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時代，文革的幽靈仍在中國徘徊——言論審查制度命令人們遺忘，而歷史創傷卻迫使人們記憶。這一對峙的陰影，長期籠罩著中國社會。這是琳達·賈文（Linda Jaivin）筆下的文革在中國人心理中的現狀。作為一位享譽國際的澳大利亞漢學家與作家，琳達以她廣博的學術視野和犀利的文化洞察力著稱。《炮打司令部！中國文化革命》（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以下簡稱《炮打司令部》)是她聚焦中國議題的十餘部著作中最新的一部，也是一部篇幅雖短卻涵蓋極廣的文革史書。她的敘述以一種冷靜卻不冷漠的筆調，以權力結構為主軸按時間順序搭建起文革十年歷史的框架。從毛澤東的權力清算、紅衛兵的狂熱、老幹部的起落、知識分子被羞辱、億萬人失智，到政治神話的崩解與權力的重組；每一段文字都在提醒我們：歷史不是逝去的事件，而是權力邏輯持續再現的一部長劇。
這部史書今年六月出版即獲得一眾好評：「在僅100餘頁的篇幅中傳達了大部分史學家在長達千頁的著作中也難以企及的內容。」（Kerry Brown）且附帶有「許多豐富的小插曲和軼事使這些巨大的和經常可怕的事件十分生動」。（Philip Short）它並沒有單純地複寫歷史的故事，而是通過細緻的研究，「對文革中令人抓狂的複雜政治進行了生動而重要的解讀。」（Jianying Zha）作為一名讀者和文革的親歷者，對以上評說，甚有同感。不過還要補一句，作者在最後特別提到了文革對當今中國的持續影響，指出了習近平步毛的後塵，讓中國後轉的可怕徵兆。不可不說是眼光深遠。
琳達·賈文在序言中，簡要勾勒出文化大革命的緣起與其前奏，並為全書奠定了以「權力結構」為主軸的敘述基調。首章回顧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發期間的政治演變過程，說明這一歷史大動盪並非突發，而是多次政治運動逐步積累所致。隨後三個章節依時間推進，依序鋪陳文革十年（1966–1976）的狂飆歷程，終章則將歷史與當下聯通，提醒人們關注文革在當下中國的持續影響。
相對應於以上篇章安排，本文將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緣起、十年浩劫以及他在中國大陸所留下的長久陰影等角度，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傑出的文革史書以及它的特有的史學風格。
一、「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緣起
這是琳達在序言中力求釐清的歷史關鍵點。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既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宣言書，也標誌著政治清算的全面展開。將其作為書名，琳達精準切入文革的起點，將「一紙戰書」轉化為窺見國家權力裂縫的關鍵文本。但是，毛在這裡所立為革命靶子的「司令部」所指為何？1949年之後的中國是一個黨政合一的國家，毛作為黨中央的領導者，他自己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司令」，顯然他的炮口是不會正對自己的。在他的心目里，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長期反對自己，早已形成了黨內與其對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才是文化革命的炮口所向。
毛對劉的公開不滿表現在1966年八月五日的中央全會上，毛頻頻不斷地打斷劉的發言，直至兩人公開爭吵。隨後，按照作者描寫的細節：「一份《北京日報》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毛拿起鉛筆，在報紙的邊緣處寫下了一些想法，把報紙交給秘書。秘書整理成一篇短文，毛又做了一些修改。兩天後，他的戰鬥號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份大字報》被印刷並分發給他的黨內領導。」這段過程在人們回顧文革時常常會被忽略，而琳達的寥寥數語，則把毛當初策劃一場大動盪之際的陰沉、冷靜十分生動地再現了出來。
「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只是毛公開他的火力對象的一個標誌，顯然，這並非一時興起的政治創意，而是蓄謀已久的權力部署。就在讀者力圖尋找它的歷史背景時，琳達筆鋒一轉，開始了它的第一章：「備戰」（The Buildup).此處，作者從1966年大幅度跳回到1949年，採用倒述的手法，開始簡單梳理出兩條歷史線索：首先，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例如土改，反右等如何發展到了兩個司令部之間不得不公開的較量，例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63-64年間的四清運動；同時，毛如何通過歷次群眾運動例如大躍進和學雷鋒而樹立起了個人的絕對權威，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前者表明，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已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解決；後者則為毛髮動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盪提供了權力支撐。倒述是歷史記述中應該謹慎使用的寫法。琳達巧妙地將結果先放在序言中，而後在正文中才回到歷史的起點，劇烈的時序斷裂，既能引起讀者的關注，又十分自然流暢。
