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陳炳根之死
陳炳根是深圳特區創辦後第一任房管局長。在中國，當房管局長，很容易把自己送進監獄。1991年5月，他因為與人私分一筆房屋建築工程利潤款被揭發而入獄，6月8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陳炳根死刑，經最高法院核准，綁縛刑場執行槍決。陳炳根貪污的款子只有十一萬元人民幣，這點錢，若是在今天，別說一位房管局長，就算有人裝個紅包送給一位村長，也未必值得村長看上一眼。
說起陳炳根，是因為我認識他，並且他當房管局長和我有點關係。
陳炳根原是廣東省副省長李建安的秘書。李建安來深圳，接受過我的採訪。採訪副省長，要通過秘書安排時間，陳炳根很幫忙，我便與陳炳根認識了。
1985年李建安退休，撇下陳炳根不管了。陳炳根想到深圳謀一份差事，就來找我。他一副落魄的樣子，對落魄之人我是願意幫一把的，我便去找深圳市的一位主要領導。那位領導對陳炳根也有印象，便叫來組織部長，看有什麼空缺，那時剛好深圳組建房管局，就任命陳炳根當了房管局長。
沒有我的幫忙陳炳根當不上房管局長，但我從來沒想過要陳炳根報答我，只是認為他會把我當作朋友。不久我調離深圳赴海南任職，有一次回深圳家中，上街閒逛路過房管局，便去找陳炳根聊聊天。不料一見面，他不認識我了，說了句他很忙，便把我撂在一邊。我悻悻然離開房管局。有人告訴我，他確實很忙，請他吃飯得排幾個月的隊，他早就不是原來的陳炳根了。
我第二次去找陳炳根倒是有求於他。我雖然在深圳特區創辦之初便在深圳工作，但一直沒有入籍深圳。大約1983年，深圳市分了四套房子給《羊城晚報》記者站，其中一套我居住。我調《人民日報》工作，便把這套房子從《羊城晚報》帶到《人民日報》。後調海南工作，《人民日報》不再解決我的住房問題。深圳實行房改，我沒有深圳戶口，不屬於房改受惠者，留在深圳工作的妻子便面臨無房可住的困境。此時我想到陳炳根，於是硬著頭皮再去找他，請他幫幫忙，將這套房子轉到我妻子的名下，參加深圳的房改。這對陳炳根只是舉手之勞。那天我到深圳房管局，足足枯坐三個鐘頭等陳炳根接見，終於等到，他接見我五分鐘，仍然像是不認識我。聽了我的要求，只說了四個字：研究研究，便把我打發走了。從房管局出來，我發誓即使失掉這套房子，再也不會去找陳炳根了。
我是流亡海外後聽到陳炳根被槍斃的消息，沒想到，陳炳根之死僅僅因為貪污十一萬元。儘管犯了法，本不至於死。法院是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做出判決的：「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按照對陳炳根的依法判決，現在的中共官員，怕是一個都活不成。
陳炳根貪污的情節怎樣「特別嚴重」？這裡面還有沒有其他內情？我無從打聽。由此我想起另一樁死刑案。1983年，法院處死了廣東省汕頭地區海豐縣委書記王仲。海豐地處沿海，走私猖獗，王仲從繳獲的走私品中順手牽羊，幾年間裝進口袋裡的髒貨價值人民幣六萬六千元，無非是一些電子表之類。這六萬六千元髒貨，王仲大部分用來巴結地區和省里的高官。案情由新華社寫成內參，當年的中紀委書記陳雲，在內參上批示八個字：「亂臣賊子，留之何用」，本不致死的王仲就被陳雲的八個字送上了刑場。王仲至死也沒有透露他的走私品送給了地區和省里的哪些高官，因此他死後，他的妻兒得到很多人的暗中照顧。80年代初我曾採訪到廣州參加反走私會議的王仲，他作為反走私模範縣的縣委書記，在會上介紹經驗。那時距離他被槍斃不到兩年時間。
其六：與陳炳根相比，另一場人生悲劇發生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初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身上，他就是葉澄海。
我認識葉澄海，是從他所涉及的一個案子開始。1981年下半年，深圳的兩起走私案引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親自辦案：一件是國務院第四機械工業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深圳分部電子元器件走私案，另一件是羅湖區的尼龍布走私案。當時，葉澄海任中共羅湖區委書記，據說涉案頗深。半年不到，兩個案子都有了結果，陸續在報紙上公布：四機部深圳分部的經理鋃鐺入獄，葉澄海安然無恙，繼續當區委書記。
