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現在是人口超過一千七百萬的特大城市。在廣州與香港之間建一座特大城市，完全沒有必要，也不是梁湘、吳南生等深圳特區開發者的本意。按照深圳市和廣東省特區辦公室規劃，深圳特區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範圍內，人口控制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之間。梁湘開拓特區，不在於蓋起一片高樓，造就一座繁華城市，而在於：深圳特區的開拓，為閉關自守的中國，打開一扇窗戶，讓人們可以透過窗戶向外張望，呼吸窗外吹進來的新鮮空氣，甚至把窗外的人請進屋裡，聽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從而推動實現國家體制的變革。
現在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當年以梁湘為首的經濟特區開拓者，卻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深圳特區誕生之初，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攻擊，便是被指控為是喪權辱國的「租界」。
1982年元旦剛過，特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丁勵松把我叫去，說請我報導新成立的一個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的任務是為特區總結經驗。他告訴我：寫作班子是按陳雲的指示精神而組建的。
我一時愕然，特區建立只不過一年零幾個月，一切才剛剛開始，深圳那一片荒蕪的土地，正等待開發，怎麼就急急忙忙地總結經驗呢！
丁勵松告訴我事情的原委：
198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舉行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在會上專門就特區問題講了一番話：他說：「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城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現在只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廣東、福建兩省的特區及各省的對外業務，要總結經驗。現在還沒有好好總結。」他強調「既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
一聽就明白，陳雲要向特區發難了。總結經驗是虛晃一槍，陳雲的本意是：「不能增加」新的特區，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
秦文俊、丁勵松等省特區辦的幾位秀才，躲進深圳新園招待所，絞盡腦汁，苦熬了十幾天，寫出了一篇總結經驗的報告，送交陳雲副主席。作為對總結報告的回應，陳雲拋出了一篇文章《租界的由來》。
《租界的由來》發表於《解放軍報》，由上海《文匯報》轉載。該文一千多字，斥責當年晚清政府讓帝國主義在中國國土上建立國中之國租界的賣國行為，文章的矛頭直指劃出一塊地方引進外資，並給外資企業以經營自主權的經濟特區。
文章在深圳引起了極大的困惑和恐慌。辦經濟特區與賣國畫上了等號，文章發表後，有人將梁湘比作晚清推動洋務運動與外國簽訂條約的李鴻章。「特區」即等於「租界」，特區領導等於李鴻章，這在政治上置經濟特區於死地的結論，令所有的特區工作者膽戰心驚，人們對特區的合法性和特區的前景充滿了憂慮。許多熱心的特區建設者裹足不前了，許多前來考察的外商打消了他們的投資意向。
將「特區」與「租界」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在一起，是我所見到的中共黨內保守勢力對新生經濟特區的攻擊中，最為荒唐、武斷、淺薄的理論。甚至談不上什麼理論，只是出於偏見與無知，必欲扼殺這個新生事物於搖籃之中，已到了急不可待、口不擇言的地步。
