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亡者的天空
由於六四後新上任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過問了《海南日報》在89民運期間所犯的「錯誤」，促使海南省委常委決定對我重新處理。這一消息由海南高層的一位朋友冒險致電正在深圳家中休養、治病的我，我很快就要被押解回海南，面臨人生更大災難：或逮捕判刑，或遣送五指山區服苦役。我感到恐懼，我沒有勇氣面對將要到來的更大的人生災難。在香港來的朋友勸說和催促下，我決定辭國流亡，將人生的災難，換做另一種未知的另一種人生。這一念間的決定，使我的下半生在流亡中度過，從不到四十四歲開始，一直到人生終結。
（一）
我1990年2月18日踏上流亡之路。朋友告訴我，一切都已安排好，但他沒有時間向我告知和解釋他的安排，我唯一要做的是，遵照他的指令行動，不要問為什麼，也不要問去哪裡。
17日晚上十時許，我與妻子告別後，便離家走到住宅小區前面馬路的一根電線桿子下。剛剛站定，一輛麵包車便急駛而來停在我面前。我上了車，司機加大油門，向蛇口方向駛去。
蛇口的海邊，有一個邊防武裝警察的營房。汽車在武警營房大門前停下便離開了。我被一位武警軍官領進營房大門。門口站崗的兩位戰士見到我，竟把頭低下，意思是告訴我：他什麼也沒有看見。軍官要我在一間屋子裡稍事休息，大約十二點，軍官把我領到碼頭，登上一艘被稱作「大飛」的快艇。這種快艇速度極快，開足馬力時，快艇的頭部翹起，只有尾部接觸水面。軍官為我穿上一件救生衣，囑咐我坐好、抓牢。大飛由軍官駕駛，另一位武警戰士手持衝鋒鎗匍匐在船頭，飛也似的駛出碼頭，駛入漆黑的海面，駛向對岸。對岸是香港新界一個名叫流浮山的地方。這是我生命中不可思議的一次經歷。大飛在「飛」，發出轟鳴的馬達聲，我的心出奇的平靜。我知道，再過幾分鐘，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要發生重大的變化。
整個過程，我一句話都沒說，武警軍官卻不時發出呼喊聲，像是抒發他的愉快心情。當「大飛」駛達岸邊，我登上香港土地時，軍官對我大聲說道：「程先生，再見。祝你好運！下次再玩過。」天啊，人生有這一次已經足夠，怎麼會有下一次！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為什麼用這種方式把我送上流亡之路。我當時手中持有可多次往返香港有效的公務護照，本可從羅湖或者其他地方的海關持護照出境。後來，朋友告訴我，那時，全國各處都在追捕民運人士，我的朋友怕我已經上了禁止出境者的黑名單，於是決定走這條「最危險也就最安全」的水路。
我也不知道武警營房裡的官兵為什麼會甘冒風險送我出境。為了正義？應該是；為了錢？也許。據說營救我的朋友向武警支付了二十萬港幣。到了香港，我不禁擔心那些武警官兵的命運。幾年後，有人告訴我：港英已經把這些武警官兵全部接走，送到倫敦，給他們英國公民身份。也可能，營救我出境的行動，得到港英當局的支持；也可能，通過蛇口的武警，營救出境的六四後受中共迫害者，不止我一個。
我登上流浮山海岸，一條海濱公路出現在我眼前。剛剛站定，香港朋友的轎車疾駛而來，停在我面前。和大約兩個鐘頭前我離開時一樣，時間誤差不超過半分鐘。
在香港接應我的朋友把我送到九龍旺角一位「江湖人」的據點。過了一會兒，這位江湖人從外面回來，熱情與我擁抱。接著便掏出一把手槍，放在桌上，說道：按香港法律，個人持有槍枝，要判刑、坐牢。人們都叫這位江湖人作「六哥」，他的名字叫陳達鉦，六哥是香港人營救大陸被圍捕民運人士「黃雀行動」的總指揮，他的弟弟七哥陳達鉗，是帶領一幫兄弟親臨大陸營救行動的執行者。在六哥的指揮下，黃雀行動營救了一百三十多位89民運人士出境。六哥手下有兩名兄弟在行動中不幸犧牲。「黃雀行動」充滿了傳奇色彩，被人們廣泛傳頌。不過六哥告訴我，我不是黃雀行動營救出來的，他只是受朋友之託，接待我。