其實，兩起案子，與其說是經濟案，不如說是政治案。案情並不嚴重。中紀委將其作為石頭，扔出去，打擊深圳特區。我為葉澄海能在案件中脫身感到高興。
葉澄海是廣東梅縣人，是梅縣人氏葉劍英元帥的老鄉。他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特區建立前，他曾任寶安縣一個公社的黨委書記，後提拔為縣委副書記。深圳市一建立，他便被委任為市內最重要的一個區羅湖區委書記。葉澄海為羅湖區的發展竭盡全力，辦工業，建立商業網點，打通外貿渠道，引進外商投資，維持社會治安，每一項工作都有聲有色。無論在羅湖區內，還是在深圳市內，葉澄海都不負眾望。不久，他就被提拔為市委副書記兼任羅湖區委書記。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天下著濛濛細雨，突然有輛小汽車停在我身旁，葉澄海笑嘻嘻地打開車門，拉我上車，送我去目的地。我並非顯赫人物，僅一名記者耳，居市委副書記高位的葉澄海仍如以前一樣平易近人。平時，他不要司機，出門都是自己開車，遇到順路者，無論當官的還是老百姓，都搭人一程。在區委機關里，他也從不擺架子。
他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妻子賢慧，夫妻感情甚篤。據說，他人民大學畢業後，為了夫妻團聚，放棄大城市，要求分配到邊陲小縣來。
葉澄海仕途看好，有如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誰也不曾料到他有墜落的一天。
1985年初，中共中央組織部來了調令，任命葉澄海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省對外經濟委員會主任。那一年他四十出頭，是最年輕的副省級幹部。人們預測他，是省委第一書記或省長的接班人，不然就在省里干幾年，再回深圳，接任市委書記或市長。我也為他高興，佩服栽培他的人身獨具慧眼，堪稱伯樂。
有道是：權力會腐蝕人。葉澄海成了廣東省灸手可熱的權勢者，也註定要經受金錢美女的引誘和黨內鬥爭的打擊。葉澄海在兩者面前都敗下陣來。
他高升以後，我到廣州時，曾登門拜訪。並非想高攀，只是老朋友敘敘舊，但不得其門而入，擋駕的人傳出他的話：很忙。以後我再也沒有去找過他。我把我吃閉門羹的事告訴他的一位老上級，老上級也有同感，說：別說是你，現在連我也難得見到他。葉澄海對過去的老朋友、老上級都視如路人，甚至氣指頤使，毫不尊重，再也沒有停下車來搭人一程的平易和親切感。
那麼，他開始對什麼有興趣呢？女人。喜歡女人也沒什麼大不了，問題在於：那是什麼樣的女人？此女人大名鼎鼎，是早年香港電影界第一脫星，有「肉彈」之稱。1980年代，脫星雖徐娘半老，仍超級性感，令登徒子們垂涎三尺。國家改革開放了，脫星不甘寂寞，頻頻進出羅湖橋，遊走於廣、深、珠各地高幹之間，竟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她一會兒說要建一座亞洲最大的電影城啦，一會兒又說拉香港大老闆投資蓋摩天大樓啦，弄得許多中共高幹在她的石榴裙子下團團轉。我為此曾提醒一度被「肉彈」弄得迷迷糊糊的珠海市主要領導，離這位「肉彈」遠一點，千萬別被她弄到床上去。
葉澄海是省委常委兼省外經委主任，動一動手指頭，就可以批准一個投資案，讓人賺大把錢，自然是脫星的重點目標。就這樣，他倆一來二去，不清不白起來。
事情發生在廣州東方賓館。當葉澄海與香港「肉彈」在房間裡翻雲覆雨的時候，兩人的舉止，被儀器記錄下來。謀劃這次置葉澄海於死地行動的，是一位老資格的副省長，已去世，把葉澄海搞下台，是他去世前的一次傑作。
中共中央做了決定：撤銷葉澄海現任職務，發配到湖南省山區的一個縣裡當副縣長。葉澄海不服，不肯去，說被人陷害，要上訴。中央來了指示：如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在威嚴的中共中央面前葉澄海不能不就範。
我去國之前，聽朋友說：葉澄海流放了幾年後，奉湖南那個縣所在地區的派遣，擔任駐深圳辦事處主任，又回到了他的發端地深圳。後來，他自己開公司，做生意，發了大財，二十年不到，又成了一條好漢。