「租界」論出籠後不久，一個打擊經濟犯罪的浪潮又向著特區鋪天蓋地而來。在深圳，凡與外商接觸者，皆有經濟犯罪的嫌疑。當時，運用深圳的特殊政策引進外資成效卓著的電子工業部駐深圳的第四分部經理，便因「走私」、「貪污」等罪名，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插手下，鋃鐺入獄了。
陳雲拋出「租界」論，是經濟特區建設之初，第一回合鬥爭。陳雲從未到過經濟特區，只派他的夫人于若木到深圳。于若木是營養學專家，她不是到特區考察營養學。她兩次到深圳都住在銀湖中心，頻頻找人交談，談些什麼不得而知。
那時，全國上下都在惶恐不安地注視著剛剛誕生的深圳特區。中國共產黨內部，對它的否定多於對它的肯定，對它的扼殺多於對它的支持。一些內地的老幹部來到深圳，痛哭流涕，指責道：除了羅湖橋頭的五星紅旗，深圳已經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啦，這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地方啊，你們卻讓外國人和資本家進來，剝削我們的同胞，這是明目張胆地復辟資本主義，讓中國重新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而這些老幹部痛哭流涕後，便急切要求深圳市政府為他們開一張邊防通行證，托人換一些港幣，直奔香港與深圳共管的沙頭角鎮，到中英街港英那邊的商店，超量購買產自資本主義的商品——新款服裝、尼龍絲襪、摺疊傘、速食麵等等。
「租界」論，在特區建設的最初十年裡，一直是個陰影，籠罩在改革、開放與經濟特區的頭上。直到1992年7月23日，陳雲發表文章，悼念去世的李先念。文章說：「先念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和不斷探索和解決新問題。」陳雲的這篇文章，算是對經濟特區有了重新認識，但此時他對特區的干擾已長達十年之久。
人們很難想像，梁湘那幾年是怎樣承受了這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他沒有退卻，硬是挺過來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梁湘在巨大的壓力下，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構想，縮小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由「管制」改變為「服務」。1985年，梁湘在趙紫陽的支持下，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聯手，著手將香港的司法與行政管理體制移植到深圳。如果實現，深圳便成為中國首座不設人大與政協的城市，而以完全獨立於行政體系的立法會、最高法院、廉政公署取代。我曾經參加深圳與香港新華社的高層小範圍、高度保密的就移植香港體制舉行的討論會，為與會者的大膽設想和規劃感佩不已。可惜，梁湘1986年5月被免職，人去政息，此事便沒有了下文。
梁湘為了推行他的「特事特辦」的方針，從中央到地方，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從未主動攻擊任何人，都是在招架別人的攻擊，在被迫自衛時與攻擊他的人結下了怨恨。國家計委有位委員叫勇龍桂，是陳雲的馬仔，「鳥籠經濟」的吹鼓手，專門來深圳發難，他在深圳市委匯報會上，陰陽怪氣，橫挑鼻子豎挑眼。不過梁湘也沒給他好臉色看，毫不退讓的回擊他的責難，讓他在深圳碰了一鼻子灰。我還曾看見，在1984年舉行的特區工作會議上，梁湘輿國務委員、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谷牧為深圳是否基建規模過大，是否該整頓的問題，發生激烈爭論，大家都動了氣。老牛也有發火的時候，我當時為梁湘捏了一把汗。
梁湘在深圳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他率領特區開拓者獨立完成的。當梁湘和深圳特區面臨艱難局面，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關口，人們沒有見到鄧小平站出來，為梁湘和深圳講過一句話。了解中南海詭秘政治的人都明白，鄧小平不把對深圳的支持付諸於行動，是為自己留下迴旋的空間：如果深圳成功了，那是他的功績；一旦失敗，他可全身而退。唯有當深圳的改革連保守勢力也不得不認可，人們才聽到「一位老人在南海畫了一個圈」的歌聲乍然響起，聽到他開口講：「深圳是我的實驗。」
