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y坦承自己很想念香港，她從2018年之後就沒再回去過，未來也不可能再踏進香港。她想念朋友家人和食物，她說，整件事很荒唐，她從來沒有想過在這個世紀還有地方是因為安全關係沒辦法去的，很荒謬，何況這個「禁地」竟然還是她的家鄉。但她也說，不能再回去雖很可惜，但若讓她選擇要做香港民主工作還是要能回香港一兩趟，答案很明顯。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時，Amy在電視新聞上看到香港的狀況，「真的看不下去」，覺得一定要站出來做些什麼。圖為當時香港街頭的抗爭者。圖／路透社
Amy最希望透過聯盟達成的工作，是在歐洲香港人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圖／受訪者提供
▌「爭取香港民主感覺是我的責任」──瑞典港僑Tao
Tao跟聯盟中其他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不太一樣，他是在瑞典土生土長的香港第二代，父母從香港移民到瑞典，Tao在瑞典出生，對香港的感情卻不少於生長於香港的香港人。不只廣東話說得相當流利，華語也一點都不差。他的應對進退和說話的氣質，跟我對香港人的印象相當符合，溫文儒雅、不卑不亢。
很難想像一個在海外出生長大的人會義無反顧的投入香港民主運動。Tao說，小時候常跟著父母回香港，香港對他而言是個像天堂的地方，雖然從未在香港長住，但每次造訪都是兩三個月，也有很多親戚在那邊。Tao說小時候的香港是個有人權、自由的地方，讓在瑞典長大的他對香港更加有親切感，也對香港產生了深刻的情感與認同。
對他來說，香港就像家一樣，加入民主運動之後就已經知道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辦法回香港。他聽回去的朋友說，香港的改變很大，街上聽到越來越多人說普通話，來自中國的人越來越多，街上看到更多中國國旗、聽見中國國歌，中國國慶的慶祝也越來越盛大，以前沒有的現在都開始了，未來只怕會有更大的改變，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卻不能做什麼。他有很多親戚朋友都搬離了香港，2019年後瑞典的香港人也變多了。
雖然如此，Tao認為香港的核心認同應該還是能留下，但他也擔心香港會廣州化——雖然留著核心認同，但粵語逐漸變成只在家中說的家庭語言，人人在外說著普通話，電視上也都說普通話，本地文化就慢慢式微及至消失。
Tao在加入歐洲香港人聯盟之前就已經在瑞典跟其他香港人一起成立了非營利倡議組織Befria Hong Kong，幾年來不斷在瑞典媒體上發表相關文章、拜訪瑞典國會，從事倡議工作。
他認為在海外的民主運動除了倡議之外，文化是另一項重要工作，Tao希望可以在瑞典或其他歐洲國家有更多的文化活動，也許播放影片或辦聚會。有了聯盟之後希望行政工作能更簡化，也許還可以跟台灣有更多連結。
最左邊為Tao，圖為2024年12月瑞典國會「香港民主與言論自由網絡」（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Hong Kong）成立時留影。圖／Stand with Hong Kong提供
Tao有家庭也經營自己的公司，時間太少是他參與香港民主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戰，想文章、投稿、跟政治人物接觸，這些工作都要花很多時間，而要如何讓政治人物從理解香港議題到真正採取行動，這也是倡議工作時常面對的挑戰。
Tao說他其實不太喜歡露臉，或跟政客見面，但為了倡議工作的大局，他依然投身；而他在聯盟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是跟其他同樣關心香港民主的香港人見面開會、聊天、吃飯、大笑，跟有類似想法的人相處總是會給人歸屬感。他說，很多香港人做了很多很棒很有啟發性的工作，大家都在做志工，跟這些人一起令人有成就感，也許可以幫忙型塑新的香港。
Tao說他有時也會問自己為什麼還在做有關香港的工作？他從沒想過自己會做這麼久，他認為自己堅持下去的原因是，自己是瑞典人，有自由有各種資源可以做這些事情。
「很多在香港或甚至中國的人想抗爭但沒辦法，我們在瑞典有言論自由，感覺像是個責任，可能是我自己想像的，但我覺得是個責任，我必須去做，這種感覺一直讓我走下去。」
他說家人還是很支持他的工作，一起看電視新聞時很難跟小孩解釋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令人失望，但至少小孩知道爸爸在儘自己的力量帶給其他人一點希望，他投身香港的民主工作多少也給家人對世界局勢失望的情緒帶來一個出口。
他說看到中國跟世界的發展，如果不繼續做這個工作自己可能會發瘋，也會看不起自己。他覺得做香港民主倡議工作其實也有他自己的私心，想要自我滿足甚至自我救贖，推動他的力量一部分可能是罪惡感，一部分是責任感。他說這個工作也許不會做一輩子，「但我還沒做夠」。
▌接續上篇：〈「讓人看見香港光復的希望，是我們的工作」：歐洲香港人聯盟群像〉
未來只怕香港會有更大的改變，港人卻無能為力，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卻不能做什麼。圖為香港維多利亞港一景，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圖／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