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林則徐，魏源，左宗棠這類歷史人物來說，黃東顯得太籍籍無名。但是透過一個小人物去觀察他所生活的那個年代，也有一種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之感。
當我拿到這本由香港城市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的著作：《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的時候，我一度以為是一個叫黃東的這個人的個人故事，但實則不然，黃東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背後更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大世界。
我很喜歡這樣的角度。因為相比林則徐，魏源，左宗棠這類歷史人物來說，黃東顯得太籍籍無名。但是透過一個小人物去觀察他所生活的那個年代，也有一種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之感。
很顯然的是，黃東的事跡已經變得難以挖掘，但還是能從歷史的碎片中得到他的足跡。並且從他的足跡當中，去一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他所在的那個大世界。那個還在康乾盛世期間，我們都認為是閉關鎖國的大清帝國。
可是，歷史從來都不止一面，黃東的故事給歷史做了一個全新的註腳。
黃東的本名是黃遏東，曾經在廣州洋人商館區謀生，如果用當時的俚語，他所從事的，就是省城內的「事仔」（boy）。「事仔」的工作，主要是負責侍奉洋商左右，主理斟茶、送信、招待來客等瑣碎情事。不過，黃遏東與一般的「事仔」不太一樣。作者在史料中發現，他中文書寫的能力、英語對答的本事、書法字體的秀麗，以至於對市場貿易方面的了解，絕對超乎一個普通「事仔」的水平。他之所以有這些條件上的優勢，大概和他與眾不同的遭遇有關。
大約在1766年，黃遏東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布萊克船長 （Captain 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的青睞，決定跟隨他的船隊西渡英倫。抵達之後，在一位公爵的宮室內擔任僮僕，得以接觸不同階層的洋人社群，其後更有機會拜訪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令他眼界大開。在羈身英國多年之後（估計至少有7至8年的時間），黃遏東返回中國，寓居羊城，寄行商劉德章（？-1825）籬下；可惜我們對他晚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對其去世年份更是無從稽查，這是有點可惜的。
話說回來，雖然黃遏東的經歷一點也不普通，但他在回國後並沒有留下任何遊記或記載，筆錄他在歐洲世界的這段奇遇。與此同時，我們也沒有看到廣州計程車紳與文人，曾經對他作過什麼介紹。或許由於他曾經替洋人打工，所以在士大夫眼中只是一個「無賴民人」，自然沒有引起地方社會的留意或關注。坦白說，如果不是近世史學家的鍥而不捨，黃遏東的一生恐怕會被時代遺忘，經不起歷史的洗禮。
無論如何，黃遏東在18世紀的生平故事，今天驟聽起來已十分吸引。或許他在決定出國的時候，一心只是希望離家走走，改善生計，順道看看世界，沒有太多的深思熟慮；但在歷史學家的角度，黃氏以一個身穿「短衣馬掛，赤腳曳番鞋」的華人身份，搶先在很多「大人物」遠出西洋之前，在英倫旅居良久，其中所經歷的大小逸事，便足以展示出一種平凡中的不平凡，為「小人物研究」提供珍貴的歷史案例與一手材料。
最卑微卻又最前沿
作者在書中說他們是最卑微的一群人，但卻身處在中外交流的最前沿。最卑微，是他們的工作。在當時的廣州，有不少本地人從事著和外貿有關的工作，大多數工作都極其卑微，比如像黃遏東這樣的「事仔」，工作就是斟茶遞水，招待客人而已。除此之外，還有挑夫、守門、燒茶、煮飯、買物，西餐廚師，通事（翻譯），買辦（外商的採購員），他們是為外國商人服務的「沙文」（Servant)，這些工作看起來都極其卑微，但是卻
其實，就連黃遏東也是「沙文」（Servant)，只不過他的工作能力更為出色，可以勝任不同的角色，這才有了英國之行，並且在英國他依然是伯爵夫人的「沙文」（Servant），還被推薦去了英國的貴族學校學習，或許是英國貴族對中國這個神秘國度的興趣，又或者是因為黃遏東的能力出眾，在英國的時候已經具備優秀的英文讀寫能力。
當然，為外國商人服務的職業遠遠不止「沙文」（Servant）一種，還包括了挑夫、守門、燒茶、煮飯、買物等各類非常基礎的職業，還有西餐廚師這樣的「技術工」了。另外就是通事（翻譯）和買辦（代外商購買貿易品，後成為外商在中國的代理人）。前者精通英語或葡萄牙語，而後者則要有十分出眾的市場敏銳度。恰巧，黃遏東通曉通事和買辦的事務。另外他的老闆布萊克又是植物學家，所以他也對植物有頗為深入的了解，在清廷的禁令之下，能幫助布萊克搜集到不同的植物樣本。
最早的「帶路黨」
如果黃遏東他們只是在從事最基礎的工作的話，那還有一群人在當下的一些人的眼裡已經可以被視為是「漢奸」了，因為他們是為洋商的引路人。他們是生活在珠江口兩岸的晝家人，他們以船為家，以海為家，諾大的洋面就是他們接觸大世界的舞台。
當時的外貿中心主要是廣州和澳門，商船也經常往返於兩地。而珠江口西岸礁石密布，稍有不慎則非常容易觸礁，但生活在此地的晝家人卻非常熟悉，於是他們便成了「引水人」。他們熟悉水性，平日裡大多以捕魚為生。但如果有商船進入珠江口水域，這些「引水人」就會駕船靠近，爭相延攬生意。他們往往會一點葡萄牙語又或者英語以便於談好價格，這當中一般以西班牙銀元支付。這些晝家人對水面十分熟悉，途中的「山水口」，「雞頸頭」，沙瀝，伶仃，蚝墩，大蚝頭，小蚝頭等，均為引水人的專用語，也是他們所熟知有礁石的地方。