我在據點中過了一夜。一夜過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來人把我接走。接我的人叫朱耀明，支聯會常委，是一位牧師。他先帶我到支聯會辦公室，與其他幾位常委見面，然後把我交給了港英政府「人民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立即把我交給了「香港警察政治部」，「政治部」一刻也沒有耽誤，把我送到該部門遠離市區、設於新界中港邊界附近的一個據點，那是一幢設備齊全安靜舒適但周圍架設鐵絲網的別墅。政治部的一位華人高官告訴我：考慮到我在中國擔任高級職務，為我的安全，同時為了避開新聞界對我的追蹤，讓我住在這裡。他並宣布我在室內可以隨意走動，但不准靠近電話，不准走出室外一米遠。
「香港警察政治部」是英國秘密警察「蘇格蘭場」的下屬機構。我以為：我既落入「政治部」手中，他們一定想從我口中橇出點情報來，我一個新聞官，知道多少情報呢？我想錯了。他們確實只為我的安全和為避開新聞界，以免為港英政府帶來麻煩及被動，我的其他，他們不感興趣。
這幢別墅室內陳設與一般家庭相同，有臥室、客廳、廚房。政治部派四位幹員，兩人一組，每天分兩班，二十四小時看守我，晚上有一名警察睡在電話機旁，防止我靠近電話。四人輪流煮飯，並與我一起用餐，伙食標準相當高，想吃什麼，和他們說一聲，下一餐就可以吃得上。他們每天買兩份香港報紙供我閱讀，還買來我想看的雜誌，包括政治雜誌《爭鳴》和色情雜誌《龍虎豹》；過去在國內，我曾偷偷看過《爭鳴》，《龍虎豹》則是第一次看。那時正是英國足總杯賽季，香港的電視台直播時間在午夜後，他們每晚陪我看足球，看個過癮。為幫我打發時間，那位華人高官把自己的武俠小說金庸的《鹿鼎記》借給我看。我對武俠小說不感興趣，但把這本書看完了。《鹿鼎記》是我一生唯一看過的武俠小說，金庸筆下諸多武林人物，我只識得韋小寶一個。
期間，有一位英國人前來看望我，表達對我的關心，他是華人高官的上司。借我《鹿鼎記》的華人高官，則在我入住別墅不久，與我交談，問了中共官方機構的設置情況。那些情況他也熟悉，我猜他只是想通過交談，進一步確認我在國內的身份。
我曾要求他們帶我到香港市區轉轉，那怕坐在車裡不下車，遭他們斷然拒絕。於是我便採取抗議行動，但手段有限，只是不刮鬍子。誰知他們竟然拍手叫好，鼓勵我把鬍子再留長點，這樣就沒人認出我了。堅持了半個月，抗議失敗，我只好把鬍子刮掉。
看守我的四位幹員，有兩位是「老差人」，資格老職位不高，其中一位為人憨厚，喜好賭馬。四人中有一位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曾在英國深造，見過世面。還有一位是基督徒，他說他曾是「爛仔」，皈依基督後成為好人，他送我一本《聖經》，並在扉頁上寫下「親愛的同胞程老師：認識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你的朋友。」
四位幹員閒來無事，喜歡陪我聊天，他們表達最多的是對將要到來的九七回歸的擔憂和恐懼。他們很羨慕我逃離了中國，而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惶惶然。四人對89民運和六四屠殺的情況了解得比我多，對解放軍屠殺學生和市民極為憤恨，對六四後遭迫害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深深同情。有一天，學生領袖柴玲成功逃出中國，香港的電台廣播了她的錄音講話，他們特意把講話錄下來，與我一遍一遍收聽，為柴玲逃出魔掌興奮不已。