1985年下半年，梁湘下台了。這一年他六十九歲，中共中央免去他深圳的一切黨政職務。他因「超齡」而被免職，兩年後，卻又以七十一歲高齡，出任海南省長。
取代梁湘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是谷牧的兒女親家李灝。這一安排是谷牧對李灝的酬庸和補償。李灝是廣東電白人，曾任谷牧的秘書，後升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谷牧的兒子是京城有名的惡少，有一天偷了一把槍玩，走火打死了李灝的兒子，谷牧為補償對李家的歉疚，便讓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娶了李家的女兒，繼而又行使自己對特區幹部的任命權，安排李灝取代梁湘，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梁湘「四個為主」的特區建設方針，改為「壓、抓、上、求」，即「壓基建、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無論什麼人一看就清楚，李灝的方針，「特」字蕩然無存，適用於任何城市建設，哪裡是特區的建設方針！李灝乾的第二件事是，將深圳市政建設規劃預留的城市綠化地，大片批給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等中央權貴子女，廢棄了梁湘確立的「規劃就是法律」的信條。幾年後，李灝攀上了鄧小平，谷牧退休，李灝便將谷牧一腳踢開，讓女兒與谷牧的兒子離了婚，算是報了殺子之仇。
自從深圳沒有了梁湘，他的繼任人李灝就把深圳變作只是一座城市，而不再是經濟特區了。深圳經濟特區從那時起便由發展走向衰亡。
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在深圳特區創建三十周年的之際，拆除將特區與內地分隔的「二線」。
「二線」又叫深圳特區管理線，於1985年3月建成，全長八十四點六公里，用高達3米的鐵絲網將特區與非特區隔離，進入特區要經過二線上設立的關口，出示有效通行證。二線是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特事特辦了的歷史見證，興建二線，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管理特區，更有利於特區外引內聯，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利於在特區內實施特殊的經濟政策。但二線建成不久便遭到國內各界的強烈反對，不久便形同虛設。2018年1月6日，國務院同意廣東省《關於撤銷深圳經濟特區管理線的請示》，二線正式被拆除。二線遲早被拆除，但那應該是在整個中國都推廣實行特區的成功實驗的時候。此時拆除，其象徵意義，只能是宣布特區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拆除「二線」，可視作深圳由「特事特辦」的特區，變成了與中國其他城市並無區別的象徵。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論斷：深圳作為一座城市仍在發展，但作為經濟特區已經衰亡。
同樣走入衰亡的，還有珠海、汕頭、廈門特區。
（六）
深圳特區創建之初，我經歷一些值得記述的事情。
其一：從香港來了「第一個吃螃蟹人」。
深圳特區有一家竹園賓館。竹園賓館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也是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投資的外商是香港妙麗集團主席劉天就先生。
1980年，趙紫陽首次到深圳特區視察，聽了市領導的匯報，稱劉天就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吃的是「中國螃蟹」。
竹園賓館前身是寶安縣的一家招待所，有前後兩幢樓，六、七十個房間。寶安縣改制為深圳市後，那兩幢樓由市飲食服務公司管理，設施簡陋，經營狀況不好。
