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四年四月八日，我在北京報國寺舊貨市場淘到一份文革時期的《國務院各部門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原有部級幹部名冊》（以下簡稱「名冊」）。名冊收入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五百一十三名，截止時間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封面右上角有「絕密」二字，估計此名冊為近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機構改革，清理廢物流入民間。
名冊首篇為「說明」，記錄如下：
國務院各部門（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協機關，哲學社會科學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原有部級幹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區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殺身死的十四名外，現有原部級幹部四百一十九名。
一、各部門現有原部級幹部名單（1-30頁）：
(1)已參加各部門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2)已解放擬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3)擬安置休養的三十一名；
(4)愛國人士二十六名；
(5)擬給予紀律處分的二十二名；
(6)繼續審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內有中央專案審查的五十四名）；
(7)擬定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二、已調出國務院各部門的原部級幹部名單（第31-33頁）。
二、病故的原部級幹部（第34-36頁）。
三、自殺身死的原部級幹部名單（第37頁）。
名冊內容看似文簡字省，平淡無奇。所列僅姓名、原部門職務、備註三項，玄機在備註上：誰「已工作」；誰「待分配工作」；誰「年老體弱，安置休養」；誰「擬給予紀律處分」；誰「繼續審查」；誰「中央專案審查」；誰是「愛國人士」；誰是「叛徒」；誰「擬定為叛徒」；誰「擬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誰「擬定為自首變節分子」；誰「仍按革命幹部對待」；誰「擬定隱瞞反共罪行混入黨內，支持五·一六篡奪中央財政大權」；誰「回鄉向群眾承認錯誤，再行處理」。林林總總，「左中右」分明。
名冊中「已工作」的有一百三十一人，主要有餘秋里、袁寶華、李人俊、谷牧、余桑、劉復之、楊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諍、邱創成、錢之光、夏之栩、李強、方毅、劉西堯、周榮鑫、方強、連貫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鵬飛、喬冠華、韓念龍、劉新權、黃鎮等副部長均在其列，此外還包括王國權、謝邦治、王幼平等駐外大使（副部長級），折射出當時我國對外關係打開新局面的現實。
名冊中「待分配工作」的五十九人。主要有王炳南、、吳亮平、陳漫遠、錢三強、姚依林、董純才、郁文、、黃中、錢信忠、武新宇、薩空了、曠伏兆等。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國務院各部門領導作為「走資派」紛紛被「炮轟」、「火燒」、「油炸」，幾無倖免。到一九七三年，「已工作」的一百三十一人加上「待分配」的五十九人，已達一百九十人。這與國內外形勢變化與周恩來的努力有密切關係，尤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後，迫使毛澤東改變思路，對幹部政策和幹部使用進行較大調整，加上周恩來推動，許多原來被打倒的幹部重新工作或即將恢復工作，為下一步整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人員保證。
名冊中列入「中央專案審查」的有劉曉、許建國、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張致祥、孟用潛、馬文瑞、吳硯農、宋劭文、劉岱峰、凌雲、嚴佑民、楊奇清、汪金祥，秦化龍、江一真、呂東、梁膺庸、張珍、楊一夫、鍾子云、劉鼎、譚佑銘、王士光、劉秉彥、劉瀾波、孔祥禎、鄧潔、劉建章、呂正操、孫大光、朱學范、趙子剛、李培之、胡立教、賈石、李一夫、張化東、韓光、張勁夫、、榮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孫正、趙伯平、潘梓年、張友漁、周新民、肖望東、石西民、劉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審查，死人也不放過，「人死帳不能爛」。「病故」者接受「中央專案審查」的有馮仲雲、王新元、廖魯言、章漢夫、張彥、方方、徐子榮。「自殺身死」接受「中央專案審查」的有張琴秋。紡織部副部長張琴秋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誣為「叛徒」，一九六八年跳樓自殺，十分慘烈。名冊上「自殺身死」的除張琴秋外，還有劉彬、張永清、陳一帆、惠中權、南漢宸、范長江、史書翰、許明、余心清、高雲屏、程照軒、李應吉、曾一凡。他們中有的「仍按革命幹部對待」，有的還要「繼續審查」。
「中央專案審查」在文革中是審查幹部的最高級別。最早納入中央專案審查的應該是劉少奇等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隨著文革深入發展，文革初的一些風雲人物紛紛落馬，被立案「中央專案審查」。作為個人，他們在文革大潮中只能隨之浮沉，無法決定自身命運，一切皆由毛掌控，即使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例外，可謂朝為座上賓，暮為階下囚。被「中央專案審查」的蕭望東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代部長。蕭軍人出身，新中國初授銜中將。我與蕭望東最小的兒子曾在考古所共事，據他說，蕭望東本人並不願到文化部工作，因為那裡「水深」，比軍隊敏感複雜得多。但組織調動，只能服從，以至最後被「中央專案審查」。
名冊中已定或擬定為叛、特、反的二十餘人。其中定為「叛徒」的有周仲英、劉有光、馬輝之。病故的廖魯言、徐子榮屬「雙料」，既被「中央專案審查」，又是「叛徒」。「擬定為叛徒」的有袁也烈、張省三、周文龍、黎玉、劉傑、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楊浩廬、雷任民、、杜潤生、張孟旭、徐邁進、楊述。「擬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孫照寰。「擬定隱瞞反共罪行混入黨內，支持五·一六篡奪中央財政大權」的有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對外經委副主任汪道涵與「自殺身死」的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曾一凡「擬定為自首變節分子」。
名冊內有些劃分並不準確。如在「病故的原部級幹部名單」中，有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的名字，事實上張霖之並非病故，而是在1967年被造反派迫害而死。
名冊截止時間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結合當時背景，初步分析如下：
一九七一年發生的「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林彪集團的覆滅，這是文革時期極為重要的轉折點。毛親自選定並通過黨章確認的接班人瞬間機毀人亡，各方力量積極尋求毛的支持，重新調整人事安排與權力架構。周恩來抓緊解放幹部，將文革中許多被打倒的「走資派」重新啟用，江青等則把大批在文革中掘起的「新生力量」推向前台。對毛而言，這兩類人都有利用價值，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維持平衡局面，推動文革繼續向縱深發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歷史上的「十大」。返觀「十大」會議內容和人事調整，耐人尋味：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報告卻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最後毛澤東審定。同日，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八月二十八日，大會選出中央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鄧小平，陳雲等一些老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值得注意的是，「後起之秀」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華國鋒則躋身中央政治局委員行列。顯然，毛接受林彪事件「一股獨大」教訓，不但設計出各方力量互相牽制的「連環套」，且推出新的接班人布局。
名冊截止時間距「十大」召開後不到兩月，應該與「十大」在人事上重新洗牌有密切關係。名冊內容雖然簡單，但要將文革前國務院五百一十三名部級幹部全部確認並定性，也非易事。如此大規模排查，若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點頭和推動，絕無可能。初步判斷，整理這份名冊的目的應是摸清並確認「十大」後的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隊伍現狀，為進一步整頓國務院工作提供依據。
這份名冊的出現，為史學研究者了解「十大」以後，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在文革中的定性情況，提供了一份比較完整的材料。
二O一O年三月七日定稿於平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