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訪中回憶起1991年《世界經濟導報》創辦人欽本立的遺體告別儀式時，導報的前編委張偉國將其描述為「特殊的」：「除了他兩三個家屬，其他的幾個就是導報的同事。時間也很短，沒有什麼人講話，也沒有人獻花，也沒有花圈，我們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個躬。」
告別儀式的兩年前，身為導報總編的欽本立被停職，導報也被上海市委下令停刊。當時，新聞界人士紛紛嚮導報編輯部發去聲援電報；上海市委門前和外灘共聚集了一萬多名學生，要求恢復欽本立職位，呼喚言論自由。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能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但寂寂而死？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又究竟發生了什麼？
抗爭與理想
1918年，欽本立出生於浙江長興；1936年，入讀杭州高中。三年後，在高中里，他力推「反對壓制、要求民主」的學潮。初次的抗爭嘗試以欽本立被省教育廳以「思想偏激、行為不軌」為由開除而告終，但為他抗爭的一生奏響了序曲。
抗戰時期，欽本立考入北京的朝陽大學學習法律專業。大三時，他再次組織並參加了學生運動，後遭開除學籍的處分。
肄業後他再沒和法律這個行業打上交道——在一些新聞工作者的提攜下，懷揣新聞理想的他先後在《時事新報》、《商務日報》等報社工作，最後選擇了落腳上海。這座大城市裡的新聞工作接踵而來，他輾轉於《文匯報》等多家報刊之間，也輾轉於記者、編輯和撰稿人三個身份之間。在上海《經濟周報》就職期間，他主要通過與該報作者、與讀者的社會關係，為中國共產黨解放上海做準備。目睹過抗戰期間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這時的他已經建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1949年，欽本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用老友王若望的話來說，他是「真正的共產黨，是共產黨忠誠的兒子」，他的「心裡想著人民」。一步一步地，他的事業也有了起色：從《解放日報》財經組組長，到《新聞日報》採訪部主任，再到《文匯報》黨組書記兼副總編輯。
多年後，提到為什麼選擇從法律轉行成為新聞工作者時，欽本立說：「因為是新聞工作者當時有一種正義感，是有這麼一些正義感的人在做新聞工作。」
第一次改革與打壓
《世界經濟導報》的前職員范鈞認為，欽本立主導了共和國成立的四十年裡前後兩次新聞改革，是唯有的兩次實實在在的報業新聞改革。他還補充道，如果中國新聞史沒有了這麼一個人、一些事，歷史將是殘缺的。
范鈞提到的新聞改革中的第一次發生於1957年欽本立任《文匯報》副總編輯期間。1956年，毛澤東正式提出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了同名講話，提倡獨立思考、辯論、創作、批評等的自由。
「雙百方針」之前，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理念，主張黨報是學習、宣傳、組織的工具；五三年的三大改造之後，全國僅剩下公營黨報黨刊，媒體只作為黨的喉舌存在。此背景下，方針的提出無疑是一大改革，在知識分子當中得到了大規模回應，進而形成了「大鳴大放」的局面。據張偉國回憶，「雙百方針」提出後，欽本立作為實際意義上的《文匯報》一把手，在五七年帶領報紙響應「大鳴大放」，積極向中共提意見，「火候相當厲害」，成為了這場改革的領頭羊。
但《文匯報》元老徐鑄成看到報紙後，說，要出事情了。
俗話說，槍打出頭鳥。同年六月，借著一篇點名批評《文匯報》的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人民日報》揭示了「雙百方針」的目的在於「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宣告了反右運動的開始。七月，《文匯報》被毛澤東點名批評。欽本立因此被降級至上海市地方刊物《解放》做編輯並遭處分留黨察看兩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文革中，他先是被關了三個月牛棚，後被下放至五七農場做勞動改造。他的妻子在此期間被迫害致死。
張偉國說，那時欽本立一度講話都不會講了。
第二次改革與打壓
十年動亂結束後，欽本立獲得了平反。1980年，他以個人的名義向老朋友《文匯報》借了兩萬塊，本著「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的方針，主持創辦了關注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世界經濟導報》。他說，辦報主要是為了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絕不辦一份一般性質的報紙。
這是一份怎樣「不一般」的報紙？欽本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闡述道：第一，導報不是由政府或黨的部門創辦，而是由學術機構和團體創辦；第二，導報自籌資金、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第三，導報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編負責制；當時的中國僅有四份經濟類報紙，一份由中央國家機關創辦，兩份由中央或省級新聞單位創辦，只有《世界經濟導報》由中央和地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機構聯合創辦。
文革結束後，體制內開始了思想解放的步伐，民間也產生了啟蒙運動的萌芽，媒體迎來了黨報之外新的可能。導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媒體獨立營運、自負盈虧的浪潮還是在九二年市場化改革後才興起的，因此也可以說欽本立採取的營運模式是早於政策的。范鈞認為，這份先驅的報紙推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哺育了許多新時代經濟界的人才。
1989年，胡耀邦去世，民運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在民運中引發了更大規模的、一路蔓延到六月四日的學生和新聞界人士抗議浪潮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Jonathan Unger在他的書中詳細記載了整個事件的始末。
1989年4月，一篇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出現在尚未付印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導報》文稿中。文章中有約500字的段落把胡稱為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批評了鄧小平的統治。不出意料，欽本立被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約談了。陳至立指出了這篇文章中較為敏感的500字，要求將其刪除後再發表。欽本立回應，這不是他個人責任的問題，而是新聞自由的問題，他不會刪除。約談結束，他立即打電話給印刷廠，預定車間印刷這一期的導報。
16000份未經刪減的導報提前一天與上海的讀者見面了，有些甚至被寄往了北京的讀者手中。
4月26日，欽本立便受到了停職處分；同年九月，導報停刊。停職半年後，欽本立因胃癌住進了醫院，於1991年4月15日去世。
張偉國回憶，欽本立去世前一直處於被軟禁、被監控的狀態。有安全人員守著，人們很難去探望他。他去世時，醫院裡里外外圍滿了武警，前來告別的同事無法進入。「特殊的」告別儀式因此而特殊：悼念的人們被切斷了去見他最後一面的路。
欽本立的擦邊球
欽本立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曾用「打擦邊球」來比喻自己在職業生涯中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運用到當時所允許的最大限度的實踐。
後來，他又向美國之音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應當承認，中國新聞界長期存在『輿論一律』的束縛，有些限制不盡合理，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與一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政府官員對新聞自由的認識有關。正因為此，新聞界才有不斷突破框框、突破禁區的任務，才提出了新聞改革和制定新聞法的問題。顯然，這需要時間，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導報》堅持有利於改革與開放的基本原則，把握住一個『度』，即把我們的報導推進到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把握住一個『時機』，即隨著對新聞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及時擴大報導的範圍和深度。」
在八九年欽本立被停職後爆發的新聞工作者與學生的示威遊行中，有人舉起來一塊橫幅，上書，「我們都是欽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