記。1980年6月，改由廣東省委副書記吳南生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1981年2月，深圳升格為副省級，時任廣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梁湘奉命出任市委書記兼市長。張勳甫、吳南生、梁湘，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衰微破敗的深圳。較早進入深圳，開發蛇口工業區的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袁庚，曾站在深圳灣畔，指著海中偷渡者的屍體說：「這些是中國的年輕人，他們都是我們的孩子！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景發生？就是因為中國窮！」袁庚講的是現象而未講本質，能講出這一現象也需要足夠的勇氣，因為1980年代初，中國人仍沉浸在「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全世界都嚮往中國的官媒宣傳的虛幻中，就像現在的朝鮮。
1980年代的許多中共幹部，仍與貧苦的民眾有著尚未割斷的血肉連繫，他們身體力行希望為百姓的幸福、為民族和國家的振興做一點好事。他們也看到了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危機，相信自己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有所作為，能夠挽救或延長這個政權的生命。於是，梁湘、袁庚，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經濟特區的開拓者、建設者們，就義無反顧地為特區的未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為國家和人民擺脫貧困、落後，去奮鬥了。他們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最後一批願意捨身取義的共產黨人，他們經常會有孤獨的感覺，會有陷入滅頂之災的惶恐，會油然而生「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他們自己也是從渾沌中走來，未來是成功、是失敗，是福、是禍，是歡樂、是痛苦，是艷陽鮮花、還是鐵窗黑牢？皆一無所知。
1981年3月，梁湘到達深圳上任，他雖然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有一點卻很清楚，他對友人說，已經做好了準備，不進法院，就進醫院，死後埋在梧桐山。梁湘1998年12月13日病逝，死時仍在中央紀檢會的審查中。梧桐山是深圳市區的一座小山，梁湘沒有料到的是，他死後埋在梧桐山的資格都沒有。
（二）
講到當年的經濟特區，首先要問的是：「誰是特區首創者？」這個問題似乎有現成的答案，幾乎所有人都會說：是鄧小平。如果把經濟特區比作一篇大文章，那麼首創者就應該是為大文章撰寫開篇的人。其實，為特區這篇大文章撰寫開篇的人，開啟特區這場實驗的人，不是鄧小平，而是習仲勛。後來有歌曲唱道，深圳特區的創建，源於「一位老人在南海畫了一個圈」，那麼這位畫圈的老人，根本不是鄧小平，而是習仲勛。
自1992年的春天，鄧小平已不擔任任何黨政職務，他以普通黨員、普通公民的身份，再一次視察建立已十多年的深圳特區，並聲言「特區是我的實驗」，自此，中國的經濟特區，就與鄧小平的名字，密不可分了。深圳鬧市的大街上，矗立起鄧小平的巨幅畫像，畫像前面建成廣場，為人們瞻仰畫像和在畫像前拍照提供場地。接著又在梧桐山上為鄧小平立了一尊雕像，這就造成了鄧小平是深圳經濟特區、乃至中國所有經濟特區首創者的既成事實。深圳人不了解自己的歷史，中國人所了解的深圳創建的歷史，是不真實、不準確的歷史。
習仲勛為中共元老之一，1950年代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他是中共黨內陝北幫的首領，陝北幫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小山頭。習仲勛從延安時期起，就受毛澤東的壓制打擊，為官之路坎坷艱辛。1962年，又捲入小說《劉志丹》事件，被毛澤東指「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仕途走入極暗時期。1980年代，他曾為被鄧小平罷黜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鳴冤拍案而起，並且同情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和平請願要求中共反貪污反官倒的北京學生和市民。1990年代中、後期，他為躲避鄧小平的整肅，裝瘋賣傻長居深圳不肯回北京，直到2002年5月去世。習仲勛不會想到的是，他的兒子習近平後來成了毛澤東的繼承人，並且讓鄧小平的後人吃盡苦頭。