香港「肉彈」糟蹋了葉澄海後，去了北京，遊走於解放軍各軍種的武器裝備部門，涉入幫解放軍進口裝備的生意，還與某開國元勛的後代上演了一場生死戀。那是脫星人生最後的香艷故事。
（七）
1987年的10月，我離開了工作了五年多的深圳經濟特區，前往海南任職，那一年我四十一歲。
海南原本是廣東省轄下一個行政區，屬於副省級建制，即將脫離廣東，獨立建省，辦成一個大特區。建省籌備組組長許士傑、副組長梁湘已先期到達。他們都年過七十，從第一線領導崗位退下了，一個曾擔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一個曾擔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
海南獨立建省，辦成一個大特區的建議，是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提出。許家屯受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委託，前去海南考察，為面積僅次於台灣、資源比台灣豐富卻窮困破敗的海南島尋找一條出路。深入考察了海南的許家屯回到香港便向中共中央提交報告：建議海南獨立建省，辦大特區，實行比深圳特區更加特殊的經濟政策。許家屯的建議經趙紫陽首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過，獲鄧小平批准，海南建省就這樣決定了。
梁湘奉命去海南上任之時，叫我陪他一起到海南走一走。路上，他提出要我隨他一起去海南工作，擔任未來省政府的秘書長。我對這個職務毫無興趣，便以從沒擔任過政府職務為理由謝絕了。梁湘說哪麼你就干你的本行，擔任《海南日報》總編輯。過幾天，他又說，他已經和許士傑商量，許士傑也向我發出邀請。
1970年代中後期我曾擔任廣東人民廣播電台駐肇慶地區記者，許士傑為肇慶地委書記。當梁湘向許士傑提起我，許士傑說，他與我早就是熟人。這兩位長者的面子都很大，如此一再邀請，再不接受他們的好意，我就顯得不識抬舉了。不過，說實話，我願意去海南工作還有另一層因素：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十年，按照趙紫陽描繪的藍圖，是經濟與政治改革、包括新聞文化改革同步進行。我也想在中國新聞改革的領域有所作為，作為男人，我有獲取權力施展抱負的衝動。《人民日報》記者固然居於中國記者職業的頂尖位置，一篇報導或許就能對中國產生某種影響，但那畢竟限於個人，唯有獲得掌握一個報社的權力，才能把心中新聞改革的願望付諸實施。況且，我斷定，未來的《海南日報》，一定是全國矚目非等同一般的省級黨報。
許士傑和梁湘，趁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去《人民日報》約見社長錢李仁、總編輯譚文瑞，請《人民日報》支持海南建省、辦大特區，他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調我出任《海南日報》總編輯。《人民日報》人才濟濟，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人民日報》記者調地方報紙出任總編輯，我也不是第一人。錢李仁、譚文瑞爽快答應了，調令很快下達。
我出生於東北黑龍江，在廣東長大。我是中共解放軍四野南下軍人的後代，我的父親跟隨他的司令員林彪，從東北打到海南島。父親1955年從部隊轉業到廣州地方工作，我隨母親到廣州與父親團聚。我就讀的廣州東山培正小學和廣雅中學，是廣東的中共南下幹部子弟聚集的學校。我讀中學與趙紫陽的長子趙大軍同學，在趙紫陽的眼裡，我們都是他的孩子。我在深圳任《羊城晚報》記者站長和《人民日報》首席記者期間，曾跟隨來深圳視察的趙紫陽貼身採訪。我到海南上任之前，《人民日報》老記者林里提醒我應該去趙紫陽家，告訴他我的去向。林里曾在廣東工作，與趙紫陽稔熟。一天晚上，我們乘坐《人民日報》派的車，進入中南海趙紫陽家做客。趙紫陽對我到海南工作大加讚揚，問是不是梁湘要我去的？我說是。趙紫陽說：「海南要建大特區，年輕人應該到最具挑戰的地方去。」見趙紫陽之前，我對去海南工作，一直三心二意，趙紫陽的鼓勵，不容我猶豫了，不能打退堂鼓了，只能一往無前跨越瓊州海峽了。