1979年底，劉天就聽說深圳要建經濟特區，出於商人對經濟的敏感，也出於好奇心，就跨過羅湖橋，到深圳參觀。那時，到深圳考察的外商鳳毛麟角，劉天就到深圳，驚動了飲食服務公司的領導，便上門招待他。劉天就看中了竹園這個地方，幾經商談，決定投資三百萬港幣，與深圳方面合資經營，竹園賓館於焉誕生了。
三百萬元港幣，對當年的深圳市來講，不算多也不算少。問題不在於錢多少，它是深圳引進的第一筆外資，其產生的良好影響，遠大於其產生的經濟效益。
飲食服務公司派了一位很有頭腦的經理溫富，與身為竹園賓館董事長的劉天就合作，生意日漸興隆，不出一年，劉天就便有利可圖。竹園賓館引進了香港的企業管理方法，實行嶄新的用工制度——員工合同制和崗位責任制，員工不稱職或者給企業造成損失，便要被解僱，捲鋪蓋走人，「炒魷魚」一詞便由此在中國誕生。報紙、電視、電台爭相宣傳，一時間，竹園賓館名聲大噪，劉天就名利雙收。他感到：中國螃蟹，味道不錯，值得繼續吃下去。
1980年元旦過後，劉天就又找到深圳房產局副局長駱錦星接洽。1月8日，雙方擬定了深圳方面以土地入股，劉天就以資金入股的「補償貿易」合同，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在中國第一次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四萬元的開辦費由劉天就墊資。深圳提出要占85%的利潤分成，劉天就占15%，劉天就爽快地答應了。讓深圳方面沒想到的是，房子還沒建好，劉天就以每平方米兩千七百三十元的價格在香港預售，所有房子銷售一空，中國從此又誕生了「賣樓花」的經營概念。這個項目就是中國最早開發的商品房小區「東湖麗苑」。
我作為常駐深圳特區的記者，自然對特區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有興趣，竹園賓館也成了我報導的重點。我與劉天就交上了朋友，同他長談過一次，寫成一篇人物專訪，題目就叫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不久，新華社香港分社推薦他擔任了廣東省政協委員。他更是躊躇滿志了。每次到深圳，都開著他的「勞思萊斯」，風光一番。
劉天就是浙江寧波人氏，自小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小商人，在江浙滬一帶跑單幫，家境雖不富裕卻也殷實。中共接收大陸政權前夕，劉天就怕「共產」，就帶著一萬美元，跑到香港闖天下。他最早經營的生意是「二天油」，一種類似「萬金油」的外用藥。後來做皮鞋、手袋、百貨生意，創立了「妙麗集團」，在港島、九龍及加拿大都有商店或工廠。生意做大了，又涉足媒體，收購了《天天日報》，1982年，這份報紙發行量超過十萬分，居香港報紙發行量第三名。他在深圳投資嘗到了甜頭，又在惠州大舉投資，與當地合資經營賓館和皮鞋、手袋廠。
不過劉天就在深圳的風光日子很短，原因是他在香港的經營出了問題。1984年，劉天就的妙麗集團陷入財務危機，《天天日報》被迫出售給合伙人韋建邦。1984年12月11日，劉天就在香港宣告破產。他的竹園賓館股權也全部轉讓給深圳。這次他到深圳，乘坐的已經不是「勞斯萊斯」，而是在羅湖口岸乘一輛攬客的低檔計程車。我到竹園賓館去看他，他見面第一句話是「程先生你還認得我嗎？」一句話道盡了他內心的酸楚。我試圖幫助他，找市政府秘書長鄒爾康，看能否說服銀行貸點款，讓他渡過難關。但他已經破產，無信用、無抵押，誰也救不了他。
劉天就敗走深圳後，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但老一代深圳人仍記得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其二：深圳特區建立之初，不僅來了如劉天就這樣的投資者，也吸引來一些經濟學者、文學家、藝術家，他們也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有一位雕塑家，名叫滕文金，到深圳設籍來了。滕文金，山東人，六十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分配到廣東省第二輕工業廳屬下的工藝美術公司工作。他擅長木雕，對石雕、泥雕等也頗有造詣，所雕人物、動物栩栩如生，在全國雕塑界有些名氣。
雕塑家是打扮城市的人，既然來到深圳，就要為美化深圳作點貢獻。那時的深圳，破爛不堪，別說雕塑，街頭宣傳畫都不多見，毫無藝術氣息可言。滕文金認為，深圳是特區，總該禁忌少點。他大著膽子為工人文化宮創作了一尊「美人魚」雕塑，真人般大小，安放在文化宮廣場的噴水池裡。