於是，當時光來到1966年之時，隨著5.16通知的頒布，以陳伯達為首，江青為骨幹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便作為文革的最高權力機構誕生了；十年浩劫由此揭幕。
二、十年浩劫
走向大亂（Towards Civil War，1966）
在文革開始第一年的1966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無非是紅衛兵運動，以至於紅衛兵運動往往被作為文革的代名詞。在《炮打司令部》一書中，琳達將紅衛兵成立的過程放在了這一章的篇首，特別介紹了組建會議的地址，圓明園遺址。這是1986年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燒毀的清王朝一處宮殿的廢墟，當時，清宮的生存處於西方武力的威脅之下；目前，以毛為首的新中國也處於修正主義與反革命的威脅中。於是，清華大學的一群年輕學生「揭竿而起」，成立「紅衛兵」保衛毛主席，推動世界革命。圓明園向來是作為中華民族被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性標誌，琳達於此處將政治主體引入互文性關係的空間，已經隱含著紅衛兵運動乃至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性結局。
從琳達的敘述中不難看到，毛的讚揚是這個組織發展的權力靠山。但同時這個動亂團體誕生伊始就存在著自我否定的因素：一是它要反對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是隨著毛的打擊面的擴大，其中許多骨幹成員的家庭都成為了這個司令部的成員；二是「文鬥」還是「武鬥」？誰忠於毛主席？誰是階級敵人？等等類似的爭辯不斷地分裂著這個組織的自身。當琳達將這些矛盾對立的問題點出來的時候，歷史就不再是一個平直的簡單過程，而是一個充滿張力，跌宕起伏的有機運動體。這樣的敘事手法貫穿了《炮打司令部》的全過程。
1966年另一個需要注意到的是毛正在組建他的權力機構。毛敏銳地意識到，紅衛兵是他推動文革和清洗政治對手的工具，於是，當年的7月28日江青與周恩來，林彪會見紅衛兵的代表，毛自己也八次巡視紅衛兵隊伍以表支持。之後，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高喊「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運動便得以席捲全國。藉助於對紅衛兵運動的掌控，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領導地位不斷提升，成為與中央軍委和國務院並列，實際上是唯一可以直接受命於毛的助手團隊。
暴力、混亂與矛盾（Violence, Confusion and Contradiction1967-1969）
在文革的權力衝突中，最大的受難者仍然是普通民眾。如果階級鬥爭在1966年只是將個體作為對象，進入1967年則已經要將整個階級敵人都要清除掉。書中列舉的最早的集體屠殺發生在1966年9月，位於北京郊區的大興縣的公社領導要將當地的黑五類分子統統除淨，結果325人被殺，甚至包括一名一個月大的孩子。1967年8月，湖南省道縣屠殺黑五類達4,500至9,000人之間。有一文盲兇犯連續殺掉7人後又沖入地主家殺掉兩個幼子，竟然由此獲得當地政府55元的現金獎勵，超過他一年的收入。學者估計，文革中約有50萬至200萬的無辜民眾被屠殺。
遍布全中國的各種規模的武鬥在群眾組織間爆發，僅在重慶，軍隊支持當地政府並發槍給一派群眾去攻擊「造反派」，造成死亡過千人，上萬人逃離城市躲進鄉下。數起地方政府和軍隊開槍鎮壓造反派的事件發生，造成大批青年學生傷亡。1967年1月，新疆的石河子，在軍人的自動槍掃射下26人死亡，74人受傷；1967年2月23日凌晨，青海的西寧，軍隊開槍169具屍體堆積在雪地上，13，000人遭逮捕，4，000人被送往勞改營。混亂在全國各地發生，甚至當毛巡視到武漢恰遇兩派大規模武鬥，不得不連夜乘機逃離至上海。火燒英國代辦處也發生於這一時期。紅衛兵用竹竿抽打英國外交人員，偷搶他們的手錶，衣物，實施性侵犯等惡行。書中對文革期間更多諸如此類外籍和駐華外交人員所受到的暴行對待或侮辱都有詳細的記述。
但是，這種亂局卻是毛所期待的，正如他所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在混亂中的戰略布局是權力的重組。與之有關的隱喻事件是1969年4月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文革領導小組撤銷，所有的五個成員包括江青進入政治局；大會確認：「林彪同志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同年12月12日，劉少奇在監禁中死亡，秘密火化。兩個事件在書中首尾相連，貌似一個圓滿的文革結局，作者並沒有評論，但是讀者會問，文革結束了嗎？
起落收場（The Ups and Downs of Winding Down1970-1976）
文革並沒有結束，新的面向普通民眾和基層幹部的階級鬥爭一波又一波被發動起來。1970年1月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貪污）奪去了約20萬條生命；同時進行的還有清理階級隊伍和清除「516反革命集團」又造成了大約數十萬人死亡。