我知道瓊州海峽的水很深，但不知道深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去海南工作最後是什麼結果，為了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我對許士傑、梁湘和錢李仁提出要求，只把黨組織關係遷去海南，行政關係留在《人民日報》，在海南干三年，三年後回《人民日報》，他們都答應了。但幾個月後，答應的都不算數，梁湘催促我趕快把行政關係遷來海南，否則就不是全心全意建設大特區，《人民日報》催促我趕快把行政關係遷走，說將來可以再遷回來。我無奈，只好回北京辦理手續。《人民日報》駐北京首席記者高新慶在家裡設宴為我送行，我為離開《人民日報》悶悶不樂，喝多了，當著高新慶等同事的面大哭一場。
在《人民日報》，想去海南施展一番的大有人在。我的記者部同事、駐安徽記者趙希龍，群工部編輯嚴建華，來找我，後來他們都成了我在海南工作的好幫手。尤其趙希龍，他畢業於《人民日報》與社科院合辦的新聞研究生院，有相當強的新聞寫作和指揮報導的能力，他擔任《海南日報》總編室主任，統籌版面安排。
接著繼續說我去海南上任。離開深圳之前，深圳副市長兼市政府秘書長鄒爾康設宴為我送行，赴宴的深圳同行都來向我道賀，我卻是心情忐忑的踏上了行程。
那時，廣州與海口沒有大型飛機通航，我乘坐一架像似用來撒農藥的單引擎雙翼飛機飛到海口，短短的距離飛了兩個多小時，飛機顛簸的厲害，好像每分鐘都可能掉下來。此前，我作為記者，曾經到海南採訪，到過海口、瓊中、保亭、陵水，報導或調查過倒賣汽車事件、特大颱風吹襲、黎族人的教育、沒有魚吃的漁民、一位局長開槍殺人，等等。
這一次，也和以往出發採訪一樣，我提著一個裝幾件換洗衣服的背包出發了，在濛濛細雨中到了海口機場，接機的海南組織部和宣傳部官員，好不容易才認出我，差點把我扔在機場，他們不相信這副模樣的我是從《人民日報》來的《海南日報》總編輯。
1987年到1988年建省之初的海南，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怎麼會把一個富饒、美麗的海島糟蹋成這般模樣：看不到一幢像樣的樓房，看不到一條像樣的馬路，看不到一間像樣的工廠，看不到一塊像樣的農田。海南建省，適逢連續十八個月乾旱，農村河塘無水，農民家裡無糧，農田龜裂，並爆發了幾十年未曾見過的蝗災，饑民流竄潮眼看就要起來了。
此時，也1987年10月間，正是「十萬人才下海南」大潮開始洶湧激盪之時。只有十三萬人口的海口市，出現了中共建政以來罕見的人文景觀：沒有任何人去號召、去組織，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男女，或坐車，或乘船，或徒步，一窩蜂跨過瓊州海峽。人才大潮，從1987年9月，中央宣布海南獨立建省、建設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時湧起，到1988年7、8月間減退，前後持續近一年時間。十萬，是一個約數，其實不止十萬，高峰時有二十萬之眾。海南人稱這十多二十萬闖海者為「人才」。
人才們都是自願到海南求職，參加大特區建設。海南，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南海碧波中的仙境。海南絢麗的熱帶風光，那婆娑起舞的椰子樹，蜿蜒清澈的萬泉河，那天涯海角的陽光、沙灘、海浪，還有那會唱歌、會跳舞的黎族姑娘，固然吸引著他們，更令他們神往的是：大特區的廣闊天地和美好前景。他們中有人說：當年深圳建特區，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這次無論如何也要搭上大特區這艘航船。
全國各地的性工作者也趁勢而來。海口賓館前門的小廣場，天一黑便成了皮肉交易市場。如果有人喊一聲「警察來了！」大家便一鬨而散，過一會便又聚攏，繼續交易。與性工作者聚集相對應的是，海口大街的電線桿子、樹幹、牆壁上，貼滿了治療性病的小廣告。
闖海的人才，多數來自西南的雲貴川、西北的陝甘寧和東三省這些內地省份，也有來自京、津、江、浙地區。他們離鄉背井，有「男兒安在戀池隍」的壯志。當他們跨越瓊州海峽，陶醉了一番海南風情之後，馬上面對著的一個現實，就是：如何在這個海島上求得一份職業，如何使自己能生存下去，暫且不談生活得美滿、幸福和舒暢。