他們每天看守我，無聊時就要找些樂子。離我住的別墅不遠，像是香港警察負責邊境安全的一個據點，每天有穿軍裝和便裝的警察進出。那個據點中養了一隻狗，這隻狗白天很忙，晚上無事，常到我們這邊討煲湯的骨頭吃。我們給這隻狗用李鵬的「鵬」字起了個名字「鵬鵬」。起初這隻狗不知「鵬鵬」是誰，幾天後便知道是自己，一聲「鵬鵬」，它呼之即來。有一晚鵬鵬來到別墅門口，我發現白天它的主人們與它玩耍時，在它身上蓋滿「允許入境」的章子。我不禁一嘆：中國內地，不知有多少人為入境香港，前赴後繼，捨生忘死，最後仍不得其門而入；你鵬鵬，一隻狗而已，身上輕易蓋滿你不需要的入境章，世間竟有如此不公之事！
我知道我身處的地方，旁邊是深圳，那裡有我的妻子；再往前走，就是廣州，那裡有我的母親。她們此刻正惦記著我，不知道我身在何處，不知道我的生死安危。而我不久前才離開的海南島，也不遠，中共海南省委此刻在尋找我，《海南日報》正開展對我的大批判，聲討我的「罪行」。咫尺之間，兩個世界；昨天今日，恍如隔世。人生的際遇，是如此無常。
港英政府一邊看管保護我，一邊聯繫接收我的國家。同意接受我的國家有四個，政治部官員勸我去英國，說可立即動身，將來也可隨時來香港。我堅持去美國，說既然投奔西方，就要去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官員說那要耐心等待，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已上報國務院。到四月中旬，獲美方答覆。
1990年4月17日，香港警察政治部的官員帶我前去美國領事館，去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總領事對我說：「程先生，美國歡迎您。」一句話，說得我心中悲喜交集、百味雜陳。見過總領事，又到領事館隔壁去見美國移民官，辦理相關手續。移民官給了我一張紙，說這就是「綠卡」，入境美國後，有了固定地址，美國移民局會把正式綠卡寄給我。
4月18日，也就是我到達香港整整兩個月的日子，我由港英警察政治部兩位官員護送，繞過海關，直接登上飛往美國舊金山的飛機。我問看守我兩個月的那四位幹員為什麼沒有來？兩位官員回答：他們已經完成任務。我想和他們道別，說一聲「辛苦了，謝謝！」卻沒有機會。
到達舊金山的第三天，我便前往洛杉磯，加入六四後旅美中國新聞人士聯合創辦的《新聞自由導報》，後來任該報的總編輯。
「六四」後，港英警察政治部曾介入營救中國民運人士，為保存中國民運力量做過不為人知的貢獻，所以他們才會與我有一段緣分。九七香港回歸後，這個部門遭到清洗，而後變成了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下屬機構，參與堵截和抓捕中國民運人士。而我更關心的是，曾幫助過我的四位政治部幹員和他們的華人上司，今在何處。他們會被整肅嗎？誰來營救他們？我可能這一生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他們留給我的，是永久的記憶。
回過頭來再說說六哥和我所交往的黑社會。六哥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組織是黑社會，他說那是「幫會」。幫會到處都有，是兄弟們互助的組織，六哥的幫會成員都來自中國大陸。你看中國地圖，城市都用「圈」標識，所以來自大陸人的幫會被香港人稱作「大圈仔」。既然是幫會，總會做一些香港法律所不容許的事情，比如走私，賭外圍馬，六哥還曾受大陸公安委託，找到畏罪潛逃香港的大陸刑事犯，裝進麻袋，通過海上送回大陸。六哥來自江西南昌，大圈仔與香港一般的「三合會」有所區別之處是，他們都有濃厚的大陸情結，所以六哥手下的兄弟們都心甘情願聽從六哥的指揮，冒著生命危險營救六四後被追捕的中國民運人士。