圍繞政治權力的更具張力的事件在作者的筆下被持續展開。從1971年2月至1976年的毛澤東與林彪和陳伯達關於是否設立國家主席的分歧在廬山驟然爆發；「9.13」林彪墜機溫度爾汗，毛深受打擊，嚴重失眠，下肢水腫，心力衰竭；批林批孔；鄧小平復出；「4.5」事件，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到，等等，還有更多，都被作者一一列出。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終於謝世。「他既有宏大的革命理想，也有卑劣的陰謀手段。他既是鼓舞人心的領袖，又是個冷酷無情的暴君。」從此，江青一夥失去了權力的來源，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最終結束。
三、文化革命留下的長久陰影（The Long Shadow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琳達記述了1989年初夏青年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反官僚反腐敗的場景。他們是自發上街的，這與當年紅衛兵響應毛主席號召，被人驅使完全不同。然而，中共卻對之冠以「炮打司令部」的罪名，派軍隊清場。學生們太年輕，他們不知道文革中已有軍隊對老百姓開槍的歷史。六四事件已讓中國領導層震撼，戈巴契夫的教訓也使他們警覺起來：回憶和講述歷史，清算史達林的罪行可使共產主義政權崩潰。東歐劇變的一幕不可在中國重演。
於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中，大饑荒和文化革命被掩蓋了。有關文化革命的原始資料被封存，禁止出版和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與此同時，毛的個人崇拜又開始復活，習近平取消了任期制，將終身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原文革領導小組的最後一位成員，戚本禹，在2016年84歲去世時說：習近平讓他獲得了希望，共產主義這一天仍然會到來。
作者在本章的結尾總結說：「現今有兩個陰影籠罩：一種是審查制度，即命令人們忘記，以免對過去的記憶失控；另一個則是文革本身，它要求人們記住它，以免讓過去來規範現在。」顯然，這兩條陰影的意蘊是完全不同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實乃是對文化的最大破壞，對於一個在習近平領導下，宣稱是傳統文化守護者的政黨而言，掩蓋或粉飾這段給中國帶來一場浩劫的歷史，對於其宣稱的合法性自然至關重要。同時，在文革中受害最廣最深的是普通民眾，數百萬人民死亡的悲劇對他們而言是一場噩夢，文革的記憶也是自然積澱和刻畫在心底的，噩夢不能再現。琳達的兩條陰影的獨特表述如實地概括了十年的動盪讓當權者與普通民眾都為之感到驚恐和審慎的心理狀態，只要中國的現存體制不變，這兩條陰影及其所形成的相互對持將長久存在。
結語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這是江青在1976年對四人幫審判後被押出法庭時大聲喊出的辯白。這一著名申辯直接表明了毛是文革中一切權力的責任者，她只是替罪羊而已；同時也表達了中共在文革期間的權力結構，最終權力源自毛澤東，四人幫自然瘋狂，但也只是唯命是從的幫凶。微妙的是中共中央文件則是將文革定性為：毛澤東錯誤發動並被四人幫利用的一場災難。顯然，毛對文革的責任被巧妙地弱化了。琳達精心選取最典型的事件，用事實展示了十年荒唐的歲月里，毛是如何運用他手中的絕對權力，唆使四人幫，運動群眾，擊垮了所有他認為是敵人的對手。全書也是以這一權力結構為軸心，逐步推進，成功地演繹了一場角色分明，億萬人介入的全景劇。
克羅齊的著名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兩種含義，一是現在來自於過去；一是說過去是由現在所選擇和塑造的。因而，某些國家權力就需要爭奪人們記憶的主導權，以塑造於統治者有利的歷史。琳達對此有十分敏銳的警覺，她毫不猶豫地將習的時代與毛的時代相比較，尋找其間的共同點——文革的幽靈，例如個人崇拜，終身制，言論審查等等。她還罕見地認定文革中軍隊向群眾開槍就是六四血腥鎮壓的原版，把專制政體之於無辜百姓的危險性置於歷史的重疊檯面上。在她先前於2021年出版的《中國簡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China)一書中，琳達就已經提示過，習近平選擇的是回到毛澤東的道路上，那是一個具有非理性和暴力風險的道路。那麼，文化革命的大幕真的落下了嗎？還是只更換了演員與布景？
「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詹姆遜），這一文本恰是歷史敘述者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的呈現。當琳達·賈文撰寫中國文革史時，她是以她特有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選取和編排發生在另一塊土地上的人和事；她又是一位成果豐碩的小說家，她把許多冷酷的歷史事件移植到可感觸到的故事氛圍中娓娓道來。這種遠距離的觀察和故事敘述儘管要以歷史事實記載的準確性為前提，但其中所實現的史學、語言學功能與價值升華則是讀者在翻閱歷史的過程中不是每一次都能感受得到的，希望這本書的華語讀者朋友可以從閱讀中得到一些新鮮的感受。
但無論如何，源於文化大革命的兩條相互對持的陰影將會長久地籠罩著中國這塊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