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irchTree｜習近平的閱兵式，是對世界和平的真威脅
202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中國在北京舉行了異常大型閱兵儀式。
此次閱兵共有26位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其中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等。沒有任何一位西方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因此，有網友評論認為，這場閱兵活動更像是中國在集結一場反西方力量的大聯盟。更有海外網民將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的同框稱作是「中俄朝新軸心」、「邪惡三巨頭」……
對於這場「法西斯紀念反法西斯勝利」的閱兵活動，時事通訊平台Substack上一名署名為BirhTree的作者發布評論文章《習近平的閱兵式，是對世界和平的真威脅》。
閱讀原文請訪問作者BirchTree的Substack頁面
文中節選部分寫道：
在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的2025年，在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在北京高調同台」慶祝「的時候，所有人去了解這段歷史非常必要。因為相聚北京的這三個政權是當下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場表面上為了」慶祝和平」的盛大儀式，發生在中國經濟凋敝，失業率暴增，民不聊生的當下，是中共面對現在內憂外患的一個政治秀場。這後面的中共的政治操弄，也需要更多人能看懂。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段歷史，和為什麼中共前70年沒有「慶祝」
沒有中共的抗日戰爭
在亞太戰場上，對戰勝日軍起決定作用的是美國，付出最大犧牲的是中國。但這個中國不是1949年成立的中共的政權，是中華民國。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苦撐8年，用上千萬人的死傷撐到了和平的一天。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是一隻反政府武裝，躲在陝西邊遠地區窯洞裡，制定的是721方針，就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也就是借著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日，發展自己的武裝。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日之間共發生了22場雙方兵力超過10萬人的大型會戰。這些決定戰爭走向的會戰，都跟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沒有關係。
整個8年抗戰中，中共發動的唯一能被稱為「戰役」的主動進攻，只有1940年的「百團大戰」。戰後，軍事首領彭德懷，因為暴露實力、違背了黨中央「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方針，而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而且在後來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百團大戰」被重新翻出作為彭德懷的罪證：毛指控彭「為個人榮譽發動大戰」「給根據地帶來嚴重損失」，甚至說他「給日本人送刀子」，說他當年的抗日是為「反革命行為」。彭德懷在文革中被殘酷批鬥、長期關押，身患癌症卻得不到醫治，最終於1974年12月病逝。
被日本軍國主義」成就「的中共政權
從彭德懷的命運可以看得出來，中共並不想」抗日「，否則也不會說彭德懷因為「抗日」而是「反革命」了。但中共的確是抗日戰爭最大的受益者。
1945年8月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約70萬人向蘇聯紅軍投降。蘇軍迅速進占東北，繳獲了極為龐大的軍需物資，包括坦克、飛機、大炮、輕重機槍、槍械、車輛、彈藥、糧食等，可供數百萬軍隊使用。隨著美軍登陸朝鮮半島，史達林考慮到蘇聯利益，逐步把一部分武器交給中共，以牽制蔣介石。這些裝備使得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度成為中共裝備最精良的部隊，中共也從一個小的反政府武裝長成為可以和國民政府軍對峙的武裝力量，並最終在1945-1949的內戰中取勝。
所以中共是非常「感謝」日本的，首先通過日本對華戰爭消耗國民政府和軍隊的力量，然後自己又接收了關東軍可以武裝百萬軍隊的裝備。所以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1977）這本書里引述毛1950年代對日本人的談話：「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也許不能那麼快奪取政權。」
不被慶祝的「勝利」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40多年，慶祝「抗戰勝利」是件尷尬的事。毛鄧時期的很多人都是親歷者，知道「抗戰勝利」是靠美國和他們的「敵人」國民政府取得的。不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是趁國民政府被戰爭削弱，自己奪取了政權的得利者，是這場戰爭最大的「受益人」。
所以前幾十年中共官方高調慶祝是內戰勝利，從「2萬5千里長征（其實就是被政府軍追得逃跑）到「（對國軍的）三大戰役」。北京每年10月1日是最大的慶祝日，慶祝他們奪取政權。而對於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官方很少提及。因為如果他們高調慶祝抗戰勝利，可能會「暴露真相」。多少有點有常識的人就會想：抗戰期間中國的合法政府是誰？肯定不是中共政府。是誰在正面戰場上抵抗了侵華日軍的主力？肯定不是中共的軍隊。