闖海人才在海南的命運令人關注。我那時經常站在海口街頭，看人才們東奔西跑的身影。他們中，少有西裝革履者，更多的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他們的眼神里，飽含著希望，也充滿了失望、沮喪、惶恐。白天他們東奔西跑，晚上棲身於海口街道的騎樓下、公園的長凳子上。建省之初的海南，經濟遠遜於雲貴川、陝甘寧、東三省。沒有新的工廠、商店，沒有科研機構，沒有新開張的公司，怎麼能容得下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十多萬人才？一個月過去了，二個月過去了，半年過去了，人才們看到了想像中的海南與現實中的海南巨大的差距，一部分人收拾包袱，打道回府；一部分人咬著牙仍然堅持著，相信終有一天找到一塊容身之地。
那時海口的一條街道上開了一家「孤獨酒吧」，是十萬人才最初的傑作。「孤獨酒吧」每晚擠滿來闖海的人才，藉助酒精躲避失望和孤獨。我也曾想到這家酒吧買醉，因為那時我也很孤獨。
人要吃飯，吃飯需要錢。人才們身上帶的錢花光了，為了堅持下來，便各出奇謀。一時間，海口街頭出現了許許多多路邊小食攤：四川麻辣火鍋、雲南過橋米線、山西刀削麵、陝西羊肉泡饃、河南胡辣湯、東北小雞燉蘑菇，一塊塊招牌，夾雜著南腔北調的叫賣聲，使的大街小巷熱鬧非凡。還有人在街頭為人畫像，有人抱著吉他賣唱。我與一位賣烙餅的青年交談，他說他是學機械工程的，在貴州一家軍工廠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事情干，他不甘心荒廢自己，決心來闖海南。我又與一位街頭賣唱的青年交談，他說他音樂學院畢業是學作曲的，在陝西一個地區歌舞團工作，共產黨對文化工作所設的諸多禁區，使他的創作源泉枯竭了，海南是開放的地方，他到海南為的是尋找自己的藝術生命。我還與一位夜晚倦縮在公園長凳上睡覺的青年交談，他說他來自東北吉林省，學的是醫療器械專業，卻在一個縣城的電影院裡當放映員，他覺得學非所用，並且生活太苦了，他闖海南的目的很簡單，如果找不到對口的單位，就想辦法發點財。
1988年過年過後，多數人才的海南夢都被現實粉碎了。有數百名沉不住氣的人才聚集在省委、省政府大門前面遊行示威，高喊口號，要求省委書記、省長接見他們。終於，省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出來了。他對人才們很不禮貌，險些引起一場衝突。在我的記憶里，省長和書記從來沒有接見過這些人才，也沒有就人才問題召開過會議，因為他們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海南太窮了，接納不了這樣多人才，就象一個貧窮的山區鄉村，接納不了一批原子能專家一樣。眼看著十萬人才來了，又走了，這對海南是一件遺憾的事，卻是無可奈何的事。
久而久之，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做出非常舉動，我也曾被他們嚇一大跳。有天晚上我正在審看報紙大樣，一位長髮披肩，滿臉鬍子的人才闖進我的辦公室，瞪著布滿血絲的眼睛，命令我放下工作聽他說話。他說他是偉大的藝術家，決定來《海南日報》工作。他命令我拿起筆，把他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我不敢違令，乖乖地照辦。我最後告訴他，他仍然需要到報社的人事處辦理申請手續並提供必須的資料，以後沒見他再來。又有一天晚上，一位青年闖進我的辦公室，他喝醉了酒，他說他是人類歷史上幾百年都沒有出現過的偉大作家，到《海南日報》工作，定能使《海南日報》成為左右世界輿論最偉大的報紙。我請他拿幾篇作品給我拜讀，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家報刊配得上發表他的作品。
我可憐他們，也心疼他們。他們原來應是精神正常的，只不過走投無路，迫得他們說出瘋話。