當引水人成為職業之後，還會有名為《引水章程》的從業指南，這套章程是被地方官府認可的，並且官府還要求外商進入珠江口之後必須僱傭引水人帶路。
這樣看來，在1840年以前的廣州，也可以說處於「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有「沙文」，有「帶路黨」，有通事，還有買辦，還有為外商提供洗衣服務的女性乃至於從事性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都圍繞著外商展開，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從事著和對外貿易有關的工作。儘管當時的清廷對外貿有嚴格的限制，甚至禁止外商僱傭本地華人從事「沙文」的工作；但當地政府也大多睜隻眼閉隻眼。和今天一樣，如果要從事對外貿易，就需要學習外語，這些語言最初是葡萄牙語，後來就成了英語。這些人也大多會一些蹩腳的英語或葡萄牙語。
比如一位自印度途徑中國返英的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曾在日記上記錄：當船抵達虎門後，「附近的小船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見到他們，就說起一種「奇怪的術語（jargon）」，她們會對船上的軍官喊曰：「Hy yaw Massa，you come again.I washy washy 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one man one catty；I washy washy you three piece.」（大意是：「哎呀！先生，你又來了，我上次給你洗過衣服哩，洗三件，一位男士一斤，我給你洗三件。」此處「一斤」可能是指「一元」）。原來，她們是專門在港口為外國船員提供洗衣服務的。
最早的商務英語課
這些提供洗衣服務的女孩的蹩腳英語，有些是長年對外交流而習得，也有的是來自於外商的教授。而更多的是來自於一些簡單的英語或葡萄牙語課。這些課程，其課本也和當下有許多區別，大多採用粵音去標註，比如26個英文字母當中，A標註為爺，B標註為卑，C標註為思，D標註為呧等等。
這些課本，有些已不可考，有些則顯得淺陋，比如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出版的《澳門紀略》當中，其下篇《澳番篇》的《澳譯》就收錄了395個葡萄牙語單詞。但是，和學習葡萄牙語不同的是，學習英語的材料可能是手稿，這也導致學習英語比學習葡萄牙語更難。但事情總是有變化，在十三行所在的外國商管區，售賣著一種叫「鬼話」的小冊，封面畫有一個身穿上一世紀中葉衣服的外國人——三角帽、寬下擺外套、馬褲、長襪、帶扣足靴、花邊袖飾，還手持一根手杖。這應該就是最早的英語教材。這當中內容，和葡萄牙語的教材一樣，英語的課本依然採用粵音去標註英語單詞。而在當時，為對外貿易提供各類服務的人，也正是通過這樣的課本來學習外語，雖然有些蹩腳，但至少雙方還能交流。
小人物的大世界
回到黃遏東的故事，他在1781年回到廣州之後，可能已經是鶴立雞群，所以他應該有能力在廣州當英語老師，給人教授英語。同時，他還會繼續和外國人打交道，英語水平也並沒有退步。這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事。
那麼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我們所掌握的歷史。魏源曾經在1843年著《海國圖志》，自1851年傳入日本後，一時間洛陽紙貴。我們也一直認為魏源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魏源畢生未離開過中國，而黃遏東卻是在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便隨著東印度公司的貿易船隻前往英國。不僅如此，再往前推59年，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差遣耶穌會士艾遜爵作為信使前往羅馬覲見教皇，作為艾遜爵的助理，樊守義跟隨前往。橫跨太平洋後途徑巴西抵達葡萄牙，覲見葡萄牙國王，再遊歷西班牙，義大利，覲見教皇。隨後還在義大利求學，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抵達廣州，隨後得康熙召見。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紛紛向他詢問他在歐洲的經歷，這一點不亞於當時的歐洲對東方的好奇。樊守義也寫了一篇名為《身見錄》的長文公諸於世。
可以想見，1840年以前的中國，道光以前的清朝，真的是閉關鎖國嗎？從這些小人物的經歷去看，並非如此吧！並且作為皇帝，康熙對西方文化還是持開放態度的，甚至派遣使者前往歐洲，這如同當今在外國派遣使節了吧，可見康熙也還是一個重視平等外交的皇帝。而樊守義在回國後得以受到皇帝的接見，也正是因為他在歐洲的那一番經歷吧，北京的王公大臣紛紛詢問，不也正是因為他在歐洲的經歷嗎？
那麼，我們再講另一個問題：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真的是魏源嗎？很顯然，並不是吧！他終身未曾離開中國，他對世界的了解僅僅是那本《四洲志》，但無論是黃遏東還是樊守義，他們的經歷已經被忽略了，儘管他們比魏源，比林則徐早了許多年，儘管樊守義還得到了皇帝的接見，儘管他還為他在歐洲的經歷留下了記錄，但他們只是小人物，而歷史只會記錄林則徐這樣的「大人物」，於是歷史就成了我們所熟知的那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