那尊「美人魚」上半身是「維納斯」，淡淡的憂愁，淡淡的笑；下半身是魚的尾巴，伸向水面。全世界的「維納斯」都是不穿衣服的，這就惹來了麻煩。
老百姓對這條美人魚是很喜歡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到了噴水池，都要駐足良久，欣賞一番。「美人魚」和「維納斯」一樣，給人以純潔、善良、自由、平和的美感，絕不會令人產生邪念，誰也不會因為看了那光著上身的「美人魚」，就會去強姦、殺人，擾亂社會治安。「美人魚」的造型也並非完全移植「維納斯」，藤文金自小生長在山東海邊，漁家姑娘坐在漁船旁憩息時恬靜的神韻，給了他創作的靈感。
「美人魚」的厄運來了，誰叫她不穿衣服呢。但是，如果穿上衣服，還叫「美人魚」嗎？。市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責令工人文化宮拆除「美人魚」雕塑，因為「有傷風化」、「毒化特區社會風氣」、「不允許資產階級的東西有立足之地」云云，這跟藤文金想像的「特區總該禁忌少點」完全相反。
「美人魚」是藤文金的「女兒」。他心疼女兒，他要保護女兒。他多次找宣傳部的領導理論、抗爭，宣傳部毫不動搖，向藤文金宣告，中央指示：特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不是文化特區，不是意識形態特區。藤文金差點要被宣布為不受特區歡迎的人。
其實，文化宮的領導思想也不通，遲遲未動手去拆那座雕塑。有天早上，我路過「美人魚」身旁，發現她的上半身被密密麻麻的塑膠帶子纏得嚴嚴實實，只露出兩隻眼睛盯住過往的行人。像是在掙扎，卻動彈不得；像是在呼喊，卻出不了聲。可憐的「美人魚」，可憐的孩子！
街上的行人都感到奇怪。站在「美人魚」前面指指點點的人反而更多。看到那一層塑膠帶子，就想到「美人魚」因為沒穿衣服才被捆綁，本來毫無邪念的人，反而要好奇地探究被塑膠帶子裹著的乳房是什麼樣了。
幾天以後，「美人魚」不見了。噴水池中，剩下被大錘、鋼釺砸得布滿碎片的底座。「美人魚」哪裡去了？藤文金著急了，急得團團轉，四處打聽。我去找文化宮的領導，打聽到，「美人魚」被扔進文化宮一個堆放文具、雜物的棚子裡。我拉著滕文金去看，藤文金像是去探視他慘遭冤獄的女兒。門鎖著，我們倆搬來幾塊磚頭墊在腳下，把頭伸向門與屋檐間的縫隙，見「美人魚」躺在雜物堆中，仍被捆綁著，手臂和尾巴已折斷，遍體鱗傷。藤文金不忍再看下去。我對藤文金說：「這孩子關在棚子裡，怕是更容易遭受歹人姦污。」藤文金說：「他已經被姦污了！」
「美人魚」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初的遭遇引人深思。難道「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僅僅指的是指經濟領域嗎？看來，曲折迂迴的路還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特區離理想的未來還遠著呢。
其三：1981年下半年，深圳發生了一起「拆招牌事件」，轟動了全國，遠播至全世界。在特區建設之初，算是一段不那麼光彩的小插曲。
當年，最早在深圳特區設立分支機構的新聞單位有三家，一是新華通訊社，二是《南方日報》，三是我所服務的《羊城晚報》。新華社和《南方日報》分別租用香港招商局深圳辦事處的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室，《羊城晚報》則在市文化局大樓租賃了一間房子。我們都在各自的大門上掛了牌子。
《南方日報》記者站長李通波寫了一篇稿子，綜述深圳的反走私鬥爭。稿中批評了羅湖區一個街道辦事處下屬一家公司。第二天，公司的經理就吵上門來，指著李通波的鼻子，大罵稿件失實，叫李通波登報更正、道歉，否則，就拆走《南方日報》記者站的牌子。
報紙刊登批評稿件，遭當事者投訴，是常有的事。李通波自信稿件沒錯，便沒有理睬他，也沒把這事放在心上。誰知那位經理說到做到，第二天，他見報紙沒有按照他的要求更正、道歉，就真的把《南方日報》記者站的牌子拆了下來，背回家去。事後他覺得有點不妥，晚上又悄悄的把牌子背回來，扔在地上。路人看那牌子滿是污垢，像是被人踏了兩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這幾位駐深圳的記者，知道了這件事，都很氣憤。這還了得！堂堂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派出機構的牌子說拆就拆，如此下去，其他新聞單位的牌子也難免有被拆的一天，我們還怎麼樣在深圳開展工作？我主張教訓那位不知天高地厚、膽大妄為的經理。李通波自然也氣鼓鼓的，但他頗有修養，把牌子撿回來，掛回原處，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