凡為執行幫會任務而犧牲的兄弟，六哥的幫會將贍養他們遺下的妻子和兒女，直到兒女長大成人。在黃雀行動中，六哥手下的兄弟有兩人死亡、兩人被捕。六哥為解救這兩位兄弟，曾隻身一人前去北京公安部，面見部長陶駟駒，要求他放人，竟感動了陶駟駒。後來陶駟駒有一番在香港炸了鍋的言論，說「黑社會也有好人」，據說就是見了六哥後有感而發。說六哥是好人，何止是好人，他是六四後捨身取義救助中國民主人士於危難之中的豪傑，他和他指揮的黃雀行動，在中國現代史中書寫了可歌可泣的一頁，永載中國民主運動的史冊。
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哥老了。他已受洗皈依基督。幾年前，六哥來美國看望他營救的民運人士，到舊金山，民運人士為他舉辦了歡迎派對。我去看他，他有些遲鈍，看了我好一會兒，才認出是我，激動的拉著我的手，向參加派對的人大聲說：這是程凱！這是程凱！我也激動不已，拉著他的手，連喊：六哥！六哥！
流亡美國第一年，我曾持美國政府發給我的出國旅行證件「回美證」，返回中國一次，此後兩次前往香港，試圖探索無阻礙回中國之路。六哥說：想無阻礙，他只能把我偷渡回去。我想：那是我的祖國，我回國，卻要偷渡，滑天下之大稽。
在香港期間，六哥介紹我認識香港一位真正的黑社會大佬泰哥。泰哥名叫陳泰，也叫陳庭雄，外號「傻佬泰」。泰哥的幫會名叫「和合圖」，是香港本土老牌幫會組織，歷史上曾參加工人運動，支持辛亥革命。和合圖的地盤在銅鑼灣一帶，銅鑼灣的駱克道，一頭一尾兩間三溫暖館「贏宮」和「新贏宮」，兩間麻將館，一幢高層建築，以及建築中的餐廳、商場，都是泰哥獨資或持股的產業。我見泰哥時，泰哥表示他已退休。退休後的泰哥，篤信佛教，每個月都要去大嶼山寶蓮寺上香禮佛，聆聽法師開示。泰哥辦公室設在一間三溫暖館內，不像辦公室，倒像是醫館，室內擺滿藥櫃藥罐。退休後的泰哥醉心於研究中醫，免費為街坊把脈診病，似是已進入洗盡鉛華，珠璣不御，一心懸壺濟世的境界。第一次見面，泰哥就關心梁湘的病情，我說梁湘罹患腦萎縮，日漸嚴重，他立即開了一劑藥方，要我托人轉交給梁湘，並為梁湘遭受迫害深表憤慨。
六哥這樣一位大英雄，見到泰哥，畢恭畢敬，泰哥一講話，六哥就掏出一個小本子記錄，好像領受最高指示，可見泰哥雖然退休，但在和合圖，仍具有無可取代的影響力。我在泰哥的辦公室，見到他的辦公桌玻璃板下，有幾張照片，其中有與香港歌星羅文、梅艷芳等人的合照，難道這些明星也是泰哥麾下的和合圖成員？六哥告訴我，他的「黃雀行動」，所費不貲，少說上千萬港幣，其中泰哥捐出至少三百萬，泰哥是港人營救六四屠殺後逃亡的中國民運人士行動背後最大的財政支持者之一。
泰哥是潮州人，自小隨家人移居香港，在銅鑼灣一帶摸爬滾打，有了錢便回潮州老家捐資興學，架橋鋪路。平時在香港，他是銅鑼灣街坊會的會長，我見他走在街上，街坊們老遠便與他打招呼，連呼泰哥好。泰哥每上街，口袋裡一定揣一把千元大鈔，見到困難戶便問最近日子過得怎麼樣，問完便掏出幾張千元大鈔塞給困難戶。
我在香港期間，泰哥為我提供住所，就在駱克道鵝頸橋旁邊的一幢大樓內，那是他早年的家。泰哥發跡後搬到半山的高級住宅，但他母親捨不得離開街坊鄰居，不肯去半山，仍住在這幢大樓內。母親去世後，他早年的住宅便用於祭拜母親和先祖。我住進去後，泰哥從半山下來，經常到我的住處聊上一陣，中午拉我和他一起吃飯，我推都推不掉。一天，聊完天，泰哥從口袋裡掏出二十萬元港幣贈送給我，用不容商量的口氣要我收下。我嚇了一跳，那是我一生一次性得到的最大一筆錢。