十萬人才能在海南找到工作的，不到一兩千人。很多海口居民對十萬人才下海南，牴觸和拒絕，我卻看到這是《海南日報》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在十萬人才下海南期間，我從這些人才中，招聘了幾十名編輯記者，他們中大部分有較高的新聞工作素養，後來成為《海南日報》的骨幹力量。沒有他們，《海南日報》不會迅速改變面貌，躍升為全國一流的省報。而我當時也為中國內地埋沒了這樣多人才，剛剛起步的海南卻無法享用送上門的人才資源而感到惋惜。
順便說幾句：調進《海南日報》的人才，每一位都經我最後簽字批准。我查看報社人事科報來的人事檔案，看見不少人的檔案袋裡，裝著一頁紙或者幾頁紙被檢舉揭發，或者個人在運動中寫的檢討、思想匯報等材料。這些材料未經任何核實，應是不實之詞，在他們本人不知情且無法申辯的情況下，裝進牛皮紙做成的人事檔案袋裡，長期以至終生跟隨著他們，影響他們的任用、提拔，窒息他們的才能。我每看到這些材料，便將其抽出、銷毀。我知道這是嚴重違反中共人事紀律的行為，要受到嚴厲懲處，但我不這樣做，這些有用的人才，便不能調進《海南日報》，調進來也不能受到重用。
（八）
1988年夏天，十萬人才下海南大潮逐漸退去，到年底，一輪新的人才大潮又興起。海南大特區的特殊政策，吸引著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的企業，紛紛到海南，興辦一家又一家分支機構和合資公司。一隊又一隊人馬來到海南，一塊又一塊招牌掛起來。和一年前的人才潮不同，這一次，踏進海南的人才，帶來了資金、技術、投資計劃和對外經濟合作的意向。沒有人去統計這新一輪的人才潮總共湧進來多少人，估計也不少於十萬之眾。其中，有許多曾在全國響噹噹的人物，包括下了台、蹲過監獄的原江西省省長倪獻策，他雄心勃勃地在海口辦了一家公司，試圖在大特區東山再起。毫無疑問，倪獻策也應算作一位傑出人才。
海南省大特區建設，在特殊政策下，一靠人才資源，二靠自然資源。但建省前的海南，資源豐富，工農業生產總值卻趕不上珠江三角洲的一個縣；一年三熟，每年都要從島外調進五億斤糧食；風光旖旎，卻遊客稀少，沒有任何旅遊設施；四面環海，卻沒一個像樣的港口，數得上的，一個是海口市的秀英港，水深不足十米，萬噸貨輪靠不上岸，另一個是東方縣的八所港，是運送石碌鐵礦的專用港。
其實海南島的陸地面積三萬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比台灣只少約六百平方公里，但自然資源之豐富非台灣可比。海南有四大資源，人們譽其為寶島，並非虛言。
首先是熱帶作物資源。全島到處是大片的橡膠林。在采割橡膠的午夜至黎明這段時間，膠工們頭戴有一盞小燈的工作帽，穿梭於膠林之中，遠看，恰似天際繁星閃爍。海南橡膠業從1952年開始發展，奇怪的是，請來指導種植橡膠的，竟是國土延伸到北極圈內，連橡膠樹是什麼樣都沒見過的蘇聯「專家」。海口市第二招待所有一幢幢小樓，就是早年為招待蘇聯「專家」而建的。原來，當年的東歐社會主義集團，沒有一個國家出產橡膠，橡膠是重要的戰略物資，據說蘇聯指令中國負責社會主義陣營的部分橡膠供應，於是，沒見過橡膠是什麼樣的蘇聯老大哥就來指導海南人種橡膠了。
除橡膠外，海南還有遍布全島的咖啡、可可、油棕、胡椒、劍麻、丁香、腰果、椰子等熱帶作物，和菠蘿蜜等內地人未曾見過的熱帶水果。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的熱帶作物和水果，都可以在海南島看到。1988年海南胡椒豐收，面臨國際市場胡椒價格暴跌，外貿部門拒絕收購，農民賣胡椒難。《海南日報》曾辟出版面，專題報導，幫助農民解決買胡椒的難題。至於海南咖啡，雖不及衣索比亞、哥倫比亞咖啡出名，但品質之優，勝過行銷世界的雀巢咖啡。尤其萬寧縣興隆農場出產的咖啡，是印尼歸僑以傳統工藝手工炒制，香味之濃郁，口感之好，屬咖啡中之上品。