我心有不甘。我想，那位經理應該是觸犯法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有一條，干擾國家機關正常辦公秩序者，屬犯罪。我就去調查那位經理的背景，群眾反映，他是街道上的一個惡霸，曾霸占教師的住房，有一家小飯店不知怎麼得罪了他，他也曾把人家的招牌拆走，逼得人家向他認錯道歉，他還有走私和貪污受賄的問題。此等街霸式的人物，就是沒有發生拆招牌事件，也該除掉的，何況他現在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他雖然算不上什麼「老虎」，總算得上是一隻「蒼蠅」。我現在就打一隻「蒼蠅」給大家看看。我馬上寫了一篇稿件，報導了《南方日報》記者站招牌被拆的經過，發回報社。然後我又去找市委副書記周鼎，請他過問此事。周鼎一聽火了，說：這簡直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指示市委常委，紀檢會主任劉波與羅湖區委書記葉澄海予以嚴肅查處。
稿件一見報，事情就鬧大了。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轉發了這篇報導，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大大小小報紙，幾乎都予以刊登，香港十幾家報紙無一遺漏，海外有一百多家各種文字的報紙刊登了這條消息。《南方日報》馬上跟進，李通波連夜寫稿，該報又登消息，又發評論，又開展專題討論。北京有大人物打電話給廣東省委，說《羊城晚報》的報導寫得好，記者該受表揚。
這時，我反而有點迷惑了。拆招牌事件，無疑是有新聞價值的事，但鬧得這樣大，卻是我始料不及。深圳特區正處於政治和經濟都極度敏感和脆弱的時期，大家都用拆招牌事件大做文章，該不是有人拿這件事給特區抹黑吧？
幸好深圳市領導果斷處理了此事。到省里開會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也認為有人小題大做，給新生的特區抹黑，他親自過問了這件事。羅湖區委秉承市委指示，決定開除那位經理的黨籍和公職。當區委徵求我和李通波是否要將他逮捕法辦時，我和李通波都表示：算了，手下留情，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那位經理可憐了，他幾次找李通波和我，躬著腰，差點跪下來，請求原諒。我和李通波商定，發一條最後處理的消息後，這件事就算結束了，不要把文章再做下去。
從此，我們幾家新聞單位的招牌，神聖起來。路上行人經過招牌，都要繞道走，生怕一陣風把招牌吹掉下來，惹得一身說不清楚。連我記者站的汽車牌子也跟著沾光，有一次，我把汽車停在文化局院子裡，擋了別人的路，一位文化局幹部要拆汽車的牌子，剛好被我撞見，我大喝一聲：為什麼拆我汽車的牌子！他見到車子是我這位記者老爺停的，嚇得忙不迭向我道歉，生怕再鬧出一個拆招牌事件，弄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拆新聞單位的招牌，是藐視新聞自由的行徑，只有在一個政治落後的社會、思想愚昧的人群中才會發生。深圳雖然建立了經濟特區，但特區的人仍處於思想愚昧的狀態。更主要的，利用愚昧的人製造的事件，給特區抹黑，北京的一些居心叵測的人，與拆招牌的人，其實並沒有區別。
其四：深圳特區建立之後，與深圳關係密切並從深圳攫取極大個人與家族利益的中共高層，除了鄧小平，便是王震。
中共黨內確有一些潔身自好的老一輩革命家，鑑別誰是這樣的老一輩革命家，就看他們的子女有沒有成為貪婪攫取國家財富的權貴集團成員。人們可以列出一串這些可敬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名字，其中絕對沒有王震。王震在中共老一輩中，是德行最壞的人之一，而他的名字，一直與深圳密不可分。
