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十年前，我們幾個孫先生的學生相約去孫武臣先生家看望先生。先生見到我們非常高興，談笑風生。幾十年前的往事回憶起不少。但談到文革中的一些慘劇，氣氛一下低沉下來。特別是1966年發生的那起初中二年級一個女孩被活活打死之事，揭開我們心底一段不堪回首的慘烈回憶。
先生在其《質疑》一文中詳細地敘述了此事，四十多年以後仍然充滿悲憤地寫到：作為教師不能救助被害的學生，心中只有悲涼。
出事的那天下午，我恰恰目睹了那慘劇的一幕。
那天下午一點半左右，我與往日一樣，騎車來到學校。當時進校門向右，順南牆就是一排自行車棚。我把自行車推進車棚，鎖好。準備去教室時，看到東邊那一排平房教室前，有一群同學在一間教室門窗前向里張望。
好奇心誘使我也跑了過去。擠進人群，從敞開的窗戶看到室內的課桌都被雜亂地堆到東牆。空出的地方只擺一排四五把椅子。椅子上躺著一個女孩，汗衫已經破碎並濕漉漉地貼在身上。屋子裡還有兩個身穿軍裝的女孩，手裡攥著軍用皮帶。
可能是看到圍觀的人多了，激起了她們的表演欲。她們衝著人群甜甜地一笑，真是「甜甜」的。以致四十餘年後，我仍然對這種青春少女本應給人美好的感覺，打心底恐怖。然後，她們回過身，掄起皮帶，狠狠抽打躺在椅子上的女孩。
四周靜靜的，只有揮舞皮帶的風聲與打在皮肉上的聲音，被打的女孩，此時已完全喪失躲避的能力，皮帶好像就打在一個物體上一樣，沒有反應！
兩個打手命令女孩站起來，女孩晃晃悠悠地站起來，頭轉向窗戶。一雙無神的眼睛，空洞地望著窗外，無助、絕望！皮帶仍然一刻不停地抽打，露在破碎衣服外的胳膊和身上皮膚，已是醬紫色。她忽然發出一聲悽厲的非人的呼嚎，然後又倒在椅子上。
我逃也似地離開了。
據說：這個女孩當天下午被打死了。
事情已過了四十餘年，那短短的幾分鐘，成為我終生難以擺脫的噩夢。那皮帶的呼嚎，從沒有在我耳邊消失。那雙絕望、無助的眼睛，那醬紫色的胳膊也歷歷在目。所以，我也深深地理解先生何以一聽到《紅燈記》旋律，就加劇了那種驚悸的感覺。
同是十四五歲的女孩，居然生生將同學打死。殘暴的獸性，實在使人不能理解。潘朵拉的盒子打開，獸性被釋放。這固然是那個時代使然，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原諒自己。
我們班也曾在南河沿抄家中，將一名母親打得背部體無完膚，並毫無人性地命令她的孩子，用涼水澆在母親的身上。我們也曾在烈日下命令教語文的舒老師在地上滾爬。我們更曾在我們的教室中用煤鏟，暴打一名跪在地上女教師的頭。
按說，青春的美好，應是最美的回憶。可我們的青春，卻充滿這些可怕的場景。其實，正如先生所言：受難者，以淡忘為好！但加害者呢，我們至今沒有聽到加害者的任何懺悔和道歉。我們以讚賞的目光看待德國總理，在二戰受難者紀念碑前的下跪。我們厭惡日本人，對於自己的罪惡的漠然。可是，我們對自己身邊的獸行，卻有意地淡化，力圖給後人和歷史一種從未發生過的錯覺。
隨著改革開放時間的推移，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那些慘烈的事情，就曾經發生在今天朗朗書聲的校園。暴行，已被塵封。並將隨著親歷者的老去，而帶入墳墓。一個不能從歷史中接受教訓的民族，一個不懂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因此，這不僅是受難者的悲劇，更是中國的悲劇、歷史的悲劇、我們民族的悲劇！
記得在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班也曾開過一個批判先生的會。其間，我也曾發言，所說何事早已不記得了。無過乎批判「師道尊嚴」和「封資修」之類，估計先生也沒有往心裡去。可時至今日，我還是要對先生說聲「對不起！」
遲來的道歉，並不是故作高尚的姿態，實為放下壓在心中的包袱。讀過先生此文，又聽先生關於政協禮堂之爭的敘述，深為先生的骨氣所折服。
先生在另一篇《走進平靜》中，抒發了淡泊平常、與世無爭的願望。如今，先生已經仙逝，我們這些當年的青少年，已進入古稀之年。一切歸於平靜，這就是夕陽的幸福。讓我們共同祈禱祝願，中華民族的百姓都能過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吧！
另外，五十三年後，我才得知受難者的名字：林永生。現在，讓我把此文獻給這個苦難深重的女孩吧！希望這種災難永遠不要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再現。
於2019年8月修改整理
附註：
我的中學（北京27中）語文老師，是孫武臣先生，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後曾任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文中提及的兩篇雜文，是多年前探望先生時，談興所致，向先生索取的，不知是否公開發表過。《質疑》是針對那幾年社會興起一陣重新排演《紅色經典》之風，對一些現象的感想，其中一段涉及在1966年8月的所謂紅色恐怖之下，在我的中學被打死的無辜女孩林永生，講到先生當時被關押在一間教室內，聽著學生的慘叫而無法伸出救援之手。《走進平靜》是退休之後，先生回歸與世無爭的平靜生活，表達了其所感受的愉悅。
孫武臣先生《質疑》節選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我任教的那所學校的紅衛兵揪出一個初中女生，理由是在操場開批斗大會時，她將一張報紙（那時的報紙哪一天不重複千百次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稱謂？）當作了「不該坐」的墊紙。原本出身「黑五類」的她，有了這等「侮辱」偉大的行為，豈有不扣上「現行反革命」帽子的！於是押至樓前空地批鬥、毒打。
當時，老師被關在樓上，雖然不能窺望到樓下的傷心慘目的血腥，但皮帶抽打聲伴著大喇叭傳出的《紅燈記》唱段和那女生一聲聲悽慘的呼號卻能清晰聽到。那呼號先是一聲比一聲悽厲，令人毛骨悚然，隨著夕陽投在玻璃窗的光線愈來愈暗，終於消失，那呼號也愈來愈低弱，也終於沉寂下去……屋子裡的我們相視無言，相對無眠。半夜下起了雨，作為教師不能救助被害的學生，心中只有悲涼。
第二天我們下樓去樓後的食堂領飯，看到那女生仍躺倒在樓前的水泥地上，身上蓋著一塊不能遮蔽全身的藍色塑料布，雙腳外露，只有一隻腳還穿著黑布鞋。直到中午再去領飯，才不見了那女生的遺骸。後來知道是食堂一位師傅在夜雨中為那女生鋪蓋了那塊塑料布，也是他打電話給火葬場要來了車，「送」走了那個呼號而無助的女生。
更加駭人聽聞的是那位師傅說，在那女生奄奄一息之時，有幾個紅衛兵（也是她的同學）竟把碎玻璃碴兒撒在她雙睜的眼睛裡！啊，獸類尚且有些許人性，而人類人性惡起來怎麼比獸類還獸類呢？這令人髮指的一幕如同夢魘一般，在我的腦海里成為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甚至簡直成為不可癒合的一道傷痕，每逢聽到《紅燈記》的音樂、唱腔，就更加劇了那驚悸的感覺。我一直極力想把音樂戲曲與現實慘劇二者分離，但感覺硬是把二者緊緊地拴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