海南有一間規模很大的熱帶作物研究院，集中了全國頂尖熱帶作物研究專家，是中國唯一國家級熱帶作物研究機構。1987年底，我隨梁湘省長到該院視察，見其科研碩果纍纍，可惜的是，由於經費短缺，使許多專項研究無法深入。再加上科研與生產兩個領域缺少中間環節的銜接，使一些科研成果長期擱置在實驗室里，不能轉化為生產力。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海南橡膠品種普遍退化，產膠量少，海南熱帶作物研究院通過對膠樹的提純復壯，成功地解決了膠樹退化的難題。但年復一年，其研究成果始終沒有踏出研究院的大門，而全島橡膠樹退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熱帶作物研究院原本設於海口，後遷到海南島西北部儋縣荒蕪的野地上，遠離城市，生活環境差，科研人員工資微薄，十人有七、八人不安心工作。在視察中，有位科研人員以為我是梁湘省長的秘書，偷偷塞給我一封信，要求我交給梁湘省長。信寫得情詞懇切，請梁湘省長幫助他調離研究院，讓他到別處發揮所長。我看信後心情黯然，對他深為同情。但如果把不安心工作的科研人員都調走，海南熱帶作物研究院怕是不復存在了。
再說旅遊資源。由於海南地處熱帶的邊緣，全島隨處生長的熱帶作物，交織成一派綺麗的熱帶風光。再加上海島地形複雜，既有高山峻岭、溪澗河流，又有蜿蜒海岸、平緩沙灘，還有民族風情和歷史古蹟，其旅遊資源之豐富，也是中國大陸其他省份所少見。首推的旅遊勝地當然是中國最南端的城市三亞。三亞市面對浩瀚南海，長夏無冬，天涯海角、三亞灣、牙龍灣，是人們避寒嬉水的好去處。天涯海角的海灘上，有從天而降的巨石，石上刻著歷代文人墨客的題詞。來到牙龍灣，則是另一種情景：望不到盡頭的海灘，海沙如麵粉般又白又細。朝海中走去，前進一百米，低頭透過海水，可望到自己的腳趾。趙紫陽當年擔任總理時，到海南視察，去牙龍灣，也要贊上一句「不是夏威夷，勝似夏威夷！」
海南有黎、苗、回等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是黎族，達六十萬之眾，占當年全省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黎族人聚居在五指山區腹地和南部沿海一帶，是海南島的原住民。千百年來，黎族人保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建築、服飾、語言、音樂、繪畫、生活習俗等，保持著自己的民族特色，成為民族風情旅遊不可多得的資源。
1988年6、7月間，慶祝海南建省的鑼鼓鞭炮剛剛響過，海南省政府便組織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由省長梁湘任團長，省委書記許士傑任顧問，造訪香港。許士傑在招待香港各界人士的酒會上致詞，講了一句聽起來令人感到新鮮的話，他說：海南是全國土地面積最小的省份，但如果把它所轄的海洋面積包括進去，卻是全國最大的省份。的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在南海標定的九段線，中國強行把南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域，劃歸海南省所轄區域內，這就使得海南有著中國其他各省無法比擬的海洋領地，其面積之大，大過廣褒遼闊的新疆。南海海洋生物數量和種類之多，居中國其他海域東、黃、渤海之首。海南有青瀾、新村等大型魚港，是重要的漁業基地，但生產手段，加工能力，都相當落後，其海產品，供應海南本省需求，尚嫌不足，更談不上供應全國，遠銷世界了。
海南的礦產資源也是其他許多省所不具有。海南已探明具有開採價值的礦產達三十五種之多。除鐵礦外，還有石油、煤、鈦、水晶、金礦等。水晶礦的開採有近百年的歷史，毛澤東水晶棺材的水晶便由海南供應。傳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侵略者來不及運走掠奪的幾百箱水晶，全部埋在地下，埋在何處？是海南建省初期人們希望破解的一個謎。值得一提的是，對海南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石油天然氣資源，陸上有瓊北油田，海上有海崖13-1氣田。海崖13-1氣田的天然氣儲量為約一千億立方米，是當年中國所發現的最大氣田。中國礦產冶金界無不曉得：海南還有一座全國品位最高的鐵礦——昌江石碌鐵礦，其礦砂含鐵量近百分之七十，礦砂可以直接煉鋼。石碌鐵礦所產礦砂，經由東方縣的八所港，直接運往寶鋼和武鋼。據80年代中期勘察預測，按當時的採掘速度，該鐵礦的蘊藏量，至少可供開採五十年。海南的石碌鐵礦，對於鐵礦資源以貧礦為主的中國來講，堪稱瑰麗的珍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