1970年代後期，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習仲勛復出，獲委任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這對他來講是降職任用。我曾跟隨習仲勛下鄉視察，並報導他在從化溫泉賓館召開的工作會議。印象中習仲勛是一位和藹可親、有熱情和責任心、思想並不保守的官員，但有老人的通病：講話囉嗦，一開口就離題。並且和大多數中共高官一樣，喜歡帶著老婆、兒女、孫輩一起出巡，享受基層的招待。1978年，中國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開始「撥亂反正」。年底，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緊接著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會上，習仲勛向鄧小平陳述了關於讓廣東「對外開放」先行一步的設想。這是習仲勛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後，面對廣東民眾大逃港的現實，幾經調查研究，看到廣東毗鄰港澳、海外華僑眾多，這是別的省份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優勢，而提出的設想。習仲勛統一了廣東省委的認識，決定向中央報告：建議在寶安縣緊靠中港邊界線處劃出一塊地方，創辦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引進境外的資金和原材料，加工成品，再出口境外。「出口加工區」後來改稱「經濟特區」，這就是深圳特區的原始構想。
習仲勛對鄧小平說：廣東對外開放，條件比國內哪一個省都好，但是由於舊的經濟體制把人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廣東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習仲勛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因此希望中央同意廣東搞一個新體制，就是在毗鄰香港的寶安縣，劃出一塊地方，創建一個出口加工區。
由於習仲勛是中共元老之一，長期在中央工作，他創建出口加工區的主張得到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共最高領導的支持，最後拍板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鄧小平是聽取習仲勛匯報的中央領導之一，他在聽了習仲勛的匯報後，講了一番過甚其辭的話，他說：「深圳就叫特區，當年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要殺開一條血路，你們誰敢去？」正是這番話，將「加工區」正名為「特區」。不久，習仲勛上調中央，特區的事交給接任的省委書記任仲夷來辦，習仲勛就無緣參與特區的建設了。
1979年寶安縣升格改稱深圳市。國務院成立了「特區辦公室」，由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春霖任特區辦主任，歸屬主管對外經貿工作的副總理谷牧分管；廣東省政府相應成立「特區辦公室」，由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兼特區辦主任。特區建設開始規劃，於1980年正式啟動。可以肯定的說，沒有習仲勛，就沒有今日中國的經濟特區，歷史地、公正地講，習仲勛才是中國經濟特區的首創者。習仲勛在廣東省工作期間，建樹不多，聲譽也不高。他有搞好廣東省工作的願望，但大環境和個人能力的局限，使他沒能在廣東留下更多政績和給廣東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但作為中國經濟特區的首創者，僅此一點，便足可令他青史留名。如果要撰寫一部忠於史實的中國經濟特區史或改革開放史，習仲勛作為經濟特區的首創者，當占有重要一筆。
雖然鄧小平不是深圳特區的首創者，但他對深圳特區發展的影響，在中共最高領導中，無人可比。深圳特區創立後，中央領導人，除陳雲、李先念外，幾乎都到深圳特區視察過，但沒有哪一位領導人像鄧小平那樣，對特區的造訪，能引起海內外異常的震動，造成全國性的、歷史性的影響。1984年初，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珠海，分別給這兩個特區留下一段題辭：「深圳的經驗和發展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特區好」。頓時使當時飽受保守勢力攻擊、正處於低潮中的經濟特區，起死回生，揚眉吐氣，並在全國推動起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浪潮。十四個沿海城市開放了，造就出1984到1986年，改革、開放之初最為輝煌的三年。