泰哥與他的和合圖能在銅鑼灣有一片天地，全靠泰哥率領眾兄弟搏殺得來。每次與對手「開片」，泰哥都身先士卒，沖在最前面。對手怕他，所以稱他為不惜命的「傻佬泰」。泰哥頭上有一道刀痕，那是他的對手在銅鑼灣打不過他，趁他到澳洲雪梨唐人街時伏擊他砍傷的。我在香港與泰哥在一起時，會看到有人跑來向泰哥報告，贏宮或新贏宮又被「砸場子」了，泰哥泰然自若，不動氣，要他們自己處理。此時我看到退休後的泰哥，慈眉善目，臉上已經沒有殺氣。但是退休後的泰哥，對他經營企業的員工卻仍然管束極嚴，高層員工都是和合圖兄弟。他的兩間三溫暖館絕對禁止任何色情活動，有一次，其中一間三溫暖館的經理對三溫暖按摩女工動手動腳，被女工告到泰哥處。泰哥叫那位經理來自己的辦公室，問：是不是事實？經理承認是事實；泰哥問：該怎麼辦？經理說請泰哥執行家法。於是泰哥拿出一把錘子，經理把手伸到錘子下，泰哥抬手，一錘子把經理的小拇指打斷。經理一聲不吭，接過泰哥遞給他的刀傷藥，包紮一下，給泰哥鞠了一躬，便轉身回去上班了。泰哥施家法懲罰違規的經理時，我剛巧在泰哥的辦公室，泰哥沒有讓我迴避，我看到了慈眉善目的泰哥的另一面。
在香港，泰哥、六哥給了我充分的照顧和支持，但我仍感到中共像一個幽靈，時刻籠罩我的頭上。1994年，六四屠殺五周年前夕，香港報紙公布了中共邊控不准回國的四十九人黑名單，我被列入名單之中。與我同列名單中的還有許家屯、劉賓雁、嚴家褀、萬潤南、陳一咨、蘇曉康、鄭義、方勵之等前中共官員和知識分子，以及六四後流亡海外的89民運學生領袖、六四後海外民運組織的領袖。我知道回國無望了，一度打算在香港謀一份工作。此間，我的朋友、前《羊城晚報》副總編輯來香港看望我，向香港《新報》推薦我出任該報主筆。當時《新報》被大老闆收購，雄心勃勃一展宏圖，社長、總編輯都已到崗，尚缺一位撰寫社論與評論的主筆。《新報》社長與我的朋友有多年交情，對我朋友的推薦非常滿意，在一家私房菜館宴請我，許諾給我不菲的薪水，和在跑馬地住宅區免費提供一套住房。但過後，大老闆有所顧慮，決定將聘請我任《新報》主筆一事向香港新華社報備。新華社迅速做了回復，堅決反對《新報》聘請我，以嚴厲的口氣威脅《新報》「後果自負」。這使我知道我在香港的一舉一動，新華社都了如指掌，加上四十九人黑名單披露，香港對於我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4月底，我告別泰哥、六哥，返回美國，自此沒再踏足香港，沒見過泰哥、六哥。多年過去，六哥來舊金山，我急切詢問泰哥的情況，六哥說泰哥已經去世，死於糖尿病。泰哥罹患糖尿病後不肯看西醫、吃西藥，執著於中醫「上焦、中焦、下焦」的傳統醫道，吃自己配製的中藥，終於導致併發症爆發而不治。
我與泰哥、六哥交往，是我人生中一段奇妙經歷，讓我心中一大疑問得到解答：黑社會黑不黑？那就是：黑社會既黑，又不黑。我所看到的泰哥、六哥的善舉與壯舉，堪稱人類的英雄之舉，非心靈高尚者不可為。在中國，要說黑，無惡不作、貪腐成性、將國家推入萬劫不復深淵的中共，才黑如漆、黑如墨，即使黑社會再黑，也不及中共之黑之萬分之一。
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我連香港也進不去了。即使在美國，仍然逃不出黑名單的陰影。
四十九人黑名單，是中共設立海外華人黑名單的起始，如今的黑名單，遠不止四百九十人、四千九百人、四萬九千人。中國駐各國使領館，設有龐大的資料庫，將他們認為或懷疑有反共言行的海外華人，都列入資料庫的黑名單中。使得海外華人，無論老僑、新僑，都不敢表達對中共的任何意見，生怕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回國探親、旅遊、做生意，甚至危及國內的親人遭傳訊、拘押。我的一位在美國大學從事政治與歷史教學和研究的朋友，寫了幾篇分析中國現狀的學術文章，文章里有對中共的善意批評，不久前他打算前往中國開展學術研究，去中領館簽證被拒，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單。2017年8月1日清晨，一位名叫李新的華人，持槍朝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一陣怒射，然後走回汽車，吞下留給自己的最後一顆子彈。李新來自中國大陸，六十歲左右，是個本分的華人，只偶爾一次參加當地華人抗議中共的集會湊個熱鬧，便上了中領館的黑名單，從此便不能回中國，與國內年邁的老母親天人永隔。李新想不通，便槍擊中領館發泄一腔憤恨。但海外各國中國使領館不為所動，黑名單的人數不斷增加。