王震原本在中共黨內地位並不高，最出名的是抗戰期間擔任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帶領部隊在延安南泥灣墾荒。他的出名得利於中共歌唱家郭蘭英唱的一首《南泥灣》：「花籃里花兒香……」，其實花籃里裝的是罌粟花。中國自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百多年來誰膽敢大規模的在中國土地上種植鴉片？唯有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陳雲領導下的中共後勤保障系統，便有專人向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國人販賣南泥灣種植的鴉片，為中共軍隊籌餉，以致陳雲本身染上了鴉片癮，終生享用中共特供鴉片。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開國少將，在抗戰期間，就是在陳雲的領導下，負責將延安三五九旅種植的鴉片販賣到國統區。中共1949年建政之初，開墾南泥灣有功的王震，先後被任命為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長。他擔任鐵道兵司令員期間，下令槍殺不堪忍受超強度勞動集體逃跑計程車兵和民工；擔任農墾部長期間，統率數十萬軍人屯墾戍邊，在新疆殺人無數，被稱為「殺人王」。王震的一生不斷叫囂殺人，89六四血腥鎮壓，赤裸裸為解放軍殺人叫好的就有王震。王震六四後地位躥升，躋身中共「八老」之列，因為他堅決支持鄧小平下令軍隊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
王震言行粗鄙。深圳特區建立之初，有一次他到深圳聽取市政府領導匯報特區規劃遠景，不一會兒尿急，他招呼也不打便站起來上廁所，一頭鑽進了女廁所，嚇得正在如廁的女士抱頭鼠竄。沒人敢上前提醒或者攔住他，唯有他的小孫子高喊：爺爺不知羞，進女廁所啦。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多以「大老粗」自居，言行粗鄙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到了坐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便附庸風雅了。王震的兒子王家三兄弟，出入高級會所，抽呂宋雪茄、打高爾夫，但粗鄙的基因還是繼承他們老子的。1988年海南建省與廣西通航，經營這條航線的是王震的一個兒子的公司，參加首航儀式的人到達廣西晚間入住賓館，王震的兒子便強拉白天採訪過他的《海南日報》一位年輕女記者進自己的房間，女記者掙脫，不然就被他糟蹋了。
粗鄙的王震表達意見也有自己獨特的方式。1980年代初《人民日報》有兩位記者，寫了一篇頌揚王震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文章《還是那雙眼睛》，文章寫好送王震審閱，王震的秘書趁王震用完膳咬著牙籤剔牙的時候讀給他聽。讀完，秘書望著王震等他表態，只聽王震從牙縫裡擠出三個字：「扯球淡」。秘書轉過臉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記者說，王震同志對文章很滿意可以發表。記者問秘書，王震對文章具體說了些什麼？秘書回答：王震同志說「扯球淡」。弄得這兩位記者一頭霧水。
王震在位時，是前往深圳、珠海走動最勤的中央領導人。深圳、珠海都留著最好的別墅供王震一家居住，那些年王震花掉深圳、珠海多少錢，誰也數不清。王震在中央掛的是閒職，特區建設本與他無關，他對深圳的支持，換取的是他兒子在深圳攫取巨大利益。他的兒子進入深圳開辦公司，他們想在深圳攫取的，無論項目、土地、資金，都唾手可得。王震家族成為暴富的權貴家族，其發家便從深圳、珠海特區開始。
但王震絕不是真心支持特區，支持改革開放，支持改革派。89六四後，原深圳市委書記、後出任海南省長、與王震建立了所謂很深個人關係的梁湘，因反對六四屠殺而蒙難。六四後李鵬一夥對改革派反攻倒算，以「有嚴重經濟問題」囚禁和查辦梁湘。梁湘寫信向鄧小平申訴不獲理睬，又寫信向王震申訴，希望王震幫助梁湘向鄧小平伸冤。前深圳市政府秘書長、海南省副省長鄒爾康曾對我說：王震已經收到梁湘的申訴，憑梁湘與王震的個人關係，相信梁湘的問題很快得到解決。誰知自始至終，王震也沒有為梁湘說過一句話。反而，王震為了撇清與梁湘的關係，落井下石，要求中央對梁湘嚴厲處理，絕不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