這裡要說一說鄧小平為深圳題辭的事。1984年初鄧小平帶著全家南下廣東過年，視察深圳、珠海。在深圳，他自始至終，臉色嚴峻，一言不發，也沒有說要給深圳題個辭。及至鄧小平離開深圳到了珠海視察，即將結束時，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不失時機地向鄧小平索要題辭，鄧小平心情大好，揮筆寫下「珠海特區好」五個字。不寫尚無事，為珠海題辭卻沒有為深圳題辭，這對深圳領導人有如晴天霹靂。此時鄧小平已離開珠海到了廣州，住在坐落於珠江中的廣東省委珠島賓館。於是深圳領導緊急磋商，派了曾擔任前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的警衛、後在廣東省委接待處工作、與鄧小平和鄧的家人熟悉、能說得上話的深圳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接待處處長張榮，火速趕到廣州。張處長在小島賓館用盡渾身解數，說動了跟隨出訪的鄧的妻子、女兒，請鄧小平為深圳題辭。深圳的領導則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焦急等待。末了，在一個早晨出外散步之後，鄧小平問身旁的女兒鄧榕：「真的要題嗎？」鄧榕說：「要的。」於是鄧走進房間，大筆一揮，將張榮交給他的深圳領導提供的題詞內容抄寫了一遍。
鄧小平的題辭、尤其是給深圳的題辭，被官方稱為「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偉大的戰略布署」，知道事情內情的人知道，這一切來得有點兒戲。鄧小平為什麼給珠海題詞卻沒有給重要性遠非珠海可比的深圳題詞，到了廣州經女兒說情才勉為其難？令人費解。這裡有一事實可供分析：鄧小平是帶著全家十多口人，包括老伴、女兒、外孫、孫子，到廣東過年，年夜飯沒有在深圳吃卻到珠海吃，一頓年夜飯花掉珠海公帑二十萬元。席間有花絮，他的孫女跑到爺爺面前，抗議為什麼爺爺有茅台喝，她只能喝汽水。那一次我從頭至尾跟隨鄧小平一家深圳、珠海的行程採訪。說不定是珠海的二十萬元一頓年夜飯，讓鄧小平對珠海的觀感大好，卻把深圳嚇了一大跳，並且差一點沒有發生這一場「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偉大的戰略部署」。
鄧小平1992年初再一次南巡視察深圳經濟特區，他雖然已是不擁有任何黨政軍職務的普通黨員、普通公民，但其影響，更勝於1984年那一次。原因當然是在六四屠殺後三年間，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猖獗，中國經濟滑坡，改革、開放全面倒退，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鄧小平南巡，實為這位憂心忡忡的風燭老人，為挽救六四屠殺後危機四伏的中共政權，做最後奮力一博，也向正倒向保守陣營的江澤民發出警告。鄧小平在南巡視察說的那句話，「特區是我的實驗」，說明此時，他已經把中共政權的存亡及他個人身後的榮辱，相當程度上繫於經濟特區的興衰、改革開放的成敗了。
想把創建經濟特區的功勞貪為己功的也有其人。1990年底，當深圳經濟特區舉行創立十周年慶典的時候，有人突然冒出來對深圳特區的領導說：「創辦特區，我是始作俑者。」發出這聲音的，就是因89民運期間在上海關閉和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受鄧小平等中共老人賞識而在六四鎮壓後上台，當上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江澤民的話，讓在場的人聽得一頭霧水。
說江澤民與特區毫無關係，也不盡然。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廣東省寶安縣設立出口加工區，江澤民當時擔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奉命率有關部委及廣東省的一眾官員，到有出口加工區的國家考察，一口氣跑了十幾個國家，回來將所見所聞向中央寫了一篇報告就算交差了，僅此而已。以後，創辦特區的事情便與他無涉了。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江澤民只能算得上參與創辦特區做了一丁點兒微不足道的工作，往後人們在對經濟特區創辦之初進行回憶的時候，從來也沒有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提到過江澤民。
（三）
習仲勛、鄧小平，在深圳創建經濟特區，最重要的原因，是看到深圳毗鄰香港。沒有香港就不會有深圳特區。把珠海辦成經濟特區，也是因為珠海毗鄰澳門。其他兩個特區，汕頭特區、廈門特區，由於離香港、澳門較遠，發展就大不如深圳、珠海。我曾到汕頭、廈門採訪，見那裡的官員和百姓，對特區的理解和辦特區的熱情，不可與深圳、珠海同日而語。如果將深圳與珠海相比，由於香港當年為遠東金融中心、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澳門只是一座賭城，珠海的發展就遠不及深圳。