1994年我從香港返回美國後，曾經前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問個究竟。我不認為我會問出什麼結果，但我要與中國的外交官理論一番。
也許我在國內是個有點地位的人，中領館破例由一位副總領事出面接待我。於是我與副總領事有下面的對話：
我問：報上披露中國政府有一份禁止回國的黑名單，這是怎麼回事？
副總領事說：是嗎？我不知道。
我問：我是中國公民，我為什麼不可以回自己的國家？
副總領事說：原因你應該清楚，還用問嗎？
我說：你指的是因為我反對六四開槍鎮壓學生和北京市民嗎？
副總領事不回答，把話題岔開，說：你在洛杉磯主編《新聞自由導報》，從事反華宣傳活動。
我說：那是一份倡導新聞自由，客觀真實報導中國的報紙。
副總領事：這麼說，你很有功勞？
我問：1990年我曾回中國，為什麼可以？
他答道：純屬疏忽。
我說：那麼你告訴我，我怎樣才能回國？
副總領事說：除非你寫一份「悔過書」。
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其它事情可以商量，這件事做不到。我反對六四屠殺，這是支撐我後半生的信念，要我放棄這個堅持，就等於終結我的政治生命。
談話繼續不下去了，副總領事站起來送客。他把我送出領事館門外的人行道上，與我握別。奇怪的是，他小聲說了一句令我難以忘記的話：程先生，我是一位外交官，剛才我是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與你交談。他的話連說兩遍。我回味他的話，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話只代表中領館，不代表他個人。
這位副總領事是一位稱職的中國外交官，他與我的對話非常得體。可惜，我沒有機會在他不以外交官身份時與他交談。六四屠殺最初幾年，海外使領館有相當一批外交官，同情和暗中幫助逃亡的中國民運人士。舊金山中領館簽證處，曾向一些逃來美國的民運人士發放中國護照，後來簽證處的所有簽證官被外交部撤換回國查處。但願與我談話的副總領事能夠安全無恙。
我在國內的一些朋友，對我長期被關在國外，表示不可理解。一位紅二代朋友，其父親曾是廣東省主管政法系統的最高領導，當政的負責邊控的官員，都是他父親的下屬。他兩次來美國看望我，表示回國後幫我查一查，看我的名字是否還在黑名單上。不久便告訴我：程凱，千萬別回來，你的名字還在黑名單上。
2018年1月18日我母親去世。母親彌留之際，我向舊金山中領館兩次要求允許我回國盡孝，並做出四條保證：不發表任何言論，不會見任何人，不參加任何活動，只守在母親床前不去其他任何地方，但不獲答覆。我的朋友、在六四屠殺中被解放軍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父親猝逝，他帶著妻子女兒到中領館，要求回國為父親奔喪，遭到拒絕。我的朋友，89民運學生領袖熊焱，母親病危，家人發來母親躺臨終前在病床上的視頻，他要求回中國送母親最後一程，有十二位國會議員聯名致信中國大使館，為他擔保，仍不獲允許，熊焱眼睜睜的看著視頻中的母親咽下最後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