「抗戰勝利」作為政治工具
1991年，中國國務院把9月3日確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當時的背景是1989天安門屠殺，中共用軍隊和坦克殺戮學生，很難在國內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於是他們訴諸永遠好用的工具：民族主義，樹立一個新的敵人。而最方便的敵人就是日本了，於是和日本相關的宣傳基調從80年代的中日友好，轉向打反日民族主義愛國牌，宣傳喉舌重新把抗戰和釣魚島拿出來炒作。
其實中共自成立以來，所有操作都是基於當下政權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和歷史事實以及邏輯無關。這是很多西方國家的政客和學者理解中共的難點。
到2014年中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把9月3日確立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當時在習近平的「中國夢」里，操縱民族主義的反日和「愛國」情緒已經成了定期上演的政治表演。於是在這種新的政治需要下，習近平在2015年做了第一次大閱兵，10年後再來一次，而且規模更大，規格更高，還重金請來了倆大獨裁者。
所以劉宗坤評論這次閱兵是，「一層被精心編排的政治光環」，是中共政權「一步步把那場不屬於自己的勝利，篡改成了為自己權力加冕的政治儀式」的無恥行徑。並引用130年前中國的大翻譯家嚴復的話：「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80年，慶祝什麼？
反法西斯戰爭結束80年，當然值得慶祝。但問題是，慶祝什麼？
1945年的中國是」勝利者「，是不是2025年的中共就是」勝利者「的代表？就可以代表」正義的一方「去「慶祝」？日本當年是1945年的戰敗國，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就永遠都是罪人？鳩山由紀夫是日本人，是否就可以代表日本在北京」謝罪「？這裡面有太多的偷換概念，而中共是偷換概念，操縱語言構建表象為自己政治目的服務的高手。而他們不需要事實，只需要表象。
破除這些中共精心打造的表象，我們就很容易看到，雖然1945年的中國是「戰勝國」，但中共1991年以來利用民族主義情緒的操作，和1930年代日本極右翼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的內核是一脈相承的。納粹的意思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和中共宣稱的「社會主義」也並沒有什麼兩樣。
中共通過幾十年的極權統治，在中國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權災難，在2025年的中國，養老，醫療都沒有保障，大量企業被掠奪性的經濟和政治迫害逼得倒閉的時候，習近平拿出巨資做大閱兵。而當他和和另外兩個獨裁者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時候，儼然已經是是新時代的」軸心國「。普京已然是侵略者，中共政權窮兵黷武，在亞太製造衝突，擁有核武的北韓政權是人權的地獄和黑洞。他們這次以「和平」為藉口的軍事秀，才是對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脅。
普通人能做什麼？
首先，普通人要明白，發動戰爭，永遠是政權得利，普通人遭殃的。普通人要麼因為被政權的洗腦成為戰爭機器的一部分，要麼是槍炮下的家破人亡。無論是當年發動戰爭的日本還是德國，還是現在的俄羅斯，都是一樣的。
其次，普通人要警惕和排斥的，不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籍的人，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他人即敵人」的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在習近平的「中國夢」里，在普京的「帝國夢」里，也在美國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里，在日本的「日本第一」里。優先發展自己當然沒有錯，但是如果前提是「別人」都是「敵人」，那麼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終究會滑向戰爭和災難。
我們如果有敵人的話，是製造這些思想的政權，他們的暴力機器和輿論機器。而我們最好的武器，就是了解歷史真相，獨立思考，和持續發聲。
二、不明白播客｜對話重慶反共標語事件當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國情人節七夕的晚上10點，重慶大學城的一棟大樓外牆，忽然出現投影的巨幅標語。標語內容包括「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打倒紅色法西斯推翻共產黨暴政不要謊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產黨下台」等，投影持續了約50分鐘，最終被警方鎖定位置關閉設備。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請到此次標語投影事件的行動者戚洪在 YouTube直播對話，戚洪因為安全考量並未露面，但表示已於8月20日離開中國，與家人一同前往英國，29日當天是遠端操作投影。原本有點擔心計劃失敗，而且面對「龐大的暴力機構」還是有所擔憂，但沒有預料到事情發生後會有如此大的反響。
戚洪在直播中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出身重慶山村，16歲輟學後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動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對待，甚至被看守所關押和凌辱。2006年後他靠電商創業改善了生活，在北京買房買車，表面過上中產階級生活；但2019年後，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問題，對中國社會徹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橋事件」的彭立發、白紙運動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橋標語事件的啟發，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聲吐露出來。他同時強調自己並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較為「行為藝術」的方式表達心聲，點燃一些大學生心中的「火種」。