香港人傑地靈，在英國的百年治理下，實為地球上一塊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香港不僅對深圳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影響也是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不可取代。
鄧小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初說過：「在中國造幾個香港」。此一宏願，本可在深圳首先實現，可惜的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只經過二十五年，便已失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蛻變成與中國內地別無二致的一座城市，把鄧小平的「在中國造幾個香港」變成「把香港造成深圳」，當年沾的香港的靈氣而發展起來的深圳，如今帶給香港的是晦氣。這是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發生在深圳、香港間與1980年代截然叛逆的另一個故事。
深圳與香港，是山水相連的一片土地。公元1897年前，這兩塊地方同屬廣東惠州府寶安縣所轄。1897年，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條約，以深圳河為界，把寶安縣與新界、九龍、港島分成兩處，但兩地仍有割不斷的血脈關係。深圳和新界、九龍的原住民皆客家籍，操客家語，風俗習慣、穿著打扮無不同；寶安方面的許多農民耕地在新界，每天過河到新界耕種；深圳與新界每逢農曆新年，百姓都吃客家風味的年糕，玩客家色彩的「搶花炮」遊戲。
深圳與新界、九龍、港島，在明朝時統稱大鵬，府城建於南海大鵬灣畔。距府城不遠，可見一處叫做「大鵬守御所」的舊址，明末一位姓張的朝廷命官，率兵在此抗擊倭寇對大明朝南疆的侵犯，是英勇捐軀之地。珠江出海口深圳這一邊，有一處地方叫南山，南山最高處，有一個「左炮台」舊址，乃清朝兩廣總督林則徐抗禦大英艦隊，鳴響號炮的地方。到民國年間，新界、九龍、港島歸英國管轄，但界河深圳河仍不設防，兩岸居民自由往來。抗戰時期，深圳、新界一帶流傳著抗日英雄劉黑仔的故事，傳說他手執雙槍，飛檐走壁，出沒無常，時至今日，深圳、新界一帶的客家老人，沒有不知道劉黑仔的。
至於深圳這塊土地更久遠的歷史，與中國深厚的五千年歷史比較，卻是無足輕重，如果不是這個地方建立了經濟特區，那一鱗半爪的史實，不會有人提起。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曾撰寫一本講述深圳歷史的小冊子，說深圳海邊一個叫做「鐵仔山」的地方，出土了一塊一千多年前東漢熹平年間的磚畫，畫的是一個古怪的人頭像，頭像的一雙眼睛凝視天空，頭像兩邊繪有兩枝帶鏃的箭，箭頭向上。那塊磚畫的作者應該是一位巫師。作者說磚畫透出神秘的信號，仿佛向今天的深圳預示著什麼。難道一千年前的巫師已預示深圳這地方，到了1980年代，要辦經濟特區，要為中國增添一座超大城市？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顯然在編造一個無稽之談。
深圳這地方，如果不是依傍香港，「人傑」、「地靈」都不得見。時至中共統治下的1949年到特區建立前的1979年，三十年間，同一塊土地那一邊的香港人埋頭經濟發展，使得香港一舉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而深圳，卻埋頭設立「政治邊防」，蓄意灌輸對香港的敵意。「政治邊防」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建立的，特區建立之初，我去僅以一條街道為界分開深港兩地的小鎮沙頭角，仍清晰可見街頭房屋牆壁上塗寫著「不忘階級鬥爭」的標語。
抓來抓去，抓出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1980年統計，深圳男女比例是一比八。整村整村的青壯男丁都跑光了，留下老弱婦孺，生活全靠外逃香港的親友接濟。大鵬灣岸邊的一個村子，男青年跑剩下一個瘸子，瘸子成了村中女青年追求的對象：瘸子吃飯有女青年爭著把飯端到他面前，瘸子出門有女青年爭相背他。聽了這個故事，有人哈哈大笑，我卻笑不出，反而想哭。那是該咀咒的年代，「政治邊防」把香港的靈氣擋在了境外。那時，中華大地邪氣瀰漫，深圳何靈之有！
