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季婭的這一本作品選，書名就叫做《捍衛記憶》（藍英年、徐振亞譯，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很切貼的書名。利季婭，這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她有太多的記憶，有太多的必須捍衛的記憶。
當布爾什維克黨開始在俄國掌權的時候，她是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到了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被取締的時候，她還健在，五年之後才去世。她親身經歷了布爾什維克黨七十四年的統治。她的丈夫就是1938年死於史達林的大清洗之中。
她的反映大清洗之恐怖的中篇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裡就包含有她親身經歷的回憶。她說："這是寫三七年的小說，寫於三九———四○年，是在監獄門前排了兩年隊後隨即寫出的。它真實的見證價值無可置疑。"（65，註：引文後面的數字是原書的頁碼。）可是這樣反映歷史真實的作品很不為上峰所喜。他們"決定從歷史中，從幾代人的記憶中，刪除所發生過的一切。就讓凍土默默地守護著死者，就讓暴風雪掃平墳頭，就讓風兒為他們哭泣。但不是人的話語。"（71）"最後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他們"算計得十分精明。堅定地執行剷除記憶的方針"（72）。既然有人在執行剷除記憶的方針，當然就會有人出來捍衛記憶了。
這個"剷除記憶的方針"是怎樣執行的呢？書中舉了許多例子，例如：
1957年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喬治亞詩人季參•塔比澤的條目寫道："他是蘇聯人民偉大事業的熱情洋溢的歌手"，而喬治亞另一名詩人保羅•亞什維里的條目寫道："詩人謳歌充滿英雄氣概的創造性勞動"，寫得不是很好嗎？但百科繞過兩名熱情洋溢的歌手的死亡。名字下面的括號里標明他們的生卒年齡：
1895--1937。兩個同齡人。他們可以相互呼喚："我親愛的兄弟，我們都是詩人，命運相同。"
1957年，即他們死後二十年，二十大後的一年，蘇聯大百科全書已向讀者隱瞞他們的命運，還能怎樣？塔比澤1937年被處決，亞什維里被逼自殺。（73）
又例如，《俄國詩人叢書》出版了曼德爾施塔姆的《詩集》。在迪姆希茨的前言仲介紹了詩人的經歷，到過些什麼地方，在克里木、莫斯科、彼得格勒、提比里西、葉里溫、羅斯托夫、彼爾姆和阿布哈茲這些地方之後，他來到卡馬河上的小城切爾迪尼，最後來到沃羅涅日。可是不說切爾迪尼和沃羅涅日是曼德爾施塔姆的流放地，而曼德爾施塔姆是在關押期間死的。這些事情序言作者卻隻字不提。曼德爾施塔姆不是死亡，而是經歷監禁、流放、轉押，最後在勞改營中被殺害的。利季婭說："詩人的詩在祖國出版要付出歪曲詩人傳記的高昂代價。"
就這樣，隱瞞真相製造謊言欺騙公眾。利季婭說："謊言對社會毒害到何等程度，可與之相比的只有軍隊使用的毒瓦斯。"（65）。
利季婭反思她自己："不久前我還是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蘇聯作家。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我是集體謊言和集體沉默的同謀。"可是現實終於使她醒悟了，寫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記錄了喪失理性的社會。這書的出版經歷了多少艱難！她回憶說："在我的文學道路上，按編輯的要求，我多次讓步，沒在報刊上對讀者傾吐我的肺腑之言，最重要的話！像所有蘇聯作家一樣，我在書報審查所允許的範圍內發表作品。在這個範圍內文學家必定變成計算器。同意讓步，允許你說你覺得最重要的話。不讓步，就什麼也不允許你說。計算一下，怎樣做才更合算。我一度成為計算器：計算過，並得出結果。"（76）在這樣計算的時候，她有一條底線："我對自己的文學操守暗暗發誓。在記憶與遺忘默不作聲的鬥爭中，在頒布通告強迫人民遺忘的行動節節勝利的時候，在對記憶進行迫害，越來越多的犧牲者的名字作為毒草從前言和後記中刪除的時候，我更加堅信自己做出的決定：我永遠不允許編輯，不管出於什麼崇高的目的，從我的文章和書中刪去哪怕一行悼念犧牲者的文字。"（80）"在罕見的情況下，出版社還與我聯繫或對我抱有善意，答應看我寫的東西。他們建議我刪除某頁、某半頁、某段或某句，在我刪除某句或某段後，作品將發排、出版，也許還受到讚揚。但一提到刪除犧牲者的名字我便斷然拒絕。"（81）
這裡可以舉幾個實例：1964年7月馬爾夏克去世了。我的回憶錄收入蘇聯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的馬爾夏克紀念集。一天（大約1970年秋天），文學理論評論部打電話通知我———女助理編輯親切的聲音———回憶錄已經發排。第二天，同一個親切的聲音在電話里通知我，回憶錄確實發排了，但索洛維約夫（卡爾波娃同志的副手）提出刪除半頁。（81）
卡爾波娃是該社總編輯、社長列休切夫斯基的第一助手。要刪除的有兩段，寫的都是有關1937至1939年，馬爾夏克為他的某些被捕並消失的同事站出來說話的事。文學理論評論部主任科紐霍娃給利季婭打電話，勸說她刪去這一頁或語氣改得"緩和"些。她拒絕了。