三、大聲｜時事評論家長平專訪（1）：籠子裡的中國與其說缺少自由，不如說缺少對籠子的反抗
近日，華人自由創作社區大聲（大聲- Dasheng）發布對時事評論家、媒體人長平的專訪視頻。
在與大聲主播吳薇的對話中，長平對過去「長平的三十年」與「中國新聞的三十年」進行描述與總結。他這樣說道：
1998年，當時我和作家、媒體人錢鋼幾乎同時加入加盟《南方周末》。當時《南方周末》編輯部有一台傳真機，那時雖然有了電子郵件，但是傳真機和信件還是主要的通訊工具。那台傳真機一直就開著，從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時候。那它在幹嘛呢？它在接收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聞線索的、有鳴冤叫屈的、有讀者發來意見的，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國各地記者的投稿。當時很多重要的新聞，各地的本地媒體都不能報導，有些記者已經採訪了，寫了稿子甚至已經編好了，然後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壓力不能發表，他們就投給《南方周末》。也有同行專門為《南方周末》寫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發表一篇文章，發表文章對作為一種職業榮耀。這個《南方周末》的編輯在缺稿或者手頭稿子不太滿意的時候，就起來走到傳真機旁邊轉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時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發出來。
所以我當時就說，《南方周末》是全國記者一起做的。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可以細聊。有一天，這個錢鋼他剛來不久，他就盯著那台傳真機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說：「要把它保存好，這就是歷史。」可能因為他寫過《唐山大地震》，對這些歷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們並非不能理解「這就是歷史」，但是我們當時的關注點都在當下，都在忙著記錄別人的故事，中國社會轉型的大歷史。同時我們也年輕，就覺得這樣對待自己有點太自大，有點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對錢鋼的話覺得有點驚訝，甚至笑出聲來。對，但是今天回頭看，那台傳真機真的就是歷史，中國新聞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歷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沒有人把它保存下來。
那天我們在通話中，你也談到這個觀點。對，你說我們一直都在記錄著別人的歷史，有時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就在親歷歷史，就是歷史的參與者，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很贊同。這些年來我也逐漸開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過去的經歷，我寫過的文章。對，在德國之聲，我甚至在「長平觀察」時評專欄之外，還新開了一個欄目叫「長平漫遊」，就寫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遊歷。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想到一個更好的例子，下次我們有機會可以再講。
再回到你的問題，就怎麼看長平三十年和中國新聞三十年的關係。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就是一台傳真機，也許還是一台裝了 AI的傳真機。因為我不只是接收記錄，還會思考。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就在中國的官方敘事中，包括我工作過的一些媒體，比如《成都商報》、《南方周末》，他們的官方歷史中，因為有些時候他們會做什麼報慶多少周年，幾十周年，會寫一些官方歷史，在他們的官方歷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發表在微信公號的抗爭者寫下的記錄里，也許是有中國新聞的三十年，但是並不存在長平的三十年，就跟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裡描述的情景一樣，長平是一個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號。如果說當年《南方周末》辦公室那台傳真機可能因為我們的忽略，沒有能夠作為歷史文物保存下來，那麼長平的消失則是人為的審查、刪除的結果。
長平還談到他接受這個訪談的第三個原因，跟他在中國媒體長期工作的主題有關。那就是在歷史敘事中，發掘個人歷史、個體抗爭和個體的價值。他說：
這個我在一些文章中做過回顧，就是我在中國的宣傳中，一直強調集體敘事，或者歷史的宏大敘事、集體暢想。從一開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體中的很多同道，我們的一個價值立場，就是堅持個體立場、堅持個人價值、記錄個體歷史、警惕時代洪流的裹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