假如不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外開放，假如對外開放不是首先從建立經濟特區開始，哪怕深圳旁邊緊靠著一百個香港，深圳也沾不上香港的分毫靈氣。深圳特區建立頭十年，創造了舉國聞名的「深圳速度」，一個又一個令內地人目瞪口呆的奇蹟。深圳，還是那些山，那些水，那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起初一無資金，二無資源，有的僅僅是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這政策其實就是，把深港間的邊界打開一個口子，讓外邊的風吹進來，深圳便飛起來了。如古人詩曰：「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於是深圳靈氣十足，成了中國的風水寶地。
（四）
大約1979年9、10月間，有一批「勇敢分子」，每人帶著簡單的行李，從廣東省政府出發，來到剛剛升格改稱的深圳市。為首的是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新組建的特區辦擔任主任吳南生，他是奉省委書記習仲勛之命，到即將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擔任市委書記。起初，這些人住在原縣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客房不多，為了不影響招待所接待客人，後來便在招待所後面的一塊空地上蓋了一排小房子，每間房能放下一張小床和一張書桌，住了下來。
住進這排小房子的，是剛剛組建的廣東省特區辦的成員，包括：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秦文俊、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的丁勵松、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司馬魯、廣東省僑聯副主席林文生等等。
吳南生文革後復出，曾主持文革期間大字報《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平反工作，釋放了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的大字報三位青年作者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吳南生還曾代表廣東省委宣布平反省內所有右派。吳南生另一個為人稱道的是：六四屠殺讓他極度憤怒，他要宣布退黨，被他的下屬勸止而作罷。
秦文俊則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幹部，中南局撤銷後，調廣東省委，文革後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書長，他在特區辦工作時間不長，便在深圳升格為副省級後任市委副書記。六四後，他憑著曾與江澤民一起出國訪問小有交情，轉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實際負責特區辦工作的是丁勵松，他文革前曾是原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的秘書，參與過陶鑄對一代中國青年影響巨大的文章《松樹的風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寫作，文革後先後調任廣東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主任、省委文教辦處長、省政府副秘書長。
之所以在此一一寫下他們的名字，是因為想起中國經濟特區的初創，我就會想起他們。而他們，卻早已被人們遺忘。我曾翻閱我所能找到的官方出版的特區史書，竟找不到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事跡。
今天的深圳，早已由經濟特區發展成了一座經濟發達的特大城市，中共的官員們爭相來深圳來謀一份優差，是貪污腐敗分子麇居之地。不過在當年，辦特區，去的人確實需要有點勇氣。
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結束，但文革中「打倒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陰謀」的喧囂，音猶在耳，人們仍在防備不小心被安上一個罪名，被革命群眾「砸爛狗頭」。那時中國人仍然與世界隔絕著。路上走著一位黃頭髮、藍眼睛的「洋人」，人們都會好奇地湊上去圍觀。即使在毗鄰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哪一條街道、哪一座村莊來了一位「港客」，都會被警惕的官員和群眾視作境外敵人派來的特務加以防範。那時，誰也不知道「特區」為何物，會給中國的紅色江山帶來什麼？也許，是希臘神話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打開，便會放出魔鬼、瘟疫、罪惡和災難。