1966年兒童讀物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請利季婭為米爾奇科三十年代寫的童年小說寫序言。米爾奇科革命前是鏇工，蹲過沙皇監獄，流放到西伯利亞過。十月革命時期作為維堡區的代表擔任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委員，後來是列寧格勒機械廠的副廠長、苦役政治犯協會委員。他是講故事的能手，在編輯部給我們講述了他的經歷，迷住了編輯部。他寫的童年小說的一章發表在列寧格勒雜誌《篝火》上。當年利季婭就是這部作品的編輯。1937年米爾奇科被捕，死在監獄中。現在出版社要求她為現存的手稿寫前言。
我寫完前言，按時寄給出版社。我在前言中主要寫米爾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機械作坊舉輪子，他與馬爾夏克結識，但也寫了他被捕。編輯部對我的序言很滿意，小說連同我寫的序言馬上發排。
1966年4月末，將近午夜12點的時候，別列傑爾金諾別墅的長途電話響了。
兒童讀物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社長莫羅佐夫請我接電話。他說喜歡我的序言，非常喜歡，但要求刪去一段話。
"哪一段？""您知道我們是為兒童出書的出版社，不應用過去悲慘的回憶在他們生活中投下陰影。"
投下陰影的這段話是這樣的："1938年2月米爾奇科被捕。馬爾夏克所創建的編輯部全體職工被驅散：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開除。"
我對社長說，米爾奇科的書是為青少年而不是為嬰兒出版的，及時讓他們知道父輩和祖輩的經歷是十分有益的。
"我們做不到，"社長回答。出版社寫信給利季婭，說是"您不肯從您為米爾奇科小說《斯喬普卡的童年》寫的前言中刪除一個段落和另一段落中的一句話，作為編輯我深感遺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請您為讀者著想。您拒絕發表前言，使讀者失去閱讀小說連同與小說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快樂。"利季婭回信說：
我與您（出版社）爭論的不是"一段話或一個句子"，而是人的鮮血和人的話語權。你們準備出版的書的作者米爾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摯友，黨員，來自人民中間的人，老工人，參加過兩次革命的活動家，在史達林獸行肆虐時期，同千百萬無辜犧牲者一樣，被野蠻殺害。下一代，犧牲者的子孫需要不需要知道這一切？
我確信必須知道。不僅要籠統地講，還要通過人的命運的實例講。這是活下來的人的義不容辭的義務，他們的崇高的事業。
承蒙您誇獎我的前言"寫得很好"並"很需要"，但如果我不刪除提到米爾奇科犧牲的地方，您就拒絕刊登。然而不提米爾奇科之死，"寫得很好"並"很需要"的序言馬上就會變成虛偽的，因而也是壞的和有害的序言了。您提到應為新的一代人，為新的讀者著想，可他們需要的是真相，不僅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真相，即米爾奇科在小說中所寫的時代，還需要告訴他們本世紀幾十年的真相，在這幾十年裡，正是現在的青少年的父輩和祖輩犧牲的年代。人們早已知道，真實的祖國歷史是教育青少年一代最好的教材。我從未忘記讀者，像您設想的那樣：正是因為在他們面前的責任感不允許我歪曲真相，而這也是您所要求的。
書中利季婭提出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判別式："對待我國歷史上史達林統治時代的態度，現在是衡量一個作家人格和創作成果的標準。"（80）
利季婭拒絕參與消滅記憶，她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書中有幾處寫到她對"作協"的看法：
作協從來不保護自己的會員———召到作協是為了懲治他。（112）
作協書記處和克格勃大樓是兩個兄弟的單位，但這種血緣關係通常遮遮掩掩，起碼沒有公開展示。"創作協會"仿佛不僅創作書，還製造冤案和懲處無辜。(158)作家作協早應改名為與文化不沾邊協會了。我們把作家協會從文學中開除了。（172）
蘇聯作家協會會員格奧爾吉•弗拉基莫夫1977年10月10日寫信給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說作家協會曾經是、現在仍然是高居作家之上的警察機關。信中說：
這就是荒謬的極限：寫出的書沒人讀、賣不出去的作家掌握著擁有讀者、書一出版就一搶而光的作家的命運。空話連篇的平庸作家塞滿理事會、書記處和各委員會。他們早已喪失歷史感，只渴望儘快發財。這種欲望永遠得不到滿足和遏制。我留在這片土地上，但決不與你們站在一起。我不為自己，而為被你們開除的所有人，"處理的所有人"，消滅和遺忘的所有人，儘管他們沒有授權給我，但我想他們不會反對，我把你們從我生活中開除。我覺得，少數有天才的優秀人才參加作家協會是偶然的和被迫的，我今天為離開作家協會向他們道歉。明天他們會明白，警鐘對我們每個人都敲響了，每個人都應傾聽警鐘：在開除自己同事的時候，每個人都是迫害者———儘管我們沒有動手，但用自己的聲譽、威望、沉默支持了你們。
你們承擔起平庸之輩的重負，千方百計地迫害同事吧，壓迫他們，迫害他們，不要放過他們。但我不參加了。退還1471編號的作協會員證。（173）
他是表示，不僅把作家協會從文學中開除，而且"我把你們從我生活中開除"了。
在利季婭去世十年之後，俄羅斯出版了她的五卷集，表明那些人剷除記憶的努力收效甚微。
