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繳納社保不但增加企業負擔而且成本也會轉嫁給員工
對於僱傭勞動者的非公企業、中小企業，為了節約用工成本，很多也不願為勞動者繳納社保。相對於個人，企業需要為每個職工繳納的社保比例更高，平均在當事人工資的20%左右。再加上個人繳納10%左右，每個勞動者需要將工資的約30%作為社保費用繳納。如加上住房公積金繳納，個人工資40%都無法「落袋為安」，而是由政府「保管」。
「羊毛出在羊身上」，企業為職工繳納社保，名義上從企業利潤中扣除，但實則是通過壓低員工工資和福利填補企業社保繳費的虧空，最終還是員工承擔社保費用。如果一個企業給員工繳納社保同時，仍然保持不繳納社保的工資額度，這種情況也存在，而企業的風險壓力也會隨之增加，影響企業最終利潤和與其他企業競爭的競爭力。
相對於規模普遍較大、資源豐富、有政策強力支持的國企，民營企業大多規模較小、經營壓力大、利潤較低，若社保壓力增加，本就不易的民企更加脆弱。近年經濟下行，又受疫情打擊，很多民營企業已處在艱難狀態，強制繳納社保更讓其雪上加霜。而且勞動者和企業都需要繳納社保、都受到更大壓力，也會加劇勞資矛盾，企業經營發展更不穩定，最終讓企業主和普通勞動者雙雙受損。
雖然根據法律規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必須繳納社保費，否則是違法行為。但現實中長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司法部門對此也是「不告不糾」狀態。這樣，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也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是否繳納社保，也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但最高院最新的司法解釋出台後，也就意味著公司和個人必須繳納社保費用，否則勞動合同無效、勞方和資方的法律權益都不能保障。而最高法的決定實則是黨的意志、政府的態度，即中共官方要求勞動者強制繳納社保。
強繳社保政策的真實動機：社保資金緊張
中共官方之所以強制勞動者繳納社保，名義上是規範用工行為、保障勞動者權益。而實際上，則是社保資金儲蓄緊張、虧空日益臨近、試圖擴大社保儲備金來源的舉動。
近年來，社保資金尤其醫保和養老保險的資金池日益緊張，一些區域如東北地區、西部地區已收不抵支，需要東南沿海等地的轉移支付。2024年全國醫保基金支出增加5.5%，收入則僅增加4.4%。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繳納社保者減少、領取社保者增多，社保虧空將越發嚴重。官方預計2028年當年養老金結餘將為負數，2035年養老金儲蓄將耗盡。
社保資金被濫用且缺乏監督
而除了老齡化等社會形勢影響外，社保資金還被地方政府和相關機構貪污、挪用、濫用。如據國家審計署官方報告顯示，一些地方政府將社保資金用作應急民生支出、償還債務、基礎設施建設等非社保用途。這些情況更加劇了社保資金的緊張。雖然有些支出也有其民生價值，但「拆了東牆補西牆」自然影響社保支付的可靠性。而用於還債和基建，就更加偏離社保價值，是政府拿人民的錢給自己還債和增添政績。
社保資金的存儲和使用對大眾也是不透明的，民眾無法監督自己繳納的社保費用流向，甚至國家社保資金池的真實數據都不能清晰知曉。這種不透明本身就加劇了腐敗和挪用風險，大眾自然也更加擔憂繳納社保後無法兌現、辛辛苦苦賺的錢交的費「打了水漂」。
社保系統面對更大危機和「暴雷」風險
從更長遠看，中國社保體系（尤其醫保和養老保險）「暴雷」的可能性很大。國家社保體系看似是權威的、可靠的，但其實其與商業保險、企業投資、傳銷等有著本質的相似，都是需要不斷有人「接盤」、收益大於虧空，才能維持它「擊鼓傳花」式的運轉。而對於國家社保體系，只有經濟上行、人口結構較年輕、財政充裕、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才能健康運轉，保持盈餘或起碼收支平衡。
但如今中國的形勢，則是經濟日趨下行，人口老齡化嚴重、出生率低、財政緊張、社會各領域都面對風險和壓力。這樣的情況下，很難指望未來有足額的資金保障社保正常開支。其實這些年一些欠發達地區各種單位早已曝出不能正常支付工資、退休金、醫保的情況，只是還相對分散零星。但隨著經濟形勢繼續惡化、財政更加緊張，全國性的「暴雷」很可能爆發。2020-2022年疫情期間，不僅經濟受到打擊，大量醫保費用被投入核酸檢測、方艙醫院建設等，造成大量浪費。之後幾年醫保報銷收緊、許多人無法正常報銷，就是濫用醫保費用的後遺症。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官方出台了強制繳納醫保的「新政」，以司法解釋方式出現，並冠以「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名義。若是在經濟蓬勃發展、未來可以確定越來越好的情況下，規範社會保障制度確實不失為有益的舉措。但如今的形勢下，這只是讓中國老百姓尤其中下層勞動者背上更沉重的經濟負擔，而未來是否能如約兌現養老金等社保收益，更是難以樂觀。
根據之前中共官方在若干問題上的表現，如計劃生育政策、共同富裕政策，都是曾經有美好和莊重的承諾，後來卻違背諾言。如推行計劃生育時，政府聲稱會由政府承擔獨生子女的養老問題，所謂「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而到了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進入老年時，卻又變成「養老不能靠政府」。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也說要「先富帶後富」、「共同富裕」，還說「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就失敗了」。如今貧富差距、階層固化、權貴特權愈演愈烈。這些前例都讓國人難以對官方社保政策的美好畫餅抱有信心，反而對其承諾充滿懷疑。
社保爭議根源在於分配不公
本次社保強繳爭議，以及整個社保體系的問題，核心都在於分配不公平、中下層收入微薄和生活痛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確實「富起來了」，但貧富差距也日益加大，中下層民眾雖解決了溫飽，但收入仍然微薄，勉強可以支撐生活，但生活負擔仍然沉重。中國大多數人物質上仍然並不富有，生活也缺乏安全感，處於難以承受風險和壓力的脆弱狀態。社保本是縮小貧富差距、保障平民基本生活、增強安全感的工具，但在中國卻成了政府汲取民財富養官宦的手段，給民眾增加了額外的負擔。而人們對強繳社保的不滿，也是對更深層次社會不公的憤怒爆發。
雖然中共官方在輿論宣傳和教科書上，都強調要改革分配製度，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所得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重視公平」、「解決發展和國民所得不充分、不均衡的問題」等，但這些都沒有落到實處。宣傳辭令和現實有著深深的鴻溝。
而想要解決社保爭議、讓社保真正成為促進公平和保障民生的有益之物，必須改革分配機制，無論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應重視公平，提高中下層民眾的收入，逐步取消福利保障的等級制和多軌制，並打擊分配體系和社保運轉中的腐敗，對社保基金真正「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保持高透明度和接受大眾監督。當然這一切最重要是落到實處，而非停留在宣傳和教科書上。
但令人悲觀的是，這些年中國體制越發保守，分配製度改革停滯不前，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而政治體制沒有改革，人民不能掌握權力，從根本上阻塞了各種有益改革的可能性。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權力掌握在占中國少數的既得利益者那裡，他們當然不肯放棄特權和各種利益，包括高額收入和豐厚的保障。中國不能實現民主化，大眾不能參與「切蛋糕」，那只能成為菜單上的「糕點」，被圍在餐桌旁的權貴及其追隨者們點單、分食。而在根本制度變革之前，社保爭議在內的各種民生困境，恐怕無法得到妥善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