而踏進深圳的那一批「勇敢分子」，也難以對特區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但他們知道，特區是個好東西，它將給中國帶來希望。不過他們也擔心自己的這個差使，弄得不好，會被人指控把帝修反引入國門，令資本主義復辟，最終自己跌入深淵。在斟酌特區名稱的時候，他們決定在「特區」前面加上「經濟」二字，以示這個特區決無任何非社會主義的政治屬性，仍牢牢置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在「特區」前面加上「經濟」二字，是「勇敢分子」們向中共中央的一個表態，也是為自己買的一個保險。由此可以看到他們當年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
勇敢分子們到達深圳，首先做了一件在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制定《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並在深圳劃出了一塊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經濟特區。特區條例於1980年8月26日經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生效，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遂宣告誕生。《條例》向全世界昭示：「特區鼓勵外國公民、華僑、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業，投資設廠，或者與我方合資設廠，興辦企業和其他事業，並依法保護其資產、應得利潤和其他合法權益。」從此，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便以《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制定、施行為主要標誌，降臨到中華大地上了。
繼首批「勇敢分子」到達深圳的，是以梁湘為首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領導成員。他們奉中共廣東省委的調令，從省委、省政府機關、各廳局、各企業、廣州市所屬各部門調來，其中包括從廣州市輕工業局局長任上來出任深圳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周鼎，他後來成為梁湘最重要的助手。
這裡尤其要說到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孫凱風。梁湘主政的深圳，不設人大和政協，只設中共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和深圳特區發展公司三大機構。發展公司的任務是：根據《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規劃並實施整個特區的經濟發展，開發土地、引進外資、興辦企業。發展公司引進日本的熊谷組、香港的和合，開發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特區土地，便是發展公司最早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該公司還先後參與鹽田港集團、南油集團、南山集團等一批深圳早期大型集團公司的組建，培植了萬科、深房、深華源、深國商、特發信息、深特力等上市公司。該公司早期開發項目還包括香蜜湖度假村、小梅沙海濱酒店、國貿大廈，以及由其屬下房地產公司經營的住宅小區。組建並擔任特區發展公司董事長的便是孫凱風，他在深圳享有市委常委的待遇。孫凱風是我的採訪對象，他把我當作無話不談的摯友，發展公司的遠景規劃和實施的報告，邀請我參與起草。
孫凱風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條橫幅，為晚清兩廣總督林則徐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表明他的人生理念。他調特區發展公司之前的公開職務是廣東省體委副主任，沒有公開的職務是中共調查部的高級官員。作為廣東省體委副主任，他曾帶領國家和廣東的體育運動隊，出訪過四十多個國家。他既是體委副主任，又是深圳最大企業的董事長，但仍是調查部的官員。有一天他推掉了與我的約會，告訴我，他要臨時去一趟澳門，會見一位從美國來的華人媒體專欄作家。我從青年時期，便經常從新華社出版的《參考消息》閱讀這位華人作家撰寫的時政評論。美國華人作家與孫凱風有什麼關係？顯然，他去澳門的身份不是深圳特區發展公司董事長，也不是廣東省體委副主任，而是調查部的高級官員。至於他如何當體委副主任的？我曾問他：你帶領運動隊出國，是比賽，還是監視運動員？他笑而不答，我是多此一問。
梁湘下台、李灝上台後，發展公司今非昔比。一群來自東北據說受李鵬派遣如餓狼般的官員接管了發展公司高層，這夥人一進入發展公司總部大樓便說：他們撈夠了，該輪到我們了。而孫凱風則被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點名要去，出任新華社興辦的企業鑫隆公司董事長。鑫隆公司獲趙紫陽親批撥款兩億美元開辦，與外貿部的華潤、交通部的招商局、榮毅仁的光大、廣東省的粵海，同屬香港最重要的中資企業。鑫隆公司總部設於上環的信德中心，面朝美麗的維多利亞港。我調深圳工作期間，孫凱風曾應省長梁湘的邀請訪問海南，專程來《海南日報》看望我。他參觀了《海南日報》破舊的大院，我簡陋的總編輯辦公室和狹窄的宿舍，感嘆我能夠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辦成一張一流的省報。我請他投資參與《海南日報》的發展，他爽快的答應了。不久，我隨副省長辛葉江率領的海南省代表團去日本訪問，與日本勸業銀行商討為海南發行債券時宜，路過香港短暫停留，孫凱風請我到信德大廈，參觀鑫隆公司總部，並在大廈餐廳請我喝了一頓豐盛的午茶。席間，他再次向我承諾：投資《海南日報》，為海南新聞事業的發展助一臂之力。但第二年，《海南日報》與鑫隆公司的合作準備啟動之時，六四屠殺發生了，一切便無從談起了。
六四後，許家屯流亡美國。香港新華社社長接任者周楠借清查鑫隆公司和孫凱風，矛頭指向許家屯和趙紫陽，結果一無所獲。周楠悻悻然，只好允許孫凱風退休返回深圳。
我是在美國得知孫凱風去世的消息。他死於腦溢血。孫凱風是早年深圳的一代風流，為深圳特區的創建與發展留下一篇傳奇故事。
（五）
吳南生給深圳經濟特區一個良好的開局，繼吳南生之後，率領中共黨內一批勇敢分子，為深圳特區的開拓與發展做出貢獻並付出巨大代價的，是梁湘。
我在海外一家網站上看到一則消息，說深圳有許多人要求公正評價早年的改革者，提出修建改革者紀念公園，為改革者的代表人物——原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立碑。這不禁使我感嘆：深圳總算有良知未泯的人！
不過，在當今中國，我不認為人們「修建改革者紀念公園」和「為梁湘立碑」的願望能實現。在願望不能實現之前，人們只能把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早期辦公樓前面的那座《開荒牛》雕塑，視作梁湘和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建設者們的一座紀念碑。
塑像是當年廣州美術學院著名雕塑家潘鶴教授的力作，於1984年5月間落成：一頭老牛，正奮力耕耘，它似乎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耕耘之外，等待著它的還有什麼事情。
我在擔任《羊城晚報》駐深圳記者站站長期間認識梁湘，除了工作關係外，個人之間的來往不多。後來我調任《人民日報》駐深圳首席記者，《人民日報》有要求，駐各地的記者不得與當地領導有私人交情、來往過密。不久梁湘「退居二線」，只擔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閒職。此時我與他沒有了工作關係，反而與他常常來往。梁湘退居二線後感覺痛苦的一件事是：他的繼任者李灝全盤否定了他在任時實行的深圳特區的特殊政策，將深圳只作為一個新興的城市來建設。為此我曾寫內參向中央報告梁湘退居二線後深圳發生的這些變化。我家與梁湘家相隔不遠，我有空便到他家坐坐，陪這位門庭冷落、心情憂鬱的老人聊天。每次他知道我要來，便事先沏一壺好茶等我，他家後院有一顆木瓜樹，木瓜熟了，等到我來才採摘，與我共享。1987年4月，我建議他不要每天枯坐家中，現在無官一身輕，正好外出旅遊，去未曾去過的地方看看。他說新疆沒去過，他有一位老戰友曾擔任新疆的副書記，多次邀請他，於是便決定去新疆看看西域風光。
世事難料。1987年五一前夕，在瀋陽與當地民眾歡度勞動節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令中央辦公廳緊急打電話到深圳市委找梁湘。深圳市委不知道梁湘去了哪裡，斷定只有我知道，一位副書記便來問我，我說去了新疆。於是中央辦公廳派專機把梁湘從新疆接到瀋陽。趙紫陽接見梁湘和同時到達瀋陽退居二線的前廣州市委書記、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許士傑，通知梁湘出任新建制的海南省省長，許士傑出任省委書記。梁湘回到深圳，匆匆收拾行李，便赴海南上任了。在籌備建省期間，許士傑擔任建省籌備組組長，梁湘擔任副組長。梁湘到海南後，邀請我到海南看看，隨後又邀請我到海南籌建將升格為省報的《海南日報》，擔任總編輯。
從1987年5月到六四屠殺，我目睹梁湘作為一位偉大改革者，在海南度過的兩年最光輝和最暗淡的日子。
梁湘原籍廣東開平，父親是美國華僑。梁湘青年時代投奔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時期他隨解放軍攻占東北，任中共遼陽市委書記。50年代由遼陽調廣州市，先後任工商局長、副市長、市委副書記。文革中被批鬥、打倒，文革後期復出，任粵北韶關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又回廣州任副市長、市委第二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而後調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
梁湘把一生都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他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在老一輩共產黨人中，不乏情操高尚、憂國憂民，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願肝腦塗地之士，梁湘便屬於這類共產黨人。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共產黨儘管邪惡，1980年代，黨員中仍有趙紫陽、胡耀邦、胡績偉、梁湘等等中華民族的一代精英，他們不屬於共產黨，他們屬於人間正道。
回過頭來再說那頭開荒牛。看上去，梁湘簡直就是一頭牛：黝黑的皮膚，粗壯的身材，給人以精明不足憨厚有餘的感覺。怎知道，他卻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一位先鋒，一面旗幟，他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人生經歷，深具傳奇與悲劇色彩。
梁湘1981年10月出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他和其他到任的黨政領導一起，住在寶安縣新園招待所里。他走遍了深圳的山山水水，每天回到招待所常常是一身塵土，一腳泥巴。晚上還要一邊揮著大葵扇趕蚊子，一邊找人開會，制定規劃，安排人事。他在深圳過的第一個農曆年除夕，白天視察市場，看節日商品供應是否充足，晚上請招待所飯堂的廚師做了幾桌菜，把節日裡仍在工作崗位上的市領導、秘書、司機、服務人員、記者，還有上述人員臨時來探親的家屬們，請到一起，吃了一頓團年飯。他舉杯向大家敬酒說：「同志們，來特區創業，辛苦了！」大家都感到心中溫暖。
時過不久，深圳便起飛了。有一個名詞經新聞媒介傳遍全國，那就是「深圳速度」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經驗。深圳三天起一層高樓，一夜鋪好一條馬路，僅用了五年時間，便有數百幢高樓拔地而起，數千家工廠、商店開工，工商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事業相應發展，成為中國大陸一座經濟最活躍的城市。那時，中國仍是計劃經濟體制，全民還在吃大鍋飯，全國一片懶庸狀態，國民生產如蝸牛爬行，「深圳速度」和「蛇口經驗」令全國上下感到新鮮、刺激，精神為之一振。我有幸參與了「深圳速度」和「蛇口經驗」的報導，那些振奮人心和振聾發瞶的口號，通過媒體的報導傳遍了全中國。
梁湘在深圳工作其間，被中國的新聞媒體評為「全國十大風雲人物」。其實梁湘並非聖人，也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傑出的才能。他與諸多中共官員的不同之處在於，思想較為解放，少一些腐朽之氣，多一些為國為民辦事的願望，因此他就能想別人不敢想或不願想，做別人不敢做或不願做的事。他提出：深圳既然作為經濟特區，就應該「特事特辦」。他主持制定了「四個為主」的特區建設方針：「引進外資為主，市場調節為主，工業為主，產品出口為主」。為增強引進外資的能力，他提出「外引」的同時要「內聯」，聯合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企業，到深圳來投資，大家共同為開發特區出錢出力。
在不同凡響的特區建設方針下，梁湘與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建設者們一起，推行了許多超前於當年中國現實的改革：深圳是第一個實行土地和商住樓宇商品化的城市，土地成了吸引外資的最大資本；深圳是第一個實行建設項目公開招標的城市，保證了深圳建設的高速度、高質量、低成本；深圳又是第一個取消商品價格管制的城市，除糧、油等基本生活資料和煤炭、石油等基本生產資料外，所有商品都自由買賣，餘缺和價格由市場調節；深圳還是最早引進外資銀行，並部分取消匯率管制的城市。著眼於特區的未來發展，梁湘又著手規劃並逐步實現管好二線（深圳與內地的分隔線），開放一線（深圳與香港的分隔線），試圖將深圳與香港融為一體，讓特區經濟匯入世界經濟中去。可以說：沒有深圳的開拓探索，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梁湘，就沒有